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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二章3

   
   
   
   
   


   (101)
   
   中国的命运真是倒霉到了奇特的程度:
   
   当中国隆然跪倒在欧洲脚下的时候(1919年五四运动是其标志)──欧洲巨人的泥足自己却已崩裂了。当欧洲的没落已经表面化──中国人才开始倾心于欧洲的主义,这说明中国模仿欧洲的努力注定了要半途夭折的,甚至无法达到日本那样的成功。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吗?这种命运,也是可以通过实证来说明的。
   
   中国社会在其转型过程之中的危机,是过于深刻了。它像一道无法填补、难以逾越的鸿沟和裂罅──横亘在我们面前,向我们发出放肆的挑衅。我们却在它面前惊恐不安;切感自身脆弱与无能,幻灭感不断袭来……
   
   一种深切的沦落感、彻底的空虚感,正在侵袭每一个中国的心灵,使之丢脸,并蛀空它。这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这是中国民族的生存危机───精神危机不过是它的一种自觉状态、一个小小的侧影而已。
   
   虚幻的、超人世、更需要诉诸人类宗教本能而非政治本能的“上帝”──已无助于平息这场危机了。
   
   我们需要真实的上帝来到人间,来到中国,来到我们身边!帮助我们架起一道通向“彼岸”的桥!
   
   谢谢命运!我们并不要求一座宗教上通向天国的桥,我们只要一座政治上通向未来的桥。这个卑微的愿望可以满足吗?
   
   (102)
   
   中国不需要“截长补短”。中国需要的是“裁短续长”。
   
   为了让有的人患上肥胖症;就必须有人饿死。这样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为了一个江洋大盗的厚黑学也能悬诸清史、甚至成为道术,就需要有人成为他的牺牲品,甚至需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没有等差就没有文化。没有“不公道”就显不出“历史的规律”、“上帝的意志”。
   
   试想:把一只健康的眼睛摘下,装到一个瞎子的眼眶里──这里既有了伟大的坚忍精神,又有了硕硕的文化果实,还有了某种残酷的趣味。其实,所有这些说词仅仅是因为:那个健康的眼球属于一个“无价值的穷人”或“即将处决的反革命分子”。这两者在不同的社会,其实是一个意思。
   
   (103)
   
   欲建立道德,必先建立神话──因为一切道德都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如果一种神话体系被“启蒙主义”所摧毁,由它而兴起的道德体系亦将濒临崩溃。
   
   现代中国的灾难之源就是古代神话的破灭和现代神话的缺席。新神话的缺乏导致新道德的难产,新道德的难产导致新社会的涣散。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最重大的使命,因此就是创立新神话和信奉新神话,从而创立新道德、建设新社会。并以新神话的原动力,来推进中国荒废已久的百业。
   
   (104)
   
   文明创造者往往能够激发强有力的神话,而且是能被绝望焦渴的大众所信仰的神话。这样他就为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结构,同样也为新文化的生长,提供了持久的基础。神话只能建立在某种敬畏之中。恕我直言,一种神话的有效程度,是与其体现的压抑程度成为正比的。神话来自希望,而它的希望就是忍受苦难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的起源。
   
   (105)
   
   人群不能不组成社会,社会不能不基于秩序,秩序不得不仰赖法律,法律不得不借助道德,道德不得不从神话的精髓中派生出来;所以,神话不仅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根本命脉,也是一切文化得以诞生、成活、培育、发扬的精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任何文化,一旦从神话的活壤中“解放”了出来,“启蒙”了出来,这种文化的气数也就走到了尽头了,枯萎的命运指日可待,这种文化终成失去血气的木乃伊。我们的人生,是依靠假设和预期存在的!谁的人生又非如此呢?
   
   (106)
   
   道德不可以堕落为“主义”,宗教不可以沦为任何来源、任何意义上的“政治理论”。假设和预期不可以一一加以论证和兑现。道德乃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是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有机体系。政治的理论与“主义”只是道德与宗教的工具,而绝不是道德本身。用政治理论来代替道德,是喧宾夺主,只能带来深远的恶果。而失去了宗教内容的道德,最终也只能流于利害的权衡。
   
   (107)
   
   中国革命如果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果,必将体现为新道德体系以至新宗教体系的建立。那时,姗姗来迟的“中国人”作为世界道德的展现者们,才能影响文明的进程。他们的的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作为有机体系在中国形成,中国对于世界影响才可能持久。
   
   (108)
   
   一个“盲信者”,若无其超等慧眼作其先导,岂不是要翻下深渊吗?一个“梦游者”,若无其神明赋予的超声波,会得到什么结局呢?所以,未来在中国肆行复古主义并以此获得了辉煌胜利的人,一方面是个“不知饜足”的人,另一方面又有上天恩赐他的超等感应,知道什么地方是他的界限……他甚至可能是不自觉于这一点的,但事实上只能如此:复古主义只是被作为一种创建新的生活方式的工具、创造新文化结构的招贴来使用的“蛊感性的宣传”──它决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目标”。
   (109)
   
   《礼经•经解》曰:“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由此可见,天子是上天意志的代表或叫自然律的应合者、人类最高精神状态的体现者。天子因此沟通天地人,并超乎一切的人与物。甚至可以说他是“非人形的天道的人形体现”。
   
   一个兴旺辉煌的时代,理应是天子居于天子之位的;一个停滞腐朽的时代,必然是暴君尸于天子之位的。如果真命天子一生都被压在非人境地,他不仅不能为王,甚至连表达天命的机会都不可企及。这样的一个社会,就会迎来一个革命的甚至毁灭的大时代。天命的启示于是说,推翻那具腐朽的却又十分沉重的尸位,为此不惜流血飘杵。真命天子的出现,将给这个血腥的世界带来秩序与光亮。光亮是天子与生俱来的功能,否则如何与天地参?否则如何德配天地、兼利万物?
   
   秩序的得来是不易的。秩序的建立需要力量,需要物质的实力,而不仅仅是精神力量。因此,天子之光的普及世界,结果就是秩序的诞生,而新的秩序又以天子之光催化民众、催化物质力量的运动,来实现。天子王霸兼备。光是王道,王道不能必然带来秩序,霸是王的后盾,王是霸的归宿。
   
   真命天子之所以“与天地参”,因为他是与天地同德的人。这主要在于他的兼利万物,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一己之利而活着,不是为自己的肉体及欲望而活着;他是为了那被他独特的眼睛看到的神秘天命、那默默无语却昭然若揭的历史趋向,而活着并奋斗的。一个超越的意志,一种不甘毁灭的思想……
   
   天子必须兼利万物,他必须是一个圣人即“听着与说者(耳口王)的合一”、“思想家与行动家的完美结合”。只有这样,他才能兼利万物。兼利万物是一种修养,兼利万物的修养是为了兼利万民。天子不存偏袒之心,更无偏袒之行。他的一生是为兼利万民而来,整个社会的和平与幸福在他的身上得到体现。他不是为了一个集团、一个阶级、一个民族而来的,否则怎能称为天子?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子无偏无袒,成为天下王,实现“天下国家可平也”的宏图,实现礼制的世界秩序……是其天命。
   
   (110)
   
   《礼经•经解》又曰:
   
   1、“有治民之意而无其器,则不成。”
   
   2、“发号出令而民悦谓之和,上下相亲谓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谓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谓之义。”
   
   3、“义与信、和与仁,霸王之器也。”
   
   一个真正的创造者必须要有霸王之器,否则他将一事无成。如前所述,光不一定带来秩序,新的统治有待霸王之器,当然,霸王之器本身也体现了一种光,世界历史需要的光。
   
   和,不是一团未经分化的和气,而是“发号出令而民悦”。天子之和,在于他代表了历史的趋势、人心的背向、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和,就是社会的共振,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天子的号令既然能令民悦,当然不会遇到强烈的抗拒。因此就可以行仁政:仁,就是同化。上下相亲,不是上下勾结、互相利用,而是同舟共济、心心相印。上下相亲才会产生持久的力量。真命天子同化了人民,人民也就亲敬了他。
   
   信,在于给人民带来直接的利益,这使得人民可能爱戴天子、依附天子。
   
   (111)
   
   为什么古人一贯宣布上下相亲必须以义为基础,而不能以利为基础呢?以利为纽带的相亲,一旦遇到无利之时就会冰泮瓦解了。而以义为纽带的上下相亲,却能渡过无利的险滩而患难与共。一切事业都会遇到艰难险阻的,但以义连结的上下相亲所产生的力量会克服一切困难的。义的相亲比利的相亲具有更高一层的生命力。上不为利而为义者,方能取得最根本的大利,这道理是不言而谕的。
   
   义,对于天子而言是一种本能的力量。除去天地之害,也就是除去对天子和人民的有害之物。天子与天地参,又兼利万物万民,天子与天地、与万物万民变得同一。义对天子因而是本能,能除天地之害的义者,方能称为天子。天子是社会需要的雪里炭人,治民之意是其精神力量,霸王之器是其物质力量。
   
   (112)
   
   “天子”作为文明的创造者,是极为广泛、无所不在的生命原动力。把“天子”单纯政治化的倾向,包含着权力腐化、社会僵化的巨大的危险。这不仅会导向专制政治的“霸道”而非“王道”,而且会导致文明的僵化、社会的偶像化……现在,是结束这一个人崇拜的谬误的时候了!
   
   “天子”的庸俗化与政治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把世俗统治者、强盗出身的皇帝称为“天子”,这种僭越与篡夺把整个帝国时代的文明拖入了死胡同!
   
   现代人,从另一个极端重复这一谬误,他们批判天子就是专制君主,而中国一切灾祸的根源,就是对于天子的“个人崇拜”……其实,天子不是个人,天子是一种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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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12年04月2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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