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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囚禁的中国》第二章2

   (89)
   
   人,生而陷于奴役与不幸,因而人的精神才渴望自由。而当政治退化为某种刻板的生活模型之后,渴望自由的活力──就转化成宗教上的寻求。这是人类心理的一大奇迹。宗教之成为礼仪,宗教之成为精神压迫的口实……那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在一切宗教的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宗教怎样从争取精神自由的手段──演化变成了阻遏精神自由的工具。这种现象之发生不是由于“宗教本身的矛盾性质”使然,而是更深而不可根除地基于人性的矛盾中!


   
   善神与恶神的区别,只有在趋利避害的人看来才是重要的──二者终于殊途同归了。所以世上尽管有善恶两大力量,但同为太极之属性──诚如阴阳同为太极之属性。由于宇宙的终极善,所以“恶神”是不存在的,“恶”只是神或是太极用来实现其“终极之善”的一种手段!
   
   (90)
   
   现代哲人则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对生活已经到了一无所求的时候,他才可能真正得到幸福。热烈追逐到的“幸福”总是并不持久,更不牢靠。
   
   古老的哲学家们热衷于谴责“肉欲”,我自己也一度如此。但这种做法在生物学上却是一种大惊小怪:“肉欲”并不罪恶,只是微不足道。哲学家不应当去谴责群众的肉欲,而应当彼此争论甚至厮杀,以便提练出更纯粹的“精华”。
   
   (91)
   
   一个人的肉身需求是十分有限的,而精神的欲求则相对无限。无论东方式的“好事”、“坏事”或欧洲式的“圣洁”、“罪恶”──其极端表现都来自“精神的欲求”,而不是“肉体的欲望”──创造历史的并非“肉欲”,而是“精神上的贪欲”。
   
   许多群众其实是戴着王冠、盘踞高位、富于教养的,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精神上的浑浑噩噩。哲学的使命,不是战胜“群众的肉欲”──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哲学的使命仅仅是开启、洞照“灵魂的生命”,为“人类”熔制一小批特殊的精粹。
   
   (92)
   
   古代罗马的哲学家帝王自吹,只有“当不想统治(没有统治欲)的人成为最高统治者”时──政治才可能变得清明公正。拿这一标准去衡量,中国的“贞观之治”也许只是一个骗局而已,因为唐太宗的统治欲过于旺盛了,为此他甚至杀害了自己的兄弟、囚禁了自己的父亲。
   
   相对来说,在各种政体的“国家元首”之中,哪一种更加接近“不想统治的人成了最高统治者”呢?显然,是君主制。因为君主是以生来的方式继承的来,不是自己选择并且挖空心思谋求来的。除了像唐太宗那样通过政变上台的例外。
   
   (93)
   
   西周诸王大多是顺利继位而来的,只是其道德权威的丧失,最后构成西周灭亡的重大原因。随着诸侯国日益强大,间接统治逐渐让位给了直接统治,终致战国。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在我看来,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这是间接统治走向直接统治的堕落三部曲,而且日益严酷的统治,最后导致天下大乱、庶人横议。直接统治走向极端,秦始皇那样的暴政就会起来包揽一切、实行全面专政。
   
   (94)
   
   难道周人真的相信卜筮吗?相信卜筮,这不是与他们这个现实的、擅长政治的统治种族的本性正好相反了吗?我的答案是:周人并非殷人那样的卜筮迷信者。试看,在宁王出师夺取天下之际,都不顾出师之日的不吉利,而仅仅从现实的、政治的方面考虑,何况在其他方面呢?那么,周人又为何经常大谈其天命及其卜筮的灵验呢?我认为:答案是周人虽非卜筮的迷信者,却是卜筮的利用者!而在古代,“天命”与“卜筮”是不可分的;“卜筮”是作为“天命”的证据而被提出来并得到重视的。
   
   (95)
   
   中国历代统治者为什么要号召“圣人以孝悌治天下”?答案是:出于巧妙的间接统治策略。
   
   表面上看,提倡孝悌而非提倡忠义似乎对统治者不是最有利的,因为这无形中扩大了家族的权势、增强了家族的威望。反对者说──自从西晋颁布这一法令后,南北朝的分裂和家族的割据状态就不可阻挡了,因此推行这一法令可算是统治集团的极大蠢行。但是公平地说──当中央政权官僚机构的势力日趋衰弱之际,提倡这样一种新的伦理,还是有助于巧妙利用家族力量以达间接统治的目标的。这样的间接统治通过家族的自治,在社会的管理上非常省力,成本也低,同时还能维持一定的秩序;此外也给文化的发展留下了一些空间。
   
   (96)
   
   中国的家族有祖先崇拜,但在家族之间缺乏沟通的纽带。也许是基于社会横向联系的需要,日本的“神社”不同于中国“保甲制”和“居委会”的,而且神社还有治安以外的宗教职能,宗教可以发挥间接的治安功能,甚至比直接的治安功能还要好。这样可以把居委会的“政工性质”,变为神社的“教化性质”,比中国传统的“乡学”更能调动神秘感,又比“家族祠堂”更能调动社会合作。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社会整合,先不求多,只是予以鼓励辅导,让它在自由竞争中自然发展起来。
   
   未来得以主持中国社会改革的人们──最好重新学会掌握这一核心要义:“自治精神”。尽管“家族自治”不合现代潮流;但“社区自治”却与革新的要求并不抵触。而这两者之间,应该是能够互相转化的,而且必须完成互相转化。
   
   (97)
   
   为什么需要宗教?这是因为,宗教以外的一切具有实相的人、组织、制度、生活方式,都难逃某种慢性撕裂式的证伪过程。一切社会上层的政变、中产阶级的革命,都难以在宗教一般的深度与广度上,“唤醒麻木的大众”或“催眠激动的群众”,使他们自觉成为文明进程的工具和“器皿”。
   
   只有“产自中国文化原始土壤”的力量,方能“使中国民族回到她原来的出发点上”,并通过“贴近大地母亲”的还原运动,获得自然的生殖能力。而“儒学”也好,“礼教”也好,作为“百家中的一家”、作为“士人的教养”,并不能在空间、时间两个深度上,同时让中国民族获得“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同质性”。
   
   如果有必要,新的宗教可以把国粹派奉为国粹的繁文缛节送上祭坛;正如复古主义可以把考古家视为瑰宝的文物古董送入博物馆藏。死人的东西,只是在“鼓动活力”而不是“限制活力”的意义上,才可以成为“现代的合伙人”;为了“赤裸裸来去无牵挂的精神”,请允许我们,把“代价”一词从新宗教的辞典中永久删除!
   
   
   (98)
   
   中国现代史的一切周折,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各种政治理论、主义思想及其商标、口号是多么贫乏、小器!它们治标而不治本,无助于澄清中国的苦难。结果是火上浇油、乱中添乱。中国哪里需要它们的“建国大纲”、“五年计划”?即使那些不近人性的“路线斗争”、丧尽天良的“阶级斗争”,也不过是把中国一次又一次拖入了更深的深渊!
   
   然而,中国在二十世纪所遭遇的一切苦难,并没有白费。它已经并还将化为一股新宗教的热能。今天,已经很清楚了:没有这种全民动员的热能,中国的巨艋不可能驶向遥远的地平线。没有这把一意孤行的快刀,中国的乱麻不可能断为生长的线索。新的宗教诞生,将是旧的“理论世界”的葬礼!
   
   今天,很少有人已经认识到中国宗教精神的宿命。但深不可测的星空却已安排了它的注定,它谅解人性的贫乏、小器。哪一位“学者名流”的“认识”能赶在“宇宙春潮”的前面?这些不能语秋的夏虫,能落在认识的后面、不被甩出生存的轨道,就算生存的万幸万幸万万幸了。
   
   宗教精神,必将成为中国生活的要素!经过宗教精神扩充了生存空间的中国,才可能成为自由的中国!
   
   (99)
   
   只有分化到了僵硬地步的文化,“历史必然性”才作为一种衰朽的标记孳生出来。
   
   主义,本来是对事物的过份性质的一种制约,它的本质是思想的图腾,它的形式是思想的禁忌。而任何新生的民族、新型的社会、新创的文化、新开的历史,都还处于焦渴般的追求之中,它拒绝接受主义的控制。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篇》)其实不仅孔子,每个思想家甚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一贯之道”,而每个“一贯之道”的确立,就意味着对于其它思想体系的忽视、曲解甚至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同时也会利用它们的合于自己的部分;即“对自己有用的某些碎片”,作为“思想建设的材料”。
   
   向欧洲寻求真理的东施笑颦者们学习的是什么哲学?东笑颦们以为,哲学就是三段论,就是辩证逻辑,了不起是数理逻辑……东效颦自命为设计师,他懂的是什么哲学呢?他以为哲学就是对世界的认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最多也就是经验的结晶……无怪乎当今名为智人实为愚公的哲学大行其道了。他要“摸着石头过河”,那还能不造成一个灭顶之灾?除非他只在小河沟里爬行。其实,这种拜物教哲学几千年来甚至几万年以来并未有过什么“进步”,他们的行动指南,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感官欲望,尽管那挂上了“成王败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的招牌……
   
   (100)
   
   现在,许多人都在谈论马克思主义的过时。
   
   这种风潮倒促使我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及其症结。
   
   没有一种思想会全然“过时”的。哪怕是最古老的巫术和迷信,至今仍然强力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因为它的内核里也总是包含着某些可以日新月异的因素。人类智慧的共通性、流变性和转化功能,是这些因素存在的永久性基础。
   
   思想的过时,主要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权力的腐蚀使得某种思想的持有者和垄断者趋于老化。是人及其组织的老化,阻碍了思想中的活性转化为行动中的力量。
   
   
   
   http://xiexuanjun.blogspot.com/
(2012/04/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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