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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鲁迅的洋徒弟顾彬


   查阅江泽民伪传的作者库恩的资料时,我意外地发现,在上海外语频道为庆祝共产党赤化大陆六十年,推出的十个“中国通”中,排在库恩之前的竟是顾彬。这十个外国人,要么是库恩这样的投机商,要么是基辛革那样的孬政客。 顾彬是唯一的大学教授,也是唯一一个德国人,而且我认识。
   
   该频道的网站介绍《中国通》第六集“德国汉学家——顾彬”时声称,顾彬“对促进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对德中文化交流起到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顾彬象毛泽东一样推崇鲁迅,不仅把鲁迅译成德文,还继承了鲁迅的作风,怎么可能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正面作用?
   
   一九一八年,鲁迅被象他一样主张废除汉字的钱玄同鼓动起来,为“共产主义幽灵”在中国的落脚点《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开始发出“听将令”的“呐喊”,诋毁中国文化,为共产恐怖主义开劈思想通道;二〇〇九年,顾彬则被“人民网文化频道”邀请去探讨“儒学的当代使命”,打着中国文化的旗号,兜售共产党文化,伪造和谐社会。
   
   所以,值得介绍顾彬在德国和大陆的言行,以说明谁推崇鲁迅,谁就可能象鲁迅一样,被“共产主义幽灵”操纵,沦为中共的喉舌。
   
   
   被“丹红门”输入大陆的“垃圾论”
   
   
   德国的对外广播电台德国之声屈从中宣部的旨意,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起,终止传播流亡美国的中国精英何清涟的批评之声后,沦为中共在海外的宣传点,推出了一系列洋吹鼓手,顾彬就是一个例证。
   
   正是德国之声中文网,于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对顾彬的专访《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把顾彬的“垃圾论”输入大陆,名扬全球。在德国,汉学是冷门,汉学教授不多,顾彬是其中之一,只有五毛才会把顾彬封为“权威”。
   
   在这篇报道中,顾彬宣称,“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
   
   如果张爱玲不逃离大陆,怎么会用英语写作?华人不都是因为躲避共产党,流亡到他乡,才开始用外语写作?四九年以后,在红色中国生长起来的华人,用外语写作的不是少了,而是更多!无论是谁,用外文写作,都是因为无法用中文在大陆出版自己的作品。
   
   顾彬却对他们要么谩骂,要么避而不谈。他并非不知道流亡华人和作家的存在。去年我给他打电话时,从他口里获知,他曾在自己创办的杂志《东方向》上评论过我的德文诗集《金莲》和《雪女》。这是我的第二本和第四本德文诗集,分别于二〇〇一年和二〇〇三年出版。面对我的反共诗歌,流亡生涯,顾彬视而不见,泛泛而论,比别的德国评论者还隔靴搔痒。与他对高行健等的评价相比,他对我还算客气:“作者懂得她的手艺,她也知道,怎样让诗集不在零碎中散架。她算不上大家,但对于北维州来说,她是东西方之间的一个重要声音。”
   
   “两种外语都没问题”的五四人可能有,但肯定不是鲁迅。鲁迅留学日本八年,虽然没有获得学位,没有用日文发表过作品,但好歹学会了日语。从鲁迅的《滕野先生》来看,鲁迅的表现不象一个学外语没问题的语言天才。从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则可以获知,鲁迅无法用德语交谈。
   
   四九年前的中国属于自由世界,鲁迅不需要用外语,就能发表作品。鲁迅作品全是在共产国际间谍比如史沫特莱的推动下被翻译成外文的。而他则翻译了大量苏共的宣传品,比如二一年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还有《毁灭》和《浊流》等,达其翻译总量的三分之二。
   
   假定顾彬自己主动翻译鲁迅,那正好说明顾彬自觉推广共产党文化在中国的奠基人鲁迅,自觉遵从了中宣部的旨意。鲁迅可能象顾彬一样刻苦,但两人的表现都不象语言天才。二〇一〇年三月,顾彬在学中文四十多年,与一华人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还要带着新华字典去接受电视访谈《锵锵三人行》。主持人窦文涛委婉地问他年龄,他没答,还可说他不愿答,但说到“救世之道”时,顾彬就只好承认听不懂了。
   
   不过顾彬象鲁迅一骂惊人,堪称“骂人冠军”。过去鲁迅诋毁中华文明,颠倒黑白,兜售苏共宣传,把自由的中国诬蔑成“铁屋子”,误导青年;现在,顾彬吹捧鲁迅,抹黑独立作家,制造大陆自由的假象,混淆视听。
   
   面对德国之声的红色记者,顾彬骂棉棉、卫慧等的作品是垃圾,骂高行健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垃圾并断定,“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
   
   然而当代大陆作家包括高行健无一不熟读鲁迅,这不正好反证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用毛选鲁集取代古文经典,成为大陆人的教材是误人子弟,贻害无穷吗?
   
   可是顾彬执迷于“鲁迅肯定是伟大的”,而无视不被中共“圈养”的大陆作家包括棉棉、卫慧都真实地再现了共产极权专制下的社会乱象。
   
   在这篇让顾彬以“垃圾论”在大陆广为人知的德国之声采访中,顾彬还明确表示,说高行健伟大是“开玩笑”。与哈维尔相比,高行健不算伟大;但与鲁迅相比,高行健很伟大,因为鲁迅的写作,从一开始就象他自己在一九二二年撰写的《呐喊》自序中透露的那样,是在“听将令”,在思想上推动了共产国际在中国成立地下组织;而高行健还没出国,作品就被中共禁止;连他得诺贝尔奖的消息,都被中宣部隐瞒;至今不管是他的名字,还是作品都被中共当局遮蔽。这说明高行健的作品,无论好坏,是个人的思想,超越了中共的思想牢笼。
   
   
   步鲁迅后尘
   
   
   顾彬一边在各种场合吹捧鲁迅,一边象鲁迅一样诋毁他人,虽然明知“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并向来“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二〇〇八年,新华网等多个媒体报道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大陆出版发行。在新华网题为《顾彬:40年的爱给了中国文学》的报道中,顾彬说,“那个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他的作品都是我翻译介绍给欧洲的,但把他和其他伟大作家相提并论就太可笑了,他差太多。所以,自从他获奖之后我们就决裂了。” 
   
   高行健从二〇〇〇年获得诺奖后,就遭到顾彬诋毁。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顾彬边说和高行健是朋友,边说,“高的作品总的来说只能算中等”,有比他“好很多和重要很多的”中国作家,诺奖委员会“抓错”了。但另外三个接受采访的德国专家都赞成高行健得奖,其中海德堡大学汉学教授瓦格纳(Rudolf Wagner)“称赞也能用法语写作的高是与世界文学关联最大的中国作家”。
   
   顾彬贬低的高行健认同东西方传统,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背道而驰,达到了世界文学的高度;顾彬吹捧的鲁迅,反对中国文化,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哄抬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偶像,虽然这尊共产偶像从一开始就被正人君子比如苏雪林视为“流氓大师”。
   
   从顾彬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与鲁迅的相似。
   
   鲁迅与秋瑾和徐锡麟是同乡,都曾留日,但后两人敢于奋起反抗清王朝,并因此壮烈牺牲。徐锡麟还被剖腹挖心,心肝被刽子手分吃。鲁迅不敢正大光明地谴责清王朝的暴行。清王朝被推翻后,在烈士牺牲十一年时,鲁迅却“听将令”,为《新青年》写作《狂人日记》,借疯子之口诬蔑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吃人”,诋毁中华文化的根基“仁义道德 ”,首次自暴“被迫害妄想症”患者的变态心理。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杜塞尔多夫剧院举办中国剧展,主持这个项目的德国戏剧家表示,要研究大陆当代的戏剧绕不开高行健。受慧能启发的《八月雪》在德国首演,高行健被请到杜市参加活动。顾彬上前对挨骂者表示要“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也是中共当局对中华民国的要求。可高行健在由鲁迅癔造、共产党落实的“铁屋子”中长大,在六四屠杀后“逃亡”,主动退出共产党, 不自觉地成为鲁迅的对立面,所以,顾彬那套,高行健明白,而顾彬的现任妻子来自大陆,生长在红旗下,一口共产普通话,她说顾彬冤枉,骂高行健的是媒体,高先生会相信吗?
   
   想来,顾彬亲共与这位来自红色中国的第二任妻子密切相关,就象原波鸿大学汉学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支持中国民运,与他那来自中华民国的妻子密不可分一样。顾彬在另一篇德国之声的采访中,回答说,“我的妻子非常强,她敢说,跟中国作家不一样。另外她什么都不怕。我需要一个强者。如果她觉得她应该说,她就说。如果我觉得她不应该这样或那样做,我总是反复思考要不要说,所以对她来说我是个弱者。”
   
   面对这位五〇年生在大陆,喝中共狼奶长大,八五年到德国的女中共党员,顾彬不敢乱说,但在公开场合,顾彬却不谨言慎行,岂不反常? 对此了解德国汉学界的流亡学者还学文在点评顾彬的 “胡说八道”时,表示,“它们并非无意的‘胡说’,言者是真情吐露;它们并非随意而言,而是有斟酌、有分别的”。
   
   遭顾彬诋毁的高行健、贝岭在八九屠杀后,都不为中共当局所容, 贝岭还因为想在大陆秘密印刷创办于美国的流亡杂志《倾向》而遭中共逮捕;棉棉、卫慧和虹影的中文,绝对不比铁凝差,但前三位不是共产党员,没有可能代共产党操控大陆作协,不太可能为共产党吹喇叭,抬轿子。得到顾彬赞赏的北岛和杨炼,可以在大陆出书,顾彬可以试图用他们来以偏概全,证明极权中国空前自由。
   
   无论哪个华人,都不可能象顾彬那样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成为中共媒体的宠儿。 就凭顾彬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德国一发表就被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就足以证明身为德国汉学教授的顾彬,符合中共的意识形态。
   
   即使是大陆评论界也对他心生疑惑,其中《书城》二〇〇九年七期发表罗四鸰的评论《顾彬的可疑与可敬》,明确表示 ,“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的整体评价是非常可疑的”;不过顾彬“将海外汉学界的研究成果一次性地搬运到中国学界”,是个可敬的“搬运工”。
   
   上海作家孙甘露认为,“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更像是中国人写的,体例、标题都很像。”
   
   确实顾彬与接受中共领导的大陆学者没多大区别。他在这本书里除一如既往地挞伐高行健外,还自动过滤了几乎所有的独立写作者,比如,海子和王小波,但提到了八十年代在大陆挨批,后流亡海外的刘宾雁和遇罗锦。与此同时,顾彬换了一种说法肯定毛泽东对鲁迅的吹捧,宣称鲁迅是“二十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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