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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洋人史沫特莱、左尔格等

中共官方称史沫特莱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上个世纪史沫特莱不仅与斯诺和斯特朗一样上了红色邮票,而且因与朱德有不明不白的关系成为红色宣传片的男女主角;还有大陆作者把史沫特莱与王炳南的德国妻子王安娜一起视为宋庆龄的洋秘书加以美化;这个世纪,史沫特莱又因曾吹捧朱德成了红色宣传片的配角,不仅当选中共的一百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而且还名列自称凤凰的中共海外电视台宣传的十个“红色中国的外国人士”。
   
   这十人除史沫特莱、斯诺和斯特朗外,还有俄国人鲍罗廷、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马海德、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美国人爱泼斯坦和德国人李德。但无论他们来自哪国,以什么为业,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操控,为共产党篡夺中国政权出过力,是共产党的走卒,而不是中国人的朋友。因为中国人都遭受赤祸,即使身为共产党的功臣在红色中国也无不饱尝苦头,唯毛泽东例外。
   
   在共产党的外国走卒中,史沫特莱尤其无耻。即使是凤凰台播出的红色宣传片也不得不承认 ,史沫特莱违背常理,在被强奸后,居然公开宣称她因此有了“性的觉醒和满足”。就是说,史沫特莱缺乏羞耻心,乐于被虐待,是个洋贱货。她投入共产国际的怀抱不奇怪,因为共产党是恐怖组织,需要虐待的对象。

   
   通过以史沫特莱为首的无耻之人,可以了解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和相关人员。
   
   
   一 与宋庆龄同行
   
   
   史沫特莱(一八九二-一九五零)出身贫穷,父亲是矿工,母亲早逝,姨妈是妓女;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的父亲是暴发户,母亲是大家闺秀,家境富裕。表面上,她们的区别很大,但实质上,却大同小异,都属反传统反道德的红色女性。
   
   史沫特莱自己的婚姻破裂后,到纽约结识印度共党领导人恰托,成为其情妇。与孙中山不同的是恰托没有因为新欢而抛弃老妻。史沫特莱与宋庆龄都涉足他人的婚姻,都是二奶的先行者。与此同时,她们也都是红色恐怖主义的帮凶。
   
   《史沫特莱的多重生活》的作者普莱斯在专文《史沫特莱,为谁的事业而奋斗?》中,讲述了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史沫特莱时,觉得她受到不公正对待,同情她,试图为她写传,帮她申冤。好在普莱斯有职业道德,面对各种事实,比如苏共当局对史沫特莱作品的高度评价等等,她终于“愿意承认史沫特莱是个狡猾和高超的间谍”。普莱斯还发现,“虽然我知道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为共产国际和中国的苏维埃军事情报做出重大贡献,俄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并没有承认她为他们做的秘密工作。” 是啊,中共官方包括大陆学者都不承认史沫特莱是共特。
   
   一九一八年史沫特莱在纽约被控违法,入狱六个月。虽然罪证确凿,她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受害者。所以,普莱斯断定这个时候史沫特莱“已经成为欺骗高手”。
   
   二十七、八岁时,史沫特莱随恰托移居欧洲共运的中心柏林。在那里她结识共产国际成员德国人威利·明曾伯格(Willi Muenzenberg)和俄国人雅各·马娄夫-安布拉莫夫(Jakob Mirov-Abramov)。前者是共党在德国的宣传员,曾于一九二五年以“帮助在饥饿中罢工的中国工人”等口号募得二十五万美元。后者的官方身份是苏联驻柏林大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欧洲区头目,后来还成为苏联军事情报组织的重要人物。马娄夫-安布拉莫夫出面建议派史沫特莱前往中国,帮助共产国际在中国建立间谍网。
   
   一九二一年,史沫特莱就到过莫斯科。一九二八年,史沫特莱再次去苏联,并从那儿与一位小秘兼情夫进入中国。对此凤凰台的史沫特莱宣传片也有披露。
   
   一九二九年,史沫特莱在柏林写作的英文自传《大地的女儿》发表。从中可以获知她到纽约后,面对他人的财富表示,“我痛恨我所在的这个大城市,痛恨这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财富。我在四十二号街和五号街上停下来看着那流水般的汽车,许多汽车的价钱比我一生所能赚的钱还要多。懒洋洋地躺在这些汽车里的人,他们一生中连一天工也没做过,将来也不会做工,也不必去打仗。
     我并不是单纯地写下一些字句。我写下的是人类的血和肉。在我的经验和信念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仇恨和痛苦。这种仇恨和痛苦的经验决非笔墨所能增减的。”就是说,史沫特莱象鲁迅一样属于心怀嫉妒和仇恨的失意者。
   
   一九三二年,这本宣扬仇恨、斗争与性解放的自传就被翻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杨杏佛(杨铨)虽然认识到作者是个“完全未受宗教势力和道德观念熏陶的野女子”,但并不影响他给此书的中文译本写序,可见这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品位低下,难怪他会支持剥夺他人财产的共产主义,赞成视贞操如敝屣的女性主义。此书还由史沫特莱在上海结识的另一名共产国际间谍尾崎秀实译成日文出版。
   
   宋庆龄则在国民党清党剿共后,与曾代孙中山与俄共联络的陈友仁一起站在了国民党的对立面,并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共同前往苏俄,受到厚待。邓演达于十月抵达莫斯科后,他们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二七年底,当南京政府因苏联支持在南昌等地的共产恐怖活动而与其断交时,他们又一起谴责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第一次相见并合作。
   
   当时外界报道陈友仁与宋庆龄象蒋中正和宋美龄一样结婚。但史料证明陈友仁去了巴黎,而宋庆龄则于一九二八年五月追随邓演达(一八九七-一九三一)到了柏林。据《最后的女皇》的作者帕库拉(Hannah Pakula)称,有人认为邓演达与宋庆龄相恋。试图以武力倒蒋的邓演达宁死不屈可能是宋庆龄全力支持共产党颠覆中华民国的一个原因。史料显示宋、邓两人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邓演达死前有离婚的打算。
   
   一九二九年春天,在南京紫金山修成耗资巨大、历时三年的中山陵。南京政府为孙中山举行国葬仪式。宋庆龄回国出席葬礼,史沫特莱则前去报道国葬。
   
   应共产国际操纵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之请,宋庆龄又发表对国民政府的谴责。宋庆龄宣称:“反革命的国民党领导人的背信弃义的本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无耻地暴露于世人面前。在背叛国民革命后,他们已不可免地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企图挑起对俄国的战争”。宋庆龄已堕落为共产党的工具,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力,否则,她就会认识到背信弃义的首先是共产党,而国民党只是被迫反抗。好在宋庆龄的赤色宣言没有得到多大反响,于是,宋庆龄又离开中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夏宋庆龄才以奔母丧为由回到中国,从此投身于支持共产国际赤化中国的非法活动。这年十一月,共产国际乘“九·一八事变”让国民政府穷于应付之机,分裂中国,在江西成立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二 从牛兰到左尔格
   
   
   最迟在一九二三年就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一直在“帮助、指导并监督中共中央的工作”。共产国际于一九二八年春派以化名牛兰著称的红色间谍到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亚洲各国共党从牛兰的合法公司暗中得到共产国际的经费。据杨奎松的相关论文透露,在一九三零年八月至下一年五月期间,共产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二点五万美元。
   
   从一九二九年二月起,共产国际的远东局就从海参崴移到上海。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主要秘密设在上海,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一月才被迫迁往共产党割据的江西瑞金。
   
   史沫特莱被派到中国后,以记者的名义于一九二九年在上海定居。凤凰台说史沫特莱在上海的七年扮演了多重角色。她是鲁迅的亲密战友,宋庆龄的得力助手,还对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提供帮助,也提到左尔格是史沫特莱的情夫,但没有提他们都受共产国际及其远东局操纵,在为颠覆中华民国而奋斗。
   
   一九二七年,在南昌搞暴动失败的周恩来奉命于十一月潜伏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一九二八年,周恩来从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返回上海后,组织成立中共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简称特委),下设中共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并化名伍豪从事非法活动,包括搞暗杀、安排共党人员渗透国民党党政军各部门等。史沫特莱和周恩来都与一九三零年一月被派到上海的共产国际间谍左尔格有密切合作。
   
   左尔格(一八九五-一九四四) 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俄国人。他的祖伯父曾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组建第一共产国际。他自己则投身第三国际,于一九一九年加入德共。一九二四年,左尔格投奔莫斯科后又加入苏共。一九二九年他就开始以德国记者身份在中国为莫斯科效劳。
   
   美国独立中文媒体《黄花岗》季刊第二十二期发表曹维录的研究成果《谁渴望日本侵略中国—对20世纪中日战争产生重要影响的两个外国人》,用确凿地史料论证,以左尔格和尾崎秀实为首的共产国际间谍阻止了日本对苏作战,为保卫苏联和挽救中共挑起了日本与中华民国的战争。
   
   在中共的暴政下,大陆媒体都受监控,作者多带着中共的思想枷锁在写作,但从他们的作品中还是可以找到不少证据。比如,杨国光名下的《 周恩来秘会左尔格》等相关作品。杨国光虽然在传记《理查德·左尔格—一个秘密谍报员的功勋和悲剧》(二零零五年版)中声称左尔格是“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但他透露的事实却只能证明,左尔格是中共的朋友。在史沫特莱和周恩来的协助下,截止一九三二年八月,左尔格在中国建立了一个由国际组和中国组构成的共产国际间谍网,有近百人,而且还向苏联保送了一批批青年学生去接受间谍培训。被周恩来介绍给左尔格的共产党员中有后来成为毛泽东的双重亲家的张文秋(那时化名张一萍)。一九零三年出生的张文秋二十八岁时成为左尔格张文秋的助手,她与共产国际第四局负责人之一的吴照高假扮夫妻。
   
   杨国光透露,左尔格在上海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五百九十七份急电,其中有三百三十五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共苏维埃政府及其红军。一九三二年夏,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筹划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左尔格将他窃取的相关情报一一电告了莫斯科。与此同时,“左尔格把这一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使红军在国民党‘围剿’苏区前作好了准备”。杨国光引用前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说,左尔格搞到的情报为苏联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个开放的自由世界,上海等地都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既接纳躲避红祸的苏共占领区的居民,又接纳逃避德国纳粹的犹太人,还是国内外不安分守己者如鲁迅和斯诺的乐园。各国的共产党徒包括遭到本国共党开除的南非共产党人格拉斯也在上海找到用武之地 。
   
   共产国际则以各种形式,打着各种旗号进行红色渗透。共产国际出资在中国出版过上千种宣传刊物,比如史沫特莱主编的英文杂志《中国呼声》和中文名为伊罗生的红色美国人主编的英文周刊《中国论坛》,它们专门发表接受共党领导的鲁迅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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