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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革命江湖(下)

   

   部队甫驻扎兰州,父亲旋即被选派设在甘肃省临洮县的西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军事训练与文化课同步进行。中共意识到夺权之后,接管政权管理国家,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不像夺权时文盲炮灰卖命即可。有机会学文化,不能不说是父亲的意外收获。但这种目的性极强的军政学习,兼具识字启蒙、强制洗脑和绝对服从的三重功效。两年后结业,父亲被调入西北军区司令部后勤管理科当助理员。他们负责调配武器弹药、军用品和新兵。

   我真正了解父亲的过去,是从家中镜框里的照片开始,他很少讲述自己的过去。通过父亲和家庭遭遇,我触摸中共政权的真实历史。由此获得的常识,与教科书产生冲突,促使我早熟和叛逆。

   父亲保留的一张大幅黑白照片,上端题写“西北军区后勤管理科全体干部合影”,跟其它军旅照片嵌在两个镜框,或压在桌子玻璃下。我曾经特意询问父亲,为什么当兵的叫干部?他告诉我,在1955年前还没实行军衔制,干部就是军官。跟他同期参军的几十名同乡伙伴,除战死或当逃兵,其余都在解放后陆续复员回乡当农民,只剩下他一人继续当兵。也是在一幅后勤管理科战友合影照片上,几十号人,父亲蹲在前排,腰板笔直,唯独他手拿钢笔、膝盖上垫放纸张,摆出写字的姿态。我小时候看到父亲这个模样,觉得有些好玩和好笑,可没敢说出来。在我成长过程中,常常无意间胡乱翻出父亲写在香烟盒和废旧日历,甚至我们用过的作业本背面的日记、读书心得和报刊摘录。父亲八十多岁,每天还在读书看报,写写记记。我逐渐理解了父亲先天受教育不足,他内心该有多大的苦楚。

   父亲在司令部服役期间,第一次获得探亲假。他背着行李和步枪,先搭车后步行,千里迢迢返回陇东家乡。几十年后父亲有些困惑地说,全国解放都几年了,部队竟然允许他探亲时荷枪实弹。返家后他突然厌倦了军旅生活,想安安稳稳当农民。可是家乡虽然获得解放,人们依然吃不饱肚子,跟解放前并无两样。他没说出的是,他将近30岁,也该成家立业了。

   1950年代军人非常吃香,可能出于军人的优越感和荣誉感吧,最终父亲还是按期返回部队报到。父亲的同母异父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以后凡来我家,常常流泪埋怨父亲。她说父亲那次探亲返回部队途中,路过她出嫁的新家门口,她正颠着缠过的小脚,推着门口的石磨碾小麦。父亲打个招呼,也没停下脚步进门喝口水,竟扬长而去。原来父亲回家闻讯她嫁到了山沟沟里,非常不满意。黄土高原平原地带意味着富庶,山沟沟代表贫穷。共产党人主张男女平等,但农村妇女对婚姻却没有主导权。伯父和家族做主,将姑姑许配到她不情愿的人家,换回几十块银元。父亲当兵单身,倒是时不时接济家人。

   1953年“抗美援朝”结束,天下太平,父亲被调离司令部,分遣到平凉专区兵役局(现武装部)继续服役。1955年,共军才有财力仿照苏军实行军衔制,父亲被授予中尉军衔,连职军官。共军开始实行薪酬制。

   其后,父亲与20岁的母亲结婚。父亲年长母亲11岁。这是父亲一生最为风光的年代。不是他有多大的官位,而是共产制度赋予军人的集体优越感。那些进入城市的中共军政中高层干部,纷纷休掉农村老婆,娶年轻有文化的城市小姐,这几乎是那个年代共产党人的集体行为。最为臭名昭著的当属解放新疆而后戍边军垦的王震部队,将湘沪鲁等省市十多万名十多岁的女中学生(包括来自上海收教从良的妓女),哄骗她们当兵建设新边疆,实则提前就设定她们专为解决大龄官兵的性与婚姻而特召入伍。她们甫到蛮荒的戈壁滩军营,就被论相貌配属官阶不等的官兵,大多住在新挖的地窝子里。近年,这些已届晚年的新疆建设兵团中学生才有回忆文章在网络流传,军史和回忆录亦有简略记载。以自命的“人民大救星”姿态,掠夺和占有人民的一切,包括身体,这就是暴力夺权者为所欲为的草莽本性。

   掌权政党之集体罪恶,被严密地隐藏起来,无从追究,滴血的专制恶之花绽开在时间里。每个人晕眩在战争与革命的大幕里,无从选择自己的命运——跟对共产党,就是胜利者;跟错国民党,就败落台岛。在战乱年代,站在国共哪边全靠机缘运气,跟主义信仰无关,也与个人家庭无关。然后,个人依存于政党,身家性命系于夺权或守成是否成功。当整个国家民众都被绑架卷入内战机器自相残杀,无法用正义评判两个政权属性。这样造成扭曲的国家价值观——崇尚暴力和野蛮。以什么方式夺得政权,就会以什么方式统治国家。平心而论,没有太多理由谴责普通国共士兵,他们为政党卖命打仗,最该受到谴责的是邪恶的政治制度。

   

   

   母亲家境小康,没读过几天书。父母婚后,好景不长。1958年中共大裁军,父亲脱下十多年的军装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在政府部门和粮食局等处任职。蛮有意味的是,父亲当初是为吃饱肚子当兵,1970年代落足粮食部门直至离休。粮食部门向来是中共的核心机构,收购农民公粮,供应城市居民,另外一个功能是储备战备粮。中共政府向来有危机意识,随时准备与可能的敌人发生战争。母亲常抱怨父亲,从来都是党让去哪里就去那里,绝对服从党的安排,从无二话。父亲在政府专给城镇人口安排工作,母亲要求进入国营工厂工作,父亲不同意,让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媒妁之约,母亲经济不独立,这也为后来父母不合埋下隐患。父母吵了一辈子。这种中国式的饭碗家庭非常普遍,对孩子心理伤害非常巨大。

   虽然父亲资格足够老,官却越当越小。中共盛行官本位,资格老没官位,利益照样会被侵害。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国家领导人,喜欢垂帘听政、培植亲信或让子女占据垄断行业的原委。“太子党”进入权力核心,与权力在党内代际传承,是两条平行不悖或时有交叉的奇特现象,这也因此构成专制权力非法化的依据。

   1957年“反右”是针对知识分子,父亲不够格,未受牵连;“大跃进”父亲被分派农村督促炼钢;“三年灾害”时期,父亲工资尚能养育三口之家。母亲后来常给我们念叨,一次刚在街头给我几岁大的哥哥买来一个油饼,转眼就被乞讨小孩抢夺而去。直到1990年代,家里节省的面粉和旧衣物都用来接济农村亲戚。

   “事实并不重要,关键是人们如何记忆的。”中共显然精于此道,数千万人的死亡,硬是被归罪于自然灾害,今天依然蒙骗公众。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在写作《墓碑——三年自然灾害纪实》一书时,查阅当时原始气象资料,这三年期间各地降雨量跟往年相当,并无巨大自然灾害发生。他分析指出: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实为人祸并非天灾。此前“大跃进”放卫星,亩产万斤、十万斤,于是政府加重收购囤积粮食,偿付外债和外援,进而在河南信阳等地发生人吃人的惨祸。据他分析,在三年期间全国饿死和因营养不良该生育而未能生育人口,高达6000万——7000万。然而,中共高层干部却享有特供优待,当新中国人民饿殍遍地,人民公仆却在特供商店购买高档食品和烟酒,这就是他们自称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少数人享有特权。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特供制度,实乃社会等级制的最佳注解。

   “三年灾害”期间,父亲还未调到粮食部门工作,全家跟普通城市居民配给粮油、副食品标准相同。亲戚中没人饿死,城乡讨饭的人不少。饥荒信息封锁,他们哪能知道外地大规模饿死人的真相。如果不是彭德怀庐山会议万言书公开遭批,透露出些许饥荒端倪,全中国人都被蒙在鼓里。陇东高原虽然贫瘠,但地广人稀,这恐怕是很少饿死人的主因。令人不可思议,这三年竟没饥民造反。足见前期“镇反”、“反右”和农村集体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的彻底,农村精英荡然无存。

   

   

   文革前奏“社教”运动,父亲被抽调到农村对口帮教。家中人口已达五口,他一个人收入维持家用已感吃力。

   毛泽东一辈子都沉醉在寻找并企图消灭他的敌人的死结里——可能是同党战友、政党对手或帝国主义,甚至他的人民。未夺政权,他渴望杀敌夺权;夺得政权,他害怕失去权力。他惧怕别人像他当年造反一样推翻他。这是所有独裁者的宿命,也是专制制度短板所在。他频繁制造政治运动,摧残所有人,其实就是在找寻内心的安全感,他哪来作为人的幸福和快乐。中南海其实就是毛泽东自我囚禁的墓地,或许借助于古代帝王的余威,他晚上才能睡着觉。

   文革肇始后的前五年,我家尚住在庆阳地区行署所在地西峰镇(现今庆阳市),这也是我的出生地。姊妹五个,兄长刚刚十岁出头,小弟刚出生。我大约三、四岁时的一天,母亲后衣襟拽着我和姐姐、怀抱妹妹,路经城中心小什字。突然遭遇武斗两派开打,母亲将我们掩在怀里,就近躲在马路边木头电线杆后面。子弹嗖嗖直飞,打在电线杆上,木屑唰唰掉下。这就是我降生后,新中国给我刻下的第一次清晰记忆。我上幼儿园,老师教我们的第一课,就是用玩具枪玩杀敌游戏。权力者的敌我阶级意识,通过社会、家庭和学校强制植入每个人大脑。

   固然,早期中共在少数精英领导下,从中国底层社会隐秘发育,受到极度压制和摧毁,因此,他们对支撑统治权威的财富和知识的仇恨,渗入骨髓。一旦夺权,对代表财富和知识拥有者的工商业者、地主和知识分子,强制实施社会主义改造,当然也是以期消灭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强力挑战者。费正清所言“无产阶级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无产阶级专政实则是中共对所有人民实行人治。人民被划分为干部、工人和农民家庭出身,贫农、富农和地主等阶级成分。血统论和阶级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最为嚣张的表达。他们控制所有国家机器还不放心,还要管住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譬如,办理结(离)婚证,出差或探亲住宿旅馆,必须出具单位(或村委)盖公章的证明,出省还需带上全国粮票,这实际上是管制老百姓的性私权和人身自由。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即为“社教”失败,庞大的行政官僚不听话,和幻觉中的敌人带给他的不安全感。于是他绕过党政体制,发动并利用无知的红卫兵造反,试图打倒并摧毁一切。十年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革命实践之一。前有斯大林,后有柬共(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他们与人民为敌,大肆杀戮,将反人类兽性表露无遗。

   

   

   随着文革深入推进,老干部靠边站,父亲被支派到山区粮管所工作,我家也被赶出公房,母亲带着五个孩子搬住在窑洞里。珍宝岛之战和林彪叛逃,激化毛泽东的好战性格。“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城市人口被强制疏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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