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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5)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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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上层革命的开始:毛泽东与王明的首次公开交锋
   一 穷途末路的国际派
   1938年9月,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口信」,在中共
   上层犹如引发了一场七级强地震,对王明等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共核心层随即发生急

   剧的分化和新的组合。毛泽东虽未正式出任党的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他已理直气壮、当
   仁不让地独揽中共党、军一切大权。在毛的分化瓦解下,原先就已显现分裂迹象的王明
   营垒更加分崩离析,王明等开始丧失与毛争斗的意志,在政治上逐渐衰竭下去。
   作为毛泽东头号政治对手的王明,自1938年底从重庆返回延安后,实际上已被毛
   泽东锁在笼中。从莫斯科返国后,王明在政治上的风光岁月仅仅维持一年,王明初抵延
   安时的那种热烈、欢快的气氛早已烟消云散,现在王明只能依照毛泽东的安排,在某些
   节庆场合出来点缀一番,其政治上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
   在毛泽东的控制下,王明在政治上的失势是一步步进行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
   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员,在六中全会后还新兼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从重庆返回延
   安后,在1941年初,王明又被任命为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央党校
   委员会等三个机构的主任,王明并担任了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女子大学校
   长。从表面上看,王明一时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然而,王明的这些职务大多为空头闲
   职。1939年后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完全由毛泽东控制,开会时间、会议议程等一切
   皆由毛决定,旁人不得置喙。至于中央统战部,则是延安的一个冷清衙门。统战部下辖
   三个科:干部科、友军科、各党派科,然而中共有关与国民党统战的所有大政方针,全
   由毛泽东亲自掌握,周恩来则起着辅佐毛及执行毛指示的作用,王明在决策过程中所起
   的作用极为有限。延安的中央统战部只有王明和副部长柯庆施、南汉宸(1939年9月至
   1941年初任统战部副部长,1941年2月调往边区政府任财政厅厅长)以及少数工作人员。
   除了有时配合延安交际处出面接待几个来访的国统区知名人士外,统战部的主要工作是
   负责指导延安的中国女子大学,统战部的领导,从王明、柯庆施到干部科科长徐一新(即
   徐以新)都在女大任职。原先中央统战部对边区党委统战部也负有指导责任,1933年,
   时任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的王观澜表示反对王明提出的边区也是统战区的观
   点,引起与王明的争论。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新设边区统战委员会,由王观澜任主任
   委员,宣布今后边区统战问题由该委员会领导,大事直接请示中央,将王明任部长的中
   央统战部的最后一点权力也彻底剥夺干净。 ①中央南方委员会、东北委员会这两个机构
   更是形同虚设。南方工作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底,本来是为了加强对国统区中共地下党
   的领导,但事实上有关南中国党的工作,基本由设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领导。在抗战阶
   段,延安与东北的直接联系很少,特别是东北抗联失败后,中共在东北的工作几乎完全
   ① 参见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
   
   159
   停顿,为此,1942年中组部曾挑选177名东北籍干部前往东北开辟工作。被派往东北从
   事地下工作的党员主要为苏联情报机构服务,间或也与延安发生电讯联系,但是在日军
   严密控制下的伪满洲国,从延安派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很难开展工作,多数秘密机关被日
   军破获,因此设立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虚应人事。任命王明负
   责中央党校工作委员会,却是毛泽东的别出心裁之举。毛以此举有意挑起王明与张闻天
   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渔人之利。王明真正负责的工作岗位,只是中央妇委和中国女子大
   学。而安排王明担任中央妇委书记和女大校长,则有明显羞辱王明的含意。
   对于江河日下的王明,毛泽东无丝毫顾惜之意,反而谋求对王明的进一步打击。
   王明领导的中央妇委共有六名常委,包括其妻孟庆树,担任常委的蔡畅、帅孟奇,不时
   就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王明发生冲突。一度在国际和国内政治舞台上风光十足的王明,
   到了1941年初,竟不得不主持召开妇委保育工作会议。王明任校长的中国女大也受到种
   种限制,在解决生源、人员借调、学生分配等许多问题上,都碰到不少麻烦。1941年2
   月13日,王明为女大毕业生分配事写信给陈云,提议中央组织部将调做其它工作的女大
   毕业生的比例下降到25%,希望把来延的女学生均送入女大学习。次日,陈云覆信给王
   明,规劝王明「彼此以服从中央书记处多数同志通过的决定为好」,陈云在信中说,「女
   大是我党的学校,全部学生都应归中组部在中央总的意图下分配工作」,暗指王明将女
   大视为自己的私人范围。陈云向王明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妇女工作是全党工作的
   一部分,我是党的工作者,我的责任和我的要求,也仅仅是『一视同仁』四个大字」。
   ①1941年6月,王明被免去中央妇委书记的职务,由蔡畅接任。9月1日,创办两年、在海
   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女大被合并进延安大学。蔡畅上任伊始,马上将妇委中原在中国女
   大学习的女干部召集在边区政府交际处会议室开会,「了解一下王明当女大校长时,有
   什么错误言论」。②在蔡畅的领导下,中央妇委开始批判王明在领导妇委工作中所犯的
   「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对付王明最厉害的措施是切断王明与莫斯科的联系渠道。毛独握与斯大林
   的通讯系统,除毛之外,任何人不得染指。据师哲透露,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
   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于3月随身带回延安。同年11月,延安
   与莫斯科新的通讯系统正式开通,「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但「只有毛主席一人
   有权使用」。掌握这个绝密的通讯系统的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
   设在中央警卫团附近的小砭沟,部长为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毛泽东为了避人耳目,
   任命王观澜为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主任,其实王观澜并不参与此事,吴德峰才是真正的
   负责人。但是,作为中央机要局局长的吴德峰也不能与闻毛与斯大林电报往来的内容。
   参与电报翻译的只有极少数中央社会部工作人员,如师哲等一、二人。极端机密的电报
   则由任弼时翻译,直呈毛泽东,从而避开了师哲。
   在毛泽东的严密封锁下,身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
   ① 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70;另参见《王明年谱》(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年),页138-39。
   ② 参见勉之:〈革命圣地承教泽〉,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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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王明,获知共产国际的信息,只能通过毛泽东的口头传达。而是否向政治局委员传达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全文传达还是部分传达,是向个别人传达,还是向全体政治局委员
   传达,这些全凭毛的个人意愿决定。为了防范王明与苏联和外界联面,毛还严格限制王
   明前往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只是因为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王明才出席了1939年9月在
   重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①,而在这以后,王明就再没有去过重庆。
   王明在六中全会后的一段时期内,似乎并无政治上受挫的明显迹象,但随看毛针
   对王明的一系列措施的陆续出台,他已完全明白毛的意图所在,只是有口难言,无力还
   手。1939年春夏之际,当毛泽东携带江青,由两名贴身卫士随从,乘坐当时延安唯一的
   一辆小包车——海外华侨捐赠八路军前线将士的救护车,风驰电掣般穿行于延安街道
   时,人们看到的王明则是形单影只,「时常独自漫步街头,也不带一名警卫,低着头,
   不发一言地,沉重的脚步声中若有所深思」。②
   王明并不甘心自己在政治上的日趋败落,从1939年始,他就开始调整对毛泽东的
   态度,试图以向毛示好的行动,改善自己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振作起来。1940年,王
   明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不惜对毛阿谀奉承,吹捧毛对「发展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巨大
   贡献」,甚至加封给毛三个头衔:「中国革命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的理论家」。
   王明认为,自己的言行至少会化解毛对他强烈的敌意,从而缓和并改善与毛的关系。
   王明的这番表演十分拙劣,这种丧失了意志力和自尊的行为,使其在毛泽东心目
   中原本就不高的形象,更加一落千丈。毛在得意之馀,不仅毫不领情,反而视王明为一
   具可以任意摆弄的政治僵尸。1940年,因热烈吹捧毛泽东,王明的处境有所改善,毛泽
   东对王明还作出某种善意的姿态。该年,原红一方面军干部黄火青从新疆返回延安(黄
   曾加入西路军,后进入新疆),毛在接见黄火青时,特别关照黄一定要去看望王明。6
   ③同年3月,王明在延安重新再版了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
   企图论证自己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王明还凭籍其对马列原典的熟稔在延安各机关、学
   校广作报告。在当年的延安知识分子中「王明同志」是一个令人敬仰的名字,其受尊敬
   的程度和「毛主席」不相上下。口若悬河的王明,作起报告来条理清晰,出口成章,几
   个小时的报告可以不要讲稿。报告完毕,「再从头到尾归纳一遍,一二三四大项,下边
   又分甲乙……再分,大家对照记录竟能丝毫不错」,有时一席演讲,竟受到数十次掌声
   的欢迎。王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赢得了延安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尊崇,人们普
   遍认为王明是「天才」,被公认为是「活马列主义」。④这一切不仅把王明捧毛的效果
   冲得一干二净,更增添了毛对王明的憎恶。
   和心情抑郁的王明相比,1937至1940年,是博古心情比较舒畅的几年,主要乃是
   博古远离延安,长期与周恩来在南京、武汉、重庆从事对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六中全会
   后,王明被调回延安,但是博古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周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页446。
   ②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88。
   ③参见黄火青:《一个平凡共产党员的经历》,页158。
   ④参见《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12;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130;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3。
   @@@
   
   161
   恩来的领导下,重庆的南方局继续保持着长江局时期机关内互相配合、互相尊重的空气,
   丝毫没有在延安和其它根据地普遍存在的「书记专政」的现象。生活和工作在这种与延
   安迥异的氛围中,①博古暂时忘却了自己不甚光明的政治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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