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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33) 高华

228
   的气氛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1940 年2 月,中央党校的教学方针已被中央书记处规定
   为「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中国到外国,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①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
   共文宣大权仍由张闻天掌握,而邓发对莫斯科原教旨主义的敬意并未因自已境遇的改变
   而稍有减退。中央党校的教学计划尽管已作了较大的变动,但是作为中共干部理论教育

   的重镇,中央党校的学员,尤其是高级班的学员仍需学习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论与辩
   证唯物论、近代世界革命史等课程。尽管教学课目已一再精简,但是毛泽东仍然很不满
   意,因为只要讲授这些课程就必然给那些留苏、留日的「红色教授」提供「掉书袋」的
   机会。毛泽东另一个说不出的恼怒,则是邓发对学习毛的著作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毛相
   信,自己的著作是不大被「红色教授」看得起的。中央党校虽然也组织学员学习讨论毛
   的论文,但在毛眼中,这些大多属应景之举。特别令人生气和无可奈何的是,即使深受
   毛泽东青睐、被毛指定干部必读的《联共党史》也不得不由那些号称精通俄文,熟悉苏
   联情况的「红色教授」来讲授,于是在毛泽东的眼里,中央党校不啻是一座被冥顽不化
   的「教条主义者」统治的堡垒。
   毛泽东原先对中央党校并不十分重视,和军队相比,中央党校一类文宣单位在毛的
   政治天平上只占较轻的份量。对于信奉「枪杆子万能」的毛泽东而言,掌握并牢牢控制
   军队是其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有了军队可以造党」这句名言,最典型地反映了
   毛在军队与党关系上的「唯枪杆子」主义的倾向。因此,1935 年后毛有意让国际派继
   续控制中共文宣阵地,作为对方让出军队领导权的一笔政治补偿。但是,随看毛泽东权
   力不断得到加强和巩固,毛已不满足于仅仅领导中共军队,毛现在已基本控制了党,并
   正努力以自己的意志全面改造党,正是到了这个时候,原先不甚被毛泽东看重的中央党
   校等一类单位就变得极其重要了,现在毛不仅有时间而且有精力来过问中央党校的「教
   条主义教学方法」了。
   当然,毛泽东关心的绝不仅仅是中央党校的「教学改革」,他对中央党校之所以有
   强烈兴趣还基于另一现实考虑:根据中共中央原先的决定,中共七大将于1940 年在延
   安召开,各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组织推选的七大代表已陆续来到了延安。但是毛泽东并不
   愿在无绝对胜利的把握下召开七大,他迫使中央政治局接受自己的主张,将中共七大推
   迟举行。但是毛又不愿放这些代表返回原地,他要利用这一难得的时机对七大代表进行
   逐一的考察和清理。将七大代表安排进入中央党校学习,是毛泽东要求七大代表留在延
   安的最能说出口的理由,而中央党校又是安置这批干部的最佳场所。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党校的责任不可谓不大也。一方面;中央党校要进行自身的改
   造;另一方面,它又被毛赋予了特别任务。显然,邓发将不足以承担如此重大的使命,
   无论是邓发对毛的态度,抑或是邓发与王明等国际派的关系,都使毛对邓发不能放心。
   但是,邓发毕竟是中央政治局的成员,毛一时又没有充足的理由可将邓发的校长职务罢
   免,于是,毛泽东再次施出他惯用的「掺沙子」办法——继续保留邓发的校长职务,但
   ①〈中央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1940 年2 月15 日),载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7——1947)》(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
   版社,1992 年),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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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调彭真任中央党校教育长,让彭真掌握中央党校的具体实权,从而架空邓发。
   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将担任中共晋察冀分局书记的彭真从华北调回延安。同年
   12 月,毛泽东对中央党校进行第一次改组,邓发虽然继续留任校长一职,但却又在中
   共中央内专设一个中央党校五人管理委员会,用以分散邓发的领导权限。该管理委员会
   除邓发为委员外,毛的两个重要助手彭真、陆定一,以及中央组织部的王鹤寿、军委总
   政治部的胡耀邦也名列委员之中。①
   离中央党校第一次改组不到三个月,整风运动就在延安全面展开,一时延安各机关、
   学校高干约三百至四百人,被集中进中央党校。为了落实毛的整风计划,1942 年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宣布对中央党校进行第
   二次改组。这次毛泽东亲自出马,任命政治地位远逊于邓发的彭真为中央党校主管整风
   运动的最高负责人。毛又一次施出釜底抽薪的谋略,将中央党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分散,
   宣布将党校划归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由毛泽东负责对中央党校的政治指导,任弼时负
   责组织指导,日常工作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的管理委员会主持,取消1941年12月
   成立的党校管理委员会。② 这次改组后,邓发虽继续留任党校校长,但他的权限已被
   削夺殆尽,仅负责主持教务会议。彭真则被委以主持权力极大的政治教育会议,并和陆
   定一一道主编指导整风的刊物《学习报》。至于林彪,虽被责成主持中央党校的军事会
   议,但林彪并没到中央党校就职,而是前往重庆代表毛与蒋介石会面,并留在重庆中共
   代表团,直至1943 年7 月才返回延安。
   经过第二次改组,原先对党校工作事无巨细「都事必躬亲」的邓发在中央党校已成
   了一个光杆校长。从现有资料看,邓发没有对毛作出任何抵抗,他平静地接受了这种屈
   辱性的安排,不仅如此,邓发在公开场合对毛泽东的整风计划还表示了一般性的支持。
   ③ 然而他仍被完全排除在彭真领导的整风领导核心之外,而他所负责的教务会议,也
   因中共中央下令中央党校废除原有的所有课程,事实上已名存实亡。④这样,邓发这位
   被中央党校炊事员、勤务员亲切称呼为「邓大哥」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党校校长,
   在党校已处于无事可干的境地,邓发除了过问一下党校的蔬菜生产和扩大猪圈等一类杂
   事,⑤只得将工作重点转入延安的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
   1943 年3 月,邓发挂名中央党校校长的日子正式结束。邓发被解除了中央党校校
   长的职务,被打发到由刘少奇担任书记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下属单位——民运工作委员
   会作一名空头书记,毛泽东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彭真、林彪担任副校长。林彪之被
   毛泽东挑选作党校副校长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毛需要借用林彪的军人身分,震慑党机
   ①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②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1947)》,页126、255。
   ③1942 年2 月1 日,邓发主持了中央党校开学典礼,就是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作了有名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在毛
   报告前,邓发在会上作的开场白里提出将以克服教条主义与主观主义作为党校教育的新方针。整风运动开始后,邓发经常在一些场合以自
   己经历讲述「工农分于与知识分子结合的必要」。参见《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 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363。
   ④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2 年2 月28 日作出的〈关于党校组织及教育方针的新决定〉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在本
   年内教育与学习党的路线」,参见王仲清主编:《党校教育历史概述(1921 一1947)》,页255。
   ⑤《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 卷,页364。邓发、项英、彭德怀是中共局面改善后,少数几个仍保留有早期共产主义者清教徒式工作和
   生活习惯的高级领导人。1939 年底邓发自新疆返回延安后,发现一些人已开始追逐生活享受。对此,邓发十分气愤,他感叹道:「我们党是
   一个劳动阶级的党,但是现在,一小部分人已经忘本了」。参见司马璐:《斗争十八年》(节本),页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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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关和党的高级干部,然而林彪对此新职似乎并无兴趣,他固然全力支持毛泽东,却不愿
   多出头露面,更不愿以自己的手去惩治别人。对林彪的倦怠,毛泽东表示宽宏大量,他
   允许林彪只挂副校长的头衔,不到中央党校去视事,而将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交彭真主
   持。至此,中央党校完成了它的第三次改组。
   四 彭真与中央党校的彻底毛化
   毛泽东为甚么挑选彭真作中央党校的总管,让这个既非中央委员,又未参加过长征,
   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城市职业革命家」来主持审查包括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这
   样一个涉及要害的工作?答案只有一个:彭真是中共党内刘少奇系统的第一号大将,毛
   意欲借助刘少奇的支持,利用彭真在中央党校整肃异己,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至高无上
   的地位。彭真又为什么在中央党校为贯彻毛的整风部署日夜辛劳?答案也只有一个:刘
   少奇、彭真要借助毛泽东的力量,利用主持中央党校整风运动的难得机会,整肃其在党
   内的政敌,为刘少奇作为「白区正确路线代表」奠定基础,这就是彭真之被毛泽东责成
   领导中央党校,和彭真在中央党校大树毛泽东权威的全部底蕴。
   彭真调入中央党校后,立即将校长邓发撇在一边,当仁不让地将党校的所有重要权
   力抓在手中,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全面落实毛泽东的整风意图,使中央党校的里貌和风格
   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为适应中央党校作为大规模干部「再教育中心」的需要,彭真将延安的等级差序制
   全面引人中央党校,实现了中央党校的机关化和官僚化。中央党校原先就有按入学干部
   的原有级别分班的惯例,但是在1942 年前,由于学制较短,高级班与中、初级班学员
   的政治待遇差别并不十分明显,学校的管理机构也较为精干。但是随着来延安准备参加
   中共七大的代表和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高中级干部陆续进入中央党校,原有的管理机构
   已不能适应新的局面。在党校学习的高级干部,他们的身分兼具两重性质,一方面是接
   受教育和审查的学员;另一方面又是曾掌管一方或一个部门的负责干部;如何使这批干
   部既能接受审查,又不致过份影响他们的情绪,这就成了一项急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
   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彭真制订了两项制度:第一、将依照干部级别分班的原则固定化
   和制度化,在中央党校分别成立代表班(七大代表)、旅级地委及旅级以上干部班、团
   级及县级干部班等不同班次,使即将展开的干部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局限于同级干
   部范围内。第二、在中央党校确立优待高干的政策,明文规定凡中央委员、旅级及地委
   书记以上干部,其妻子愿意随丈夫入中央党校学习者。一律可照顾人校,而免除其家属
   的资格审查程序。①同时,原配有勤务员的高干,准许其将勤务员带人学校归自己使用。
   ②
   与上述两项制度相配套,中央党校还增设了新的管理机构,从学校总部机关、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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