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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经济学家胡星斗

“弱势”经济学家胡星斗
   
   
   (2012.3.16《报刊文摘》摘自人民出版社《人物》周刊2012年第3期,作者:南关前)
   

   凡关心时政和当下热点问题的人,对胡星斗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
   2010年暑假,胡星斗一直在为农垦职工的事奔忙。与这个群体结缘很偶然,一位江西籍专家电话告诉胡星斗,海南农垦职工处境悲惨。
   “橡胶价格不是一直很好吗?怎么会这样呢?”胡星斗心里打了一个结,学校一放假,他就背起了行囊,自费到海南调研。
   在大雨滂沱中,他摸索着走进了一位农垦职工家。这是一幢茅草屋,四处漏风,夫妇俩正准备去女方父母家那里吃饭。一问才得知,他们俩不是去赴宴,是去吃接济饭。农场定的生产指标太高,男人每月只能挣到300元,女人常被倒扣。
   一家一家地走访过后,胡星斗的心情变得沉重起来。一连串疑问在他脑中交错闪过:为什么国家每年补贴几个亿还喊亏损?为什么在农垦内部贫富如此悬殊?
   经过十多天的实地踏访,一张海南农垦的现实生态链在胡星斗心中逐渐清晰起来:矛盾的焦点似乎在职工自营胶不能自营,被农场以“统一收购”的名义压榨,而病灶源于上个世纪末干部家庭承包胶林后,大量占有,上报亏损,下占职工利益,这种官商怪胎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群体。
   回到北京以后,胡星斗立即将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写成报告——《海南农垦的当代农奴与富官》,海南农垦职工,这个一度不为外界知晓的弱势群体立即引起广泛关注。随后,胡星斗还联合部分经济、法律界专家召开了专题研讨会,媒体的介入又引起了高层重视。
   “我看不得别人受苦。”这位经济学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这也成为他为人行事的准则。这些年,无论是为文还是做事,都与弱势群体有关,他甚至将自己的言论集结为“弱势群体经济学”。
   胡星斗是最早关注打工子弟学校的学者之一,常游走于城乡结合部那些低矮破旧的活动板房教室;他长期关注户籍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火药味十足的威猛之词;在反腐败、官员财产公开、打破国企垄断等方面,他也着墨甚多;在农民企业家孙大午身陷冤狱后,他都第一个站出来力挺孙;冬夜里,他曾抱着自家的棉被送给那些北京上访村里的无家可归者••••••
   然而,无论如何,在当下中国,胡星斗都算不上一位“主流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没有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和复杂的数据模型,通篇直白,只有数据说话。他很少有宏篇巨论,不少文章都是几百字的豆腐块。在很多人眼里,它更像是一位针砭时弊的杂文家。
   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游走与政商两界,一边依附于权力体系,一边与商界相交甚欢。当“身价”成为衡量一位经济学人成功与否的标志时,胡星斗与这一切似乎是绝缘的。对他来说,敢讲真话,能发出独立的声音最重要。
   对那些身无分文的弱势群体,胡星斗经常伸以援手,他会选择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件分析研讨,帮受害人摆脱困境。但这位生活并不富裕的学者常常感到有心无力,最近,他在考虑筹建一个弱势群体研究基金会,让更多无力者前行。
   胡星斗有一个“高贵中华、文明中国”的梦想,这个梦想的蓝图是:“抛弃封闭、专制和官本的传统,服从规则、程序、透明和监督,是中华民族高贵起来,使古老中国文明起来。”
   
   
   
   “问题”学者胡星斗
   《今日财富》2007年3月 作者:唐河
   
   
   胡星斗是近几年声名鹊起的一位著名学者,3月20日,笔者在百度搜索引擎里搜索“胡星斗”三个字,显示有数十万个网页上有他的信息,这个数字随着岁月的延续还在不断地攀升。他不是政治家,不是企业家,不是当红歌星,也不是挥手云集的英雄,他只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教授,一名普通的学者。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背景,恰恰相反,他的力量来自于他对国家和民众纯净、真挚、热忱的爱,来自于童年草根的生活,来自最普通也是最高贵的人性。
    通过仔细研究涉及到他的所有资料,我们突然发现,是一种的秉笔直书的正气、一种渴求美好的良善和一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忧民的热情感动了媒体和受众。他研究问题,寻求药方;他疾呼反腐,倡导法制;他关注民生,心念民瘼;他传道授业,倡导文明。他不停地奔走,在冰风凛冽的贫民窟,在家徒四壁的农舍,在寒窗铮铮的监牢,在拥挤不堪的难民流。他用脚做学问,虽然未必篇篇精彩,但却字字肺腑。就废除信访制度、废除劳教制度、废除高考地域歧视制度、废除院士制度……,他不懈地奔走呼号,他上书全国人大,上书国务院,上书……
    他犹如悬挂星空中的星斗,也许天生孤独,也许命中注定光亮。
   
   由工而文,由“器”转“道”
   
   1978年,年仅16岁的胡星斗考入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电气自动化专业,四年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本专业研究生。1985年,分配到现北京理工大学工作。几乎从工作的第一天起,他就由工科转向了文科。开始,他从事社会学教学工作,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先后涉猎经济学、传统文化等多个学科。1990年代初,他萌生建立中国问题学的设想,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理论雏形已基本确立。
    胡星斗实际上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中学时年龄小,稀里胡涂的,便由着老师选了理工作为发展方向。尽管如此,他的理工科成绩一直很好。不过,他始终认为理工不仅内容枯燥,而且仅仅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是雕虫小技,没有上升到“道”的高度,对国家进步的作用十分有限。当时,胡星斗还是一名十分热心的文学青年,担任学校诗社社长,文学活动频繁而丰富。
    工作后,胡星斗认识到,中国的根本问题不在科学技术层面,现代化的瓶颈是政治社会制度和更深层次的文化缺陷。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再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只会白白浪费。他表示,自己天生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比较多,对自然科学那种冷冰冰的东西没有兴趣。于是他下决心转而研究社会人文科学。当时社会科学人才正处于断档期,十分缺乏,所以他一向学校提出,校方立刻就同意了,转向十分顺利。他笑着说,如果是现在,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庆幸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是社会共识,青年学子奉其为圭臬;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人们对人文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仍记忆犹新,全社会畏人文社会科学如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多少青少年被迫放弃自己的兴趣与爱好,违心选择自然科学作为学习研究方向。胡星斗教授最终从事着自己喜爱的工作,并卓有成就。十分幸运;但更多的人却不得不在自己厌恶的职业中耗费生命。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损失。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全面落后,与人们很难自主选择学习研究方向有着莫大的干系。广而言之,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研究问题,寻求药方
   
   胡星斗不喜欢杂乱无章、零敲碎打地对各种问题随意发表意见,习惯于始终围绕一个中心展开思想,因而一直都试图建立系统的属于自己的独特理论。他表示,即使这种理论不是主流,也可能还不特别规范,但只要能自圆其说,是自己独创的,就很有意义。
    胡星斗很早就对传统文化发生了兴趣,一直在做诸子百家的教学工作;他对中国近代的落后贫穷十分痛惜,非常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迅速发达富强民主现代化的通衢大道。因而,他希望自己能在“中国学”方面有所建树。胡星斗表示,“中国学”国外称“汉学”,是研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学问。但“中国学”这个题目太大。他不久就发现了这一问题。这时,他想到鲁迅等人提倡作学问应该研究现存问题的观点,认识到理论必须有针对性,才有存在的价值。这里的关键在于,以批评的视角发掘独到的东西,而非仅仅阐释别人的理论。这才是现代中国最需要的。只有这样的学问才能长存于历史,具有久远的价值。因此,他在“中国学”中加上“问题”两字,1993年创立了“中国问题学”。
    胡星斗将“中国问题学”分为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四个大部分。他由文化入手,出版了两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专著,后转向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目前只有政治方面尚未进行系统研究。
    他认为,中国文化问题很多,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传统文化更强调经验思维,很少涉及理论和逻辑思维;经济问题在于,市场经济与权力结合,缺乏公正、诚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社会问题在于,乡村与城市小区公民自治程度很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力量受到抑制,而政权包揽所有社会工作,既做不了,更做不好。
    胡星斗认为,中国的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来自文化,文化又与环境及最早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但今天,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而且主要是政治制度。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反映在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各相关制度。制度是中国所有问题的总根源,没有先进的制度,中国永远不会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建立现代国家制度。
    他表示,自己的探索更多是蓝图性质的,虽然无法立刻实现,但绝不能没有。他认为,如果中国在所有方面都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点理论指导,不知道最终的目标在那里,只是一味试验,不断犯错误,不停地交纳巨额学费,中国现代化的前景便十分堪忧,要么功败垂成,要么成本极高。他认为,中国需要许多思想家,以探索各个方面的路径。
    胡星斗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一是要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改革之中,形成决定性的大趋势。他认为,一个国家走向何方,并不仅仅决定于领导人。因为他们必须顺应民众的意愿;二,想方设法用民主人权宪政思想,影响权力核心层人士;三,知识分子大力提倡先进观念,并参与社会变革。他认为虽然不必倡导精英理论,但也不能搞民粹主义。先进官员、各阶层精英人物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某种导向作用的事实不容抹杀。动乱时期,决定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是农民,他们具有排山倒海的力量;但和平时期发挥作用的人,主要还是站在历史潮头的先进人士和知识分子。他们先知先觉,为众生之先。
    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是资产阶级引导的,有稳固的经济基础,因而比较顺利;韩国、南美等国家的现代化由军人主导,他们以强权推动国家进步;而中国的现代化一直仅由先进的知识分子领导,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等往往停留在观念的鼓荡层面上,无法深入到普通大众中去,无法与经济和政治精英结合,不能转变为制度建设。这是近代中国多次启蒙失败的原因,也是中国现代化屡遭挫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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