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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政改兴邦 脱苏入美 ,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

辛子陵-政改兴邦 脱苏入美
    ——致中共十八大新领导人
    辛子陵
   邓小平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过:“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苏维埃体制不属中国特色。这个体制的特点是党在国之上,领袖在党之上,所以被称为“党国体制”。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 个人独裁是这个体制的应有之义。因为“在革命运动史上,个人独裁成为革命阶级专政的表现者、代表着和执行者,是屡见不鲜的事。” “所以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之间,绝无任何原则性的矛盾。” 从1919年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一党专政。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

   这个体制是列宁的独创。党国体制不属于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民主政体。巴黎公社是他们的理想模式。第一,巴黎公社不是军事强人坐天下,也不是各派政治力量分肥,而是全民投票普选产生的。第二,巴黎公社不是一党专政,而是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联合执政。第三,公社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劳动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公民有权监督和随时撤换官员,取消官员的高薪制和一切特权。1891年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撰文说:“先生们,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麽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恩格斯更加看重巴黎公社继承民主宪政的一些优点,就在三个月后,恩格斯进一步提出用民主共和国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这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绝无共同之处。
   毛泽东继承的是列宁,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把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说成是天经地义,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立国63年,发生了三次大祸乱:大跃进饿死三千七百万人,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1989年“六四”调动国防军镇压学生,死亡713人,都是党国体制造的孽。在这些事情发生前和发生中,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明知是错误的,但在党国体制下无能为力,必须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使局面变得不可遏止,不可纠正,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和人民走向大灾大难。
   改革开放以来,党国体制控制市场经济,政以私行,官以贿进,产生了权贵利益集团。由于坚持党权至上,抗拒分权制衡,抗拒媒体监督,抗拒司法独立,虽把党内反腐高唱入云,但选择性反腐事实上已成了党同伐异的手段。“不怕贪污受贿,就怕站错队”成为流行的官箴。只要上面有人罩着,可以一面贪腐,一面提拔,造成党国体制整体性、制度性腐败。须知没有不倒的和珅,没有不死的皇帝,没有不灭的王朝,清算只是延期而已。“共产党官僚的腐败正在逼迫人民起来革共产党的命。” 继续抗拒政改,只能走向自我毁灭。
   著名学者萧默提出:“凡我党内同志,主张解决权贵资产阶级问题的才是真正的改革派,漠不关心或只跟着说说的是假改革派,压制和消音的是反改革派。”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是限制和触动权贵利益集团,还是维护和发展权贵利益集团,成为区分真假改革派的试金石。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和平理性地处理了乌坎事件后,又于2012年1月4日在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指出:与30年前相比,如今改革面对的困难是既有利益格局,“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汪洋成为政治局委员和省委书记中敢于挑战利益格局的排头兵。真改革派会跟上来。现在是全党大醒悟,废除党国体制的时候了。
   中国党国体制的特点
   1954年毛泽东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 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毛泽东这个讲话,成为共产党的宪法观。
   中国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化。现分述如下:
   共产党位尊宪法之上不受宪法约束。毛泽东的上述讲话要害是这几句:“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这篇谈话,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是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共产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不怕独裁的坏名声;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就要自觉地尊重宪法,接受宪法的约束。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执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党国体制是毛泽东玩宪法的舞台。制宪行宪是一场文明戏,毛泽东不是剧中人,他是编剧兼总导演,领导和主宰每一个剧中人,从国家主席到普通百姓。
   在中国,党章高于宪法,党主席高于国家主席,是毛泽东长期经营造成的,是个人崇拜对国家体制的破坏。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他要仿效斯大林不到车站、机场迎送任何外国客人,不论是总统、国王和皇帝。在国内,国家主席是他的大副。由国家主席到机场迎接外国元首,过两天毛泽东出来接见一下,他的身份就在国家元首之上。党主席至尊至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这么叫起来的。至于权力,他不仅不放松一点,而且更多更紧地集中在自己手里。他是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的,同时明确了他继续执政的方式是“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他强化省以下各级第一书记的权力,弱化政府的权力,强调第一书记说了算。党委的权威是这样逐渐强化起来的。他不在政府任职了,权力中心就转移到了党的系统。
   1958年8月21日,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讲话:
   法律这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还是马青天 那一套好,调查研究,就地解决问题;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各种规章制度,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护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
   毛泽东领导国家,“基本上不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那一套”。至于宪法,对不起,他“记不得了”,因此不算数了。国家政权和宪法,在他心目中是个民主装饰,不是真要起作用的。党国体制把毛泽东摆在了太上皇的位置上,留下了不在国家体制内的元老干政的恶劣先例。文革中他竟超越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国家主席刘少奇长期囚禁并迫害致死。
   毛泽东是法家,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二是军权不在政府。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在毛泽东的操纵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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