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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4】

中国精英是怎样被毛泽东毁灭的?【4】
   第4单元 文坛巨擘
   
   1、“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冤情震惊中外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上升到政治审判高度的大冤案。最初仅仅是因为胡风文艺理论被认为偏离毛泽东红色文艺理论而引起局部性的争论,但后来逐步升级,胡风及其追随者和以周扬等官方人士的文艺争论升级到政治上敌我斗争的高度。随着事件的恶性发展,毛泽东的亲自介入并给予胡风“反革命”的政治定性,涉案的这些人最终遭到司法审判,许多人被投入监狱。该事件是中共掌握全国政权以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是首次‘以文定罪’、‘以言定罪’典型的文字狱;并为此后中国大陆一连串的思想批判运动开启先河,发展为1949年后文化界以至于学术界、政界、军界全面的、大规模的政治整肃和清洗运动。受害人之众多、之惨烈,均令人发指。
   胡风先生原名张光人(1902—1985年)湖北蕲春县人,1923年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后来还参加了一九二五年‘五卅’爱国运动。1929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期间,参加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同时还参加左翼抗日文化团体。因此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并驱逐回国。回到上海后,胡风继续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初任‘左联’宣传部长,并继茅盾之后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后因有人告密说胡风是南京派来的‘内奸’,为了在政治上负责,毅然辞去此职,并与‘左联’断绝组织关系,专门从事写作。
   
   胡风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鲁迅的交往密切,并受鲁迅思想的影响。较之强调阶级性,反对个性的毛泽东文艺路线,鲁迅和胡风的主张更讲求人性、人道和张扬个性。虽然胡风在政治上拥护中共、在文艺理论方面也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等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但同时也对左联内部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赞同,在创作上强调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因此形成对中共官方文艺思想及毛泽东文艺观点的严重挑战。早在1936年,左联内部就曾出现关于“国防文学”(周扬、夏衍、郭沫若等人提出)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人提出)的两个口号的争论,同时胡风和周扬又发生过关于典型问题的争论;1938年毛泽东在文化问题上提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之后,在文化界开展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讨论中,胡风等表达了与毛泽东相左的观点。40年代和50年代初,胡风等实际上已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948年在香港出版《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等文学思想和创作的批评,是该刊的主题之一。邵荃麟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胡绳的《鲁迅思想发展道路》、《评路翎的短篇小说》,乔冠华的《文艺创作与主观》等文,都秉承这一主题。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后,对胡风等人的批评更日益骄横,甚至达到盛气凌人的程度。胡风及其追随者已处于受冷落、被排挤的地位。不过他们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仍然坚持,并且坚信一定能取得胜利。因此对于来自官方的各种批评和质疑,性情直率的胡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反批评。这在一个法治国家里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却未料到此后竟成为被围剿的、被批斗的对象,乃至最终诉诸专政手段。企图用“武器的批判”来代替“批判的武器”,来解决后者所未能解决、也不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现代史上开创了极端恶劣的先例和非常可悲、可耻的记录。
   为了贯彻党的意志统帅一切的方针,在文艺界首先要清除胡风及其追随者的文艺思想的影响,当局决定由林默涵和何其芳两位写文章进行公开批评。林默涵和何其芳代表着左翼文学权威势力对胡风等’异端’进行系统清理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公开发表在1953年第2期和第3期《文艺报》上。此前,还有舒芜所写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发表在最高权威的《人民日报》上(1952年6月8日)。在该文之前并加了编者按语(据说出自胡乔木之手笔)。该文的作用在于直接将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推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置身于‘被告席’。
   当时仍然是中国文联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胡风对此不服,1954年3月至7月,胡风在其支持者的协助下,完成《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所谓“30万言书”。以中国传统文人“上书”的方式,在1954年7月22日“转呈”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共四部分:几年来的经过简况;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作为参考的建议。
   胡风的报告全面否定了林默涵和何其芳文章的批评,申述自己在若干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上的观点,批评“解放以来”文艺工作上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胡风先生“30万言书”的中心论点概括起来就是:文艺的本质是人,是人道主义。因此,应该反对教条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即只有完美无缺的一元化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是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传统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决定作品价值。这就是所谓‘五把刀子’。这些观点实质上就是对最高权威的公开挑战,而且击中要害。至于‘宗派问题’,一直被当局所批判、也被扭曲。实践证明:创作需要相近、相吸的群体,观点倾向理想相同,互相切磋,有利于激发创作的灵感,助推优秀作品的产生。现在的人艺、八一、总政歌舞团等……不都是这样推出新人新作,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吗?
   同年年底,中国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讨论《红楼梦研究》问题并检查《文艺报》的工作。胡风错估了形势,以为毛泽东和中央对《文艺报》和文艺界领导的批评,是他的“意见书”起了作用,认为全面质疑、挑战官方对文学强制规范的时机已到,便在会议上做了两次长篇发言,抨击当时文艺界的主持者。于是,此次本来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检查《文艺报》的“错误”的会议,在快结束时,却将斗争的矛头转向胡风。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经毛泽东审阅)发言的第三部分,把胡风问题单独提出,并作出“为着保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着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着发展科学事业和文学艺术事业”,“我们必须战斗”的号召。
   不久,胡风的《意见书》便由中共中央交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1955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2月,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决定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批判。主席团将胡风报告其中的二、四两部分专印成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1、2期合刊附发,“在文艺界和《文艺报》读者群众中公开讨论”。毛泽东也在一份批示中,要求文艺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一场全国性的批判运动全面展开,大量报刊发表批判文章。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的文章《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首次把胡风问题升级到政治上敌我的高度。不久,胡风原来的朋友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反戈一击、紧紧跟进。随后并交出了在40年代与胡风的私人通信。后来又“搜出”或要当事人交出他们的往来信件后,“性质”立刻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同时,毛泽东亲自审阅舒芜交出的胡风给他的多封信件,立即指示中央宣传部和公安部成立“胡风反革命集团专案小组”。5月13日在《人民日报》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为名,公布这些信件。以后又陆续公布一些材料,并集结成书,由毛泽东亲自作序、加写按语后公开出版,在全国开展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年5月13日至6月20日《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共三批)的按语中出现了许多杀气腾腾的文字:
   “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
   “胡风和胡风集团中的许多骨干分子很早以来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走狗,他们和帝国主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密切联系,长期地伪装革命,潜藏在进步人民内部,干着反革命勾当。”
   “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从5月18日到6月8日的20天中,《人民日报》每天在第三版用五分之二以上甚至全版的篇幅,有时还扩印两张共计12版的篇幅刊登表态性的声讨文章、读者来信和漫画,版面上方安排了《提高警惕揭露胡风》的大标题。第三批材料公布后,连续一个月类似报导约占15个版面,版面大标题改为《坚决彻底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同时大量宣传书籍甚至政治漫画开始在全国范围涌现,宣传机器在全国开动。
   官方主流媒体宣传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文艺界人士也开始纷纷与胡风“划清界限”。1955年5月26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巴金文章——《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成为颇具典型的一例。同时检讨会、座谈会在各地、各部门纷纷召开。
   1955年5月16日胡风被捕,【编者按:此时胡风仍然是全国人大代表。按照法律,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是不能逮捕的】。直至两天后即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才做出逮捕决定。如此公然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动,竟然无人敢于提出质疑。这种现象在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胡风在看守所被隔离3个月,后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直到1965年底被判刑为止。另有许多人由于牵涉“反革命集团案”而遭到清查,先后有数十人被捕。根据1980年7月21日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复查报告》披露,1955-1956年全国共审查了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分子”78人,其中骨干23人。比较著名的有:路翎、阿垄(亦门)、鲁藜、牛汉、绿原、彭柏山、吕荧、贾植芳、谢韬、王元化、默林、刘雪苇、满涛、何满子、芦甸、彭燕郊、曾卓、耿庸、张中晓、罗洛、胡征、方然、朱怀谷、王戎、化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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