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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毛泽东杀害的几个青年才俊例子

被毛泽东杀害的几个青年才俊例子
   
   附录:青年才俊
   1、遇罗克:人权思想家死在不讲人权的国度
   

   【编者按:被收入本单元者都是青年人,当然算不上是“精英”人物。但他们的事迹证明:这些人肯定是未来的精英人物,是精英的幼苗。只是由于毛泽东极权统治下的暴行而过早地夭折了。其次,他们都不是自杀,而是被当局枪杀的。张闻天在庐山会议期间那篇著名的长篇讲话中说:“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是要遗臭万年的”。错了!错就错在大前提。此话的大前提是:共产党永远是正确的、光荣的、伟大的,被这样的党杀头当然是要遗臭万年。但是,几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共产党自己所谓的“伟、光、正”完全是虚构的宣传,是自我吹嘘。事实恰恰相反:这个党做了许多错事、蠢事、坏事,那么被这个党所杀害的青年人绝不会遗臭万年,恰恰相反,他们应该被纪念,而且一定会流芳千古。明朝万历年间的礼部尚书于慎行在其遗着中有句话说得很好:“是古人之所为辱,乃今之所为荣也,岂盛世所宜有哉!……夫使上之刑赏不足为荣辱,而士之荣辱制于下之毁誉,则国是将日非矣。”这段话说得非常到位,也非常切合我们所收录的这几位青年才俊,更值得中共当局认真反思和抉择:是继续坚持‘原教旨主义’的是非观、荣辱观,还是深入解放思想、顺应民意,转变价值判断标准呢?正因为如此,本书才把他们的事迹一一收入,留垂后世。】
   遇罗克(1942年——1970年)出生于北京。自幼聪明好学,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王秋琳亦曾自费赴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虽然成绩优秀,但仍未录取。为了从事社会实践,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县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在农村,遇罗克亲眼目睹“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更为残酷:一些地主的小孩子都被斗死,行凶者们用形象的语言表述为“连根拔”。1964年,患严重神经衰弱的遇罗克回到城里。曾在小学做过一段时间的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从自己所受的不公,再扩展到整个社会,遇罗克通过观察和阅读大量书籍,并进行深入思考的结果,于1966年7月,写成了《出身论》。
   
   文章首先揭露了当局赋予不同阶级以不同权利的事实,并进一步分析了根据血缘标准将社会区分为‘人民’和‘敌人’两个截然对立阶级的荒谬性。作者认为:个人权利不能因为其社会出身和其它外在因素而被否定或扭曲。虽然在当时的条件下,遇罗克还没有提出‘人权’这个概念,但在文章中所说的‘个人权利’实际上就是指代‘人权’一词。同时文章还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作者坚定地写道:“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文章在1967年1月18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该文发表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原本印刷的三万份报纸在北京街头被抢购一空,不得不临时加印六万份。因为《出身论》在当时触动了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为当时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人提供了思想武器和精神解放的理论依据,所以在社会上引发极大的轰动。旅美华裔学者宋永毅先生认为:《出身论》是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这个评价是非常精当的。
   此外,遇罗克批判的矛头所向,还直指那个善于迎合上意的金棍子姚文元。针对姚文元批吴晗的御用文章,遇罗克写出了《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的继承》。文章先后投给《红旗》杂志和《北京日报》,当然不可能发表。但遇罗克仍然毫不气馁、坚毅而执着地继续写了《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这次是寄给《文汇报》,结果总算是摘要刊登了大约3000字。事后他长舒一口气说:总算替吴晗还击了几下,出了一口闷气。
   1967年初,许多‘老红卫兵’头头组织了“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其成员必须是13级以上高级干部的子弟。这些人大肆搞‘打、砸、抢、杀’等违法活动,十分猖狂。在‘联动’如此猖獗之时,又是这位惯于冲锋陷阵的遇罗克第一个写出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发表在《中学文革报》第3期头条。
   群众所喜爱的东西,却被自称“代表群众利益”的中共最高领导层所不容。1967年4月17日,中央文革表态:《出身论》是反动的。于是,1968年1月1日,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惨遭杀害。从逮捕到杀害,当局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的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借口。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丁东、徐友渔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一书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的‘理由’之一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毛泽东。这可是震惊全国的天大罪名。但事实真相如何呢?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恰逢长春车站向‘革命群众’发武器,遇罗克领到了一颗手榴弹,并带回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就想到香山去埋到地下。恰好被公安局发现。于是就被扣上‘暗杀’的罪名。暗杀谁呢?为了扩大‘罪行’的分量以耸动听闻,在“死刑判决书”上写着:阴谋杀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如此大罪,应该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吧?于是就加上:“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十分空洞的、莫须有的罪名,最后判处遇罗克死刑。
   遇罗克的不朽贡献在于:当“血统论”风行全国的时候,他勇敢地站出来,指出了现在看来已成为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
   青年诗人北岛目睹了北京工人体育场里万人欢呼声中的最后审判,用诗的语言记录下了自己的感受: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1949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神州大地上竟然出现了比西方种族歧视和印度种姓制度更黑暗、更残酷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它同龄人同等的权利,仅仅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发展到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在高举的屠刀下,连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血腥的大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这句话可谓经典式的名言,也成为遇罗克自己所实践的人生信条。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
   遇罗克毫不犹豫地回答:“值!”
   历史终于翻过去沉重的一页。遇罗克死后9年,1979年11月21日被宣告无罪。1980年9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划破夜幕的陨星》一文。此后全国各种媒体纷纷刊载关于遇罗克的文章。但令人遗憾的是,遇罗克并未获得烈士的称号,发给他父母的是遇罗克被关押两年多期间学徒工的工资。
   官方不予承认‘烈士’称号,但民间却自发地、百倍地予以补偿了。2009年清明节,遇罗克的雕像在北京通州宋庄美术馆落成。学者于建嵘曾陪同一位名校毕业的年轻法学博士前去参观。这位博士指着新落成的雕像问于建嵘:遇罗克是什么人,人们为什么要为他献花?这一问,令于建嵘无限感慨。为此,他撰写文章《请记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的序言中,学者徐友渔把思想者分成两类:一种人提出复杂、精深,甚至高度抽象的理论;另一种则在是非颠倒、指鹿为马的蒙昧和谎言时代,敢于道出常识般的真理。遇罗克是后者的代表,他捍卫的是常识,付出的却是生命。
   
   
   2、林昭:宁为玉碎浩气长存
   
   林昭(1932—1968年)原名彭令昭,林昭乃其笔名。苏州人,其父彭国彦曾做过吴县县长,母亲许宪民很早就受到其舅舅的影响,思想左倾,并参与中共夺权的事业。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四•一二事变中,被国民党处决。
   
   由于家庭的影响和熏陶,年幼的林昭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的敬仰和热情。景海中学高中毕业后,不顾母亲的反对,于1949年7月考入了“革命摇篮”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决心“与家庭生不来往,死不吊孝”,毅然投身革命。稍后,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1952年开始在《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这期间林昭深入工人群众中,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报导。
   1954年,林昭以江苏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由于林昭勤学多思,受到游国恩教授的赞赏,建议林昭转入文学专业,未果。林昭与另一位才女张玲同任校刊编辑,负责副刊《未名湖》。1955年春,林昭参加北大诗社,任《北大诗刊》编辑。1956年秋,《北大诗刊》停办后,林昭成为综合性学生文艺刊物《红楼》的编委会成员,并被称为“红楼里的林姑娘”。该刊的主编就是后来成为知名学者的乐黛云。《红楼》第2期的责任编辑则是林昭和张元勋。
   1957年5月19日,为了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张元勋等同学联名贴出大字报《是时候了!》。随后几天,北大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学生互相辩论,有人认为大字报中的右倾言论是反革命煽动。5月22日,林昭在辩论中,公开反对那些上纲上线的批评,并说:“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5月29日,《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开除张元勋与李任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右派刊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什么话?》,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反对右派分子的狂潮。林昭在运动中因公开支持北京大学学生张元勋的大字报“是时候了”当然地被划为右派。林昭吞服大量安眠药企图自杀,但被及时抢救过来。于是被认定她“态度恶劣”、“负隅顽抗”而被加重处分:劳动教养三年。林昭不服,跑到共青团中央质问:“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曾勇敢地向北洋军阀政府去保释‘五四’被捕的学生,现在他们(指北大领导)却把学生送进去,他们的良知何在?”后因新闻专业副系主任罗列怜其体弱多病,冒险为之说情,林昭得以留在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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