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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凯迪:从《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说起


    从《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说起 (文/俗士)
   
    先有洛克(也许是受了新世界殖民地繁荣景象的影响),继而是亚当•斯密,他们都坚持,劳动和辛劳根本不是贫穷所专有的,也根本不是贫穷对无产者的惩戒,相反,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最近,看到茅于轼的文章《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在文章他表达了“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的观点。文章是从减税说起的,也谈到了政府应该削减开支的话题,这固然都是不错的,但是由于他没有详实的数据分析(他文章中的数据似乎更像是举例说明,而非统计数据分析、研判,至少没有说明那些数据的来源),所以无论是关于减税还是削减政府开支的话题,都没有多少说服力,因而并不比一般时事评论家写得更有价值。我想,作为经济学家应该有更高的、更深层次的论述。

    记得以前他发表过“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以及富人养活穷人(或者是资本家养活工人。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我觉得它们的意思差不多)这类的观点,这篇文章不过旧话重提而已。
    有一个印象,茅于轼的文章常有惊人之语,但却少有对自己观点的论述,尤其是与以往的观点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似乎也不做什么论述。所以,他的文章就给人以观点武断的感觉。而且,他的观点有时候很莫名其妙,不知道其所指。比如“打倒了富人,全国都是穷人”的观点就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点无的放矢之感——谁要打倒富人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了,发展经济、发家致富都是主流思想,不仅官方政策如此,民间意识也是如此——拜金成为主流和时尚,各类文学艺术作品也都在宣传这种观点。并未听到什么要打倒富人的说法,至少官方意识形态和民间主流意识不是如此。当然,这些年由于贫富差距太大,贫富之间的冲突日益严重,因而有了“仇富”之说。但这种“仇富”其实是仇“富得不公”,以及富人“为富不仁”。人们并不仇视那些凭能力和勤劳致富的富人。如果,茅于轼仅是对极少数的极左人士的回应,我想他一而再地发表类似观点,就令人感到有些奇怪了,甚至给人以故意挑起贫富之争的印象,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力很小,而且也并没有多少人认同,你回应反而是替他们宣传;如果你的观点不严谨则反而授人以柄。
    由于,茅于轼有很大的影响力,他的观点总是能形成热点,而且许多人对其可说是膜拜不已。然而有关贫富问题,劳资冲突问题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简单。所以,我想借此机会,简单地谈一下这方面的问题(不是学术论述,只是一点感想,或许不够严谨)。
    一、关于“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首先,我并不反对为富人说话,因为我认为只有一种声音是可怕的,所以替富人说话、为穷人说话、为中产说话都是无可非议的。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话要说得有道理,二是说的话要有可依据的基本事实。比如,我前面说的,中国现实问题是“富得不公”和“为富不仁”,这是引发贫富之争的主要原因。如果回避中国事实的根本,指责人们“仇富”,就有些脱离实际。
    其次,为富人说话就为富人说话,堂堂正正没有什么不好,而打着什么为穷人办事的幌子则一方面表现出了言说者的内心之怯——理不直、气不壮;另一方面,多少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意思。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作为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茅于轼最具影响力的,我想就是他的言论。也就是说,“替富人说话”才是他真正能取得效果的行为,而为穷人办事则更多的是政府责任或政府才真正有能力做的事,经济学家本身并无此能力。因而茅于轼所谓的为穷人办事就可能是一句空话,或者 “替富人说话”的幌子。当然,除了政府慈善机构(善人)也能为穷人办事,但这往往只具有辅助的作用,是对政府行为的补充并不可能成为主导,而且慈善事业是道德上的善行。
    那么,茅于轼有没有这样的善行呢?从现在得到的信息来看,似乎没有。茅于轼和他的拥护者喜欢把他搞的小额贷款和保姆培训、中介,说成他为穷人办事的实例。但我认为,那些只能是商业行为并不具有慈善性质。因为,茅于轼在《国宝讲坛:茅于轼解析“刘汉黄案”及穷人的出路》中说:“有认识邓玉娇的朋友,可以通知她在困难时可以找我。如果她想办扶贫性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想在富平培训学校培训21天收费600至800元;想到富平家政中心找一保姆工作收取中介费780元。”茅于轼所搞的小额贷款(年利率是18%)在中国应该是非法的,别人搞都是在地下的,而茅于轼如何可以这么公开的宣扬自己的业务呢?他难道获得了某种特权?且不论这点,仅从他所公布的这个收费标准看,你无论如何也无法将之与慈善相联系,它只表明这几个项目是实实在在的商业项目。至于这些项目可能会使穷人收益,那也只是说明它们具有不错的商业价值——投资和消费各有所需。
    如果,把这看着是“为穷人办事”,那我也可以说,那些开办各种兴趣培训班的人是在为祖国培养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奉献。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这么说,因为他们的行为只是赚钱,教育后代只是赚钱的一种手段。再进一步说,我们生活的小区周边的那些家政公司、保姆中介都是在“为穷人办事”,而且他们的收费远低于茅于轼的富平家政中心。我们是不是由此可以说,在道德上他们比茅于轼更值得敬佩呢?如此这般,难道不是很滑稽吗?
    再次,通过我这些年对网络上的观察有一个印象,这个印象还很深刻,那就是:茅于轼的支持者,往往喜欢说“理性经济人”这类的话而很厌恶在经济问题中扯进道德之类的话题,极端一点的就会说商人的目的就是赚钱,道德是道德家的事跟经济无关。但是为什么他们却要在“替富人说话,为穷人本事”这个问题上,把茅于轼捧成道德家呢?他们是在打自己的耳光呢还是在打茅于轼的耳光呢?我想,能支持并使“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一观点得到辩护的唯一的理由大概就是:因为富人养活了穷人,所以替富人说话就等于为穷人办事。事实上,茅于轼就是这样认为的,比如他以前就说过:“如果以后洗浴中心的女服务员,都学习邓玉娇向富人动刀,富人都杀没了,谁来养活穷人?”问题是,这种观点能站得住脚吗?
    二、关于富人养活穷人。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通过辛苦的劳动获取维持自己和家人生命,以及繁衍后代的基本需求,这种需求被称之为“必需”或者“必然”。必然性是对人奴役是最严酷的奴役,也就是说,人为了生存必须从事辛苦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不自由的,只有摆脱了必然性的奴役,人才可能获得自由,即所谓的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但是,虽然这种奴役非常严酷,这种状态下,人只被自己的及家人生命需求所奴役。后来,出现了奴隶。奴隶受到必然性和奴隶主的双重奴役——奴隶主剥削了奴隶的部分乃至大部分劳动成果。但奴隶主,为了让奴隶做更多的劳动,会提供给奴隶必要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还可能包括其家人的生活必需。可是你不能因此说,是奴隶主为奴隶提供了就业机会,使得他能养活自己。换句话说就是,你不能说是奴隶主养活了奴隶——也许事实恰恰相反,至少我们可以认为,奴隶不仅为奴隶主提供了必需的物品,还为其创造了财富。再后来,出现了资本和工厂,以及资本家和工人。工人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劳动,那么他们应该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亚当•斯密说:“需要靠劳动过活的人,其工资至少须足够维持其生活。在大多数场合,工资还得稍稍超过足够维持生活的程度,否则劳动者就不能赡养家室而传宗接代了。……为赡养家属,即使最低级普通劳动者夫妇二人劳动所得,也必须能稍稍超过维持他俩自身生活所需要的费用。”他还说:“供给社会全体以衣食住的人,在自身劳动生产物中,分享一部分,使自己得到过得去的衣食住条件,才算是公正。”(《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著名的《国富论》,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从这点看,今天中国不仅存在最低级普通劳动者的报酬过低的问题,而且,许多白领的收入也很堪忧,因为现在有许多白领不敢结婚、不敢生育。当然这恐怕不只是劳动报酬的问题,还涉及到整个社会。在此就不赘述。显然,工人到工厂劳动或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比自己以往——自然状态下或当奴隶——更多的报酬,而非寻求被收养。事实上,他们只是把工厂当作实现这一目的的场所。同样,资本家开办工厂并雇佣工人,也只是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是要收养工人,只是他们必须雇佣工人,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投资赚取利润。也就是说,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工人,他们都是有自己的目的,如果资本家赚不到钱,同时工人也不接受他们降低工资的要求,他们就自然会关闭工厂;相反,如果工人觉得自己所得的报酬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雇主也不愿意增加他的工资,那么他就可以选择离开。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现实社会往往被到劳动者权利,以及失业和破产等问题困扰,使得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我说的这么简单。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至少我们可以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或者我们也可以表达为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谁养活谁的问题。在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互补、互相依存的关系,而非寄生或依附的关系。并且,无论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这样的观点都会把其中一方置于某种道德高点,而成为批判、蔑视另一方的依据,而这是很危险的。
    可以说:把前者极端化——把劳动神圣化并否定资本的价值(如把资本家看成寄生虫、完全的剥削者)——就会导致以前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把后者极端化——把资本神圣化而否定劳动的价值(把劳动者看成依附于资本家)——我想就是导致资本对人们的奴役(事实上,今天我们就处在这种危险之中),甚至会重演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那些非人道事情(事实上,已经发了,比如:职业病问题、过劳死问题、黑窑奴问题,等等)。
    茅于轼“替富人说话”可谓是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暴露自己对经济学的无知。比如他说:“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经济学是一门伟大的科学,很可惜的是我们现在还不断地教的马克思理论,连很多简单的逻辑都讲不通:为什么用一头羊换一匹布,因为这包含着劳动相等,这很奇怪,既然劳动相等我为什么拿羊换布呢?我自己生产一匹布就行了嘛。”这话本身就前言不搭后语,而且说明他对交换及交换的起源缺乏认识。尤为可笑的是,他以为交换物“包含着劳动相等”是马克思的观点,似乎这样就可以进行贬低和嘲讽了。但事实上,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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