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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税案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诉讼(图)

[日期:2012-04-13] 来源:参与 作者:武德 [字体:大 中 小]
   
   (参与2012年4月13日讯)2012年4月13日,发课公司分别就北京地税局第二稽查局的《处理决定》、《处罚决定》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了诉讼。朝阳区法院立案庭表示:先收下诉讼材料审查,7天内通知是否立案。
   
   昨天(2012年4月12日),发课公司就北京地税局第二稽查局的《处理决定》、《处罚决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邮寄了起诉书。 发课公司案辗转多个政府部门,由新华社向全国发布通稿,属于重大、复杂案件,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望北京高院能受理此案一审。

   
   对此,有网友表示:“未未不是为了赢,而是为了将共产专制显给众人看。伟大的中国艺术家。爱爱未未!”“加油!你不仅在为自己打官司,也在为全国人民打官司!~”
   
   艾未未税案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诉讼(图)

   艾未未税案向北京朝阳法院提起诉讼(图)

   
   
   
   下面是起诉书的具体内容:
   
   起诉书(一)
   
   
   行政诉讼起诉状
   
   
   原 告:北京发课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草场地村258号
   法定代表人:路青
   
   被 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12号院C3座
   法定代表人:郭筑明
   
   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撤销被告作出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二稽税稽处【2011】63号);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被告经对原告2000年11月29日至2010年12月31日涉税事项进行税务检查后,作出《北京市地方税务局第二稽查局税务处理决定书》(二稽税稽处【2011】63号)(以下简称“《处理决定书》”)。经行政复议,行政复议机关已作出维持决定。
   
   原告认为,被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是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一、主要证据不足
   
   1、被告认定的主要事实证据不足
   
   被告认定原告少缴印花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缺少事实依据。
   
   (1)被告认定原告在“博雅园”项目、“三影堂”项目和“上院”项目中“共取得应税收入15,823,724.36元”,“未在账簿中记载”,“未进行申报纳税”。被告据此要求原告就上述三个项目补缴企业所得税4,344,497.64元。但没有证据表明被告所认定的相关项目与原告的收入构成直接关联性。
   
   (2)被告直接通过会计账簿所记载的数据推导原告应当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而并未核查相应的事实。会计账簿属于人工转载、登录,所记载的数据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必须有相应的原始凭证予以佐证。
   
   (3)被告忽略原告的真实成本费用,导致数据严重失实。被告在采用“查账征收”的情形下,应当核实原告的真实成本费用。但被告却怠于采集对原告有利的证据。
   (4)被告仅在《处理决定书》中告知原告应补缴税款、加收滞纳金的金额,却未明示计算过程,使原告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此草率处理,令人难以信服!
   
   2、被告采集的证据因程序违法而不具有证据效力
   
   根据2011年4月6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向被告下发的《重大税务违法案件督办单》(京地税稽督【2011】第7号),原告涉税案件已从公安机关转由税务机关办理。故,公安部门自2011年4月6日之后不应再介入涉税行政案件;公安部门作为非适格主体所调取的证据也不应作为被告对原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依据。然而,被告据以对原告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依据恰恰包含了公安部门在2011年4月6日以后对原告股东刘正刚、会计胡明芬等人的讯问笔录。因此,该等材料不具有证据效力,不能作为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依据。
   
   即使是2011年4月6日之前由公安机关采集的材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2】21号)第七十条“生效的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或者仲裁机构裁决文书确认的事实,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之规定,公安机关作为侦查机关,其收集、制作的材料尚未经人民法院确认,被告也不能将其作为定案依据。
   
   3、被告据以作出税务处理决定的全部证据材料均无原件
   
   2012年3月27日,原告在行政复议机关查阅被告据以作出处理决定的证据材料,但全部材料均为复印件。被告仅凭借复印件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原告无法对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予以确认。
   
   二、适用法律、法规错误
   
   由于被告认定的事实缺少证据,在这一虚妄的事实基础上适用的法律、法规当然是错误的。即使从法律技术层面,也存在如下错误:
   
   1、适用《征管法》错误
   
   根据被告向复议机关提交的材料可知,被告并未能完整、清晰地收集所谓与原告相关的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简称“《征管法》”)第三十五条“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额:(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以及《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办法(试行)》(国税发【2008】30号)第三条 “纳税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核定征收企业所得税:(四)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查账的”之规定,被告应当采用“核定征收”方式,而非错误地采用“查账征收”方式。
   
   2、被告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不具有合法性
   
   原告认为,被告作出《处理决定书》所依据的《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业务问题的通知》(京地税企【2002】526号)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不应承认其效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第二十二条“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乘以适用税率,减除依照本法关于税收优惠的规定减免和抵免的税额后的余额,为应纳税额”之规定,“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为税法基本概念,亦为严谨、规范的税法用语,属于具有特定内涵的范畴, 而“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创制所谓的“应补缴所得”、“补缴企业所得税额”,将使基本概念的特定内涵无所对应,“范畴”也就失去了“范”的意义。对此,《税收规范性文件制定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0号)第九条规定,“制定税收规范性文件,应当做到内容具体、明确,内在逻辑严密,语言规范、简洁、准确,具有可操作性”。此类“不严谨”情况,《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全国税务系统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6】872号)将之认定为“文件规定不合理”,不具有“规范性”。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企业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各项扣除以及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第八条“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之规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要素中的“减项”,应当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以及“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允许弥补的以前年度亏损”,共七项。而“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允许计算要素中的“减项”仅为“成本”、“费用”、“税金”三项,削减了纳税人的大部分权利,与现行的法律相背离。
   
   同时,“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也与具体的规章相抵触。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查增应纳税所得额弥补以前年度亏损处理问题的公告》)(2010年第20号公告)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的规定,税务机关对企业以前年度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凡企业以前年度发生亏损、且该亏损属于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允许弥补的,应允许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弥补该亏损。弥补该亏损后仍有余额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对检查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应根据其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或处罚”、第二条“本规定自2010年12月1日开始执行。以前(含2008年度之前)没有处理的事项,按本规定执行”之规定,查增“应纳税所得额”的“减项”,应当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的规定确定,也当然包括“亏损”。而“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确定的“减项”显然不包括“亏损”。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条例》”)第九条“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之规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应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当期的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支付,均应准予扣除,而不是“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采用会计上的“相匹配”原则。
   “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方法,在扣除环节,《企业所得税条例》以“有关的、合理的”标准判断支出,运用的是知识与经验,通过脑力作出判断。而 “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第五条却以 “能够确认的”标准判断支出,运用的是肉眼而不是智力。
   
   另,2011年9月26日,北京市地税局发布《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公布现行有效的税收规范性文件目录(第一批)的公告》(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公告2011年第14号)。该目录中并未列入“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省税务机关税收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1】60号)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清理工作结束后,各省税务机关要向社会公布继续有效(含条文失效废止文件)、全文失效废止、条款失效废止文件目录;未列入继续有效文件目录的税收规范性文件,不得作为税收执法的依据”之规定,“京地税企【2002】526号”文不应作为2011年9月26日以后作出的税收执法文书中的依据。但遗憾的是,在2011年11月1日针对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书》中,仍然将其作为税收执法的依据。
   
   三、违反法定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具体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3.违反法定程序的;4.超越职权的;5.滥用职权的”,《税务稽查工作规程》(国税发【2009】157号)第二十四条“实施检查时,应当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收集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收集的证据材料应当真实,并与所证明的事项相关联”之规定,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处理决定,应当具有充足的证据;而该等证据应当具备合法性,包括应当经过法定程序取得;如果被告违反法定程序收集证据的,则该等证据不得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依据;同时,若被告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存在着违反法定程序之行为的,则其具体行政行为应依法予以撤销。就本案被告而言,其执法存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及超越、滥用职权之行为,其处理决定应当然予以依法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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