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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是民运消沉的次罪魁

   知识精英是民运消沉的次罪魁
   ── 由王军涛《中国大陆的左右之争进入政治实践》说开去
   
   
   张三一言


   
   
   为甚么六四运动后中国民主运动持继走向消沉;罪责在谁?我的答案是:垬是罪魁祸首,上层知识精英是次罪魁,是首恶的帮凶。
   
   我说的“上层知识精英”(或说贵族精英,王军涛本文中的“意见领袖”)是指他们中的主流,不是全部;另一部分则是主流的反面,他们是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行文简便起见,以下统称上层知识精英。
   
   对这个问题我以王军涛在《中国大陆的左右之争进入政治实践》(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58)一文来展开评论。
   
   王军涛说:『一方面底层抗争继续在规模、频率和激烈程度迅速发展;另一个方面,中层精英的政治态度在思想取向和行动策略上都越来越转向一个全面、彻底和激进的政治变革,甚至在出现官民对抗的重大热点议题上,独立公共空间中的中层精英舆论不再接受意见领袖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
   
   这一段话表面上是王军涛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陈述,实质是在陈述中表达了自己(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上层知识精英)的政治观点和取向;我也从中解读到上层知识精英不愿接受时代转变出现的独立自主并与网络相结合的民众运动的政治现实;或者说拒不接受领袖(上层精英)从主导功能的民众领袖地位、走向辅助功能的参谋地位(不接受的理由是“全面、彻底和激进”)。流露出颇为无奈的情绪。
   
   王军涛认为目前中国政治现实“左右两派都没有在民间动员大规模政治风潮的空间”。
   
   谁动员?当然是上层的知识精英了;作为上层精英一份子失去了动员民众的能力,难免不乐和无奈。从这里我也辨识到王军涛这一类上层知识精英思想上有一个特征。只看到已经表面化的“拥权者斗争”(即现在出现的温薄斗),没有(或不愿)看到躲在这类斗争后面或潜在这类斗争下面的民众是民主运动的主力量;只把它视作精英动员的对象、增添自己能量的燃料。没有接受今天独立自主的民众街头与网络组织相结合的新斗争形式;还是沉迷于精英领导民众跟从的旧模式──也就是他说的知识精英起领选作用的“在民间动员大规模政治风潮”的模式。
   
   不过王军涛等上层右派知识精英也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准确观察和判定极左派实质。例如王军涛以下对薄极左的判定就相当精确:『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以唱红张扬正统中共的意识形态镇压民间独立思想,以打黑为名摧毁民间独立经济和社会力量,并以暴力驱逐和镇压外来的媒体和司法监督,在重庆以铁腕建立起绝对统治的独立王国,然后扩展国营经济,大规模提升政府对收入的再分配份额。薄熙来的举措,不仅赢得左派舆论的一片喝彩,而且为中共专制建立起民粹主义基础上的政治支持。重庆模式可以说是左派扩展党国机器暴政、解决腐败和贫富分化的实践典范。』对乌坎的判断也颇正确和准确;与那些把乌坎阶段性成功说成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典范的非暴力图腾者来说,确是理性上更上一层楼。
   
   面对王军涛描述的是非黑白正义反正义的政治现实,上层知识精英还要祭出“超然中立的立场”,稍有良心与人性的人都不会接受。面对这样残酷的政治现实,要人们和平非暴力,到底安的是甚么心?面对这样残酷的政治现实,中国人并不是傻瓜,人们没有上当走他们设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而是一面倒地赞成乌坎路线──这是一条“暴力理性和平”路线。这条路线可以作这样的具体描述:先用木棒暴力痛打,打到非理性垬逃跑了,换来理性的,接受村民以高度理性选出来的民主村政权,于是就和平了。
   
   王军涛说: 『目前中国的政治与前苏联、东亚及80年代的胡赵时期的最大不同是政治社会方面有一个权贵利益集团。这个权贵利益集团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一直通过腐败垄断发展的机会和收益并靠暴力压制各种反抗。如果现在开始政策转轨,将引发被点燃新希望的民众与腐败暴虐的党和地方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政治冲突。』
   
   这类大规模政治冲突取甚么态度?王军涛没有说。我认为,这才是目前“知识精英与政治现实关系”的关键所在。
   
   关键是上层精英一贯地反对反腐败、反极权专政、反剥夺人权的民众运动;反对民众与统治者的冲突──大规模的民众运动。这方面的反对见诸长期铺天盖也的反革命、反暴力、反刁民、反民粹、反激进言论;“和平理性非暴力”成了被他们崇拜的图腾;极权下改良这条死路被他们神化为神州民主的唯一道路。
   
   如果民主是现在讨论的共识的话,那么反对民众运动(这里是指民众的民主运动)就是有失道义。对于不认同民主,声称不与民主者同类的森林法则、打江山坐江山的强盗逻辑信奉者来说则不是失道义,而是根本无道义。不管是失道义还是无道义,反民众民主运动本身就是反道义。“独立公共空间中的中层精英舆论不再接受意见领袖采取超然中立的立场。”正是民间自觉意识提升、独立能力加强、行动果敢的表现!
   
   王军涛说:『90年代,中国精英在反思89年民主运动失败的教训时,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尽管底层大众反抗腐败暴政的抗争早就在街头郊野展开,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方式越来越激烈,但因为精英自律,使得这些底层抗争不能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
   
   王军涛这段话,一方面传达了如我前面谈过的知识和民间政治精英领袖情结和社会运动领导专利权的贵族精英思想。另一方面也因他说的是自己阵营中的事,所以特别准确精到。王军涛说的“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道出了上层贵精英的软弱性、妥协性,更重要的是破坏性和投降性。表现在民主运动中的现象这就是长期以来上层贵族精英鼓吹没有敌人论、我没有敌人,终极目的是垬极权暴政不是人民的敌人、极权制度不是民主制度的敌人,进一步就是与现政权合作,即是明目张胆地与极权政府勾结与投降;这些言行的另一面就是破坏民众的民主运动,用王军涛用的中性话就是“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
   
   鼓吹和平非暴力、鼓吹改良;不反统治者的暴力,把矛头集中对准反民众反暴政统治者暴力的暴力;把民主革命过程栽赃为动乱、暴乱,把民主运动结果栽赃为专制循环。这一图像就是被王军涛中性描述推卸上层精英责任的“严厉谴责街头运动,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这个反革命猖獗图像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上面所说的理论,不管它出发点是良心还是曲线救党;实际效果只有一个:消解民间民主力量,延长极权统治寿命。独霸民主运动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向现体制投降是六四以后中国民主运动消退的次要元凶,即首元凶垬之帮凶,是民主内部的反动。
   
   因为上层知识精英严厉谴责街头运动,结果就是王军涛说的“使得政治反对运动和民间运动的活动范围缩小到政治发言和诉讼活动”。因为“因为精英自律”所以,导致“底层抗争不能引发大规模政治风潮”!也就是让垬政权维稳得手,延长垬寿命。谁之罪?王军涛侧面地提供了证明:就是那些鼓吹和平非暴力、反对民众运动的上层贵族精英!
   
   20120327 香港
(2012/03/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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