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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坎先兵后理之民主革命成功定论

   
   
   张三一言
   
   


    [一]、乌坎是民主革命还是改良?
   
   乌坎民主革命事件已经由高潮回归平淡;议论热潮亦退烧。现在有两件事应该做。第一件是不断提出乌坎经验教训,以便向全国推广倡导;让全国乌坎化,且超乌坎化。这样才能突显乌坎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此,就要做第二件事:探讨事件意义和作出定论。
   
   重提甚么是革命的老话题。
   
   就政治方面而言,我的界定是:改变制度或政权性质代之以新的制度或政权就是革命。我们常说的民主化,就是民主革命运动──在专制或极权制度下实现民主制度所进行革命运动。乌坎是改变共产党委任的专政权力村书记,以一人一票民选村政权取代之,是100%民主革命。
   
   关于革命,会碰上革命到底是革制度和政权命还是革人命的问题。
   
   这个问题经历长期争论至今未没有得到大家共同接受的结论。
   
   我认为,首先,也是目的,是革制度和政权的命;当有些人拼死维护原制度与政权,要和旧制度和政权共存亡,并与变革者为敌时,革制度和政权的命就必然地要连带革掉这些人的命──还要注意一个重要点:革人的命意思是把他从权势地位强行拉下来,成为非权势者,或者诉之以法、投之于狱,而不一定要把他杀了。乌坎村民把原共产村太上皇支部党书记打跑了、打下台了,所以是革人的命。如果当时的共产党村书记不是逃跑而是用暴力反抗的话,被打死也没有甚么出奇!一些人硬要把两者分开,只许革制度与政权的命不准革地心塌地维护这些制度与政权者的命,是无理取闹。请问,把极权专制制度和政权之命革掉了,然后仍然保留原统治者掌握政权的位置,这可能吗?
   
   反对革人之命的说法实际效果是让制度与政权革命行不得。
   
   有人说革命首要的是革除一切封建传统恶习与陋习的命。我认为此说有误。革除封建传统恶习、陋习的命是民主革命后在民主社会里的工作,不是革制度与政权命期间的任务;不要把它渗到民主革命中去搞混水,阻止革命。
   
   以上说法可能产生误解:人民选择了革命。
   
   这是绝对错误。
   
   革命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民众或革命者愿望或主动选择,民众或革命者期望的是统治者进行还权于民的改良。当统治者拒改良、压迫剥夺人民而人民到了无法忍受时才会在走逃无路条件下被迫接受并实行革命。即是说,革命是统治者制造、并强加于民众的产物,不是民众创造或优先选择的对象。
   
   提到革命,人们就会并提改良。甚么是改良?
   
   改良有两种,一种是其目的欲达到变专制或极权制度与政权为民主制度与政权者,叫做革命性的改良(现时人们说的不合作派中,有一小部分与之重合);一种是其目的在于维护现制度与政权,在保证制度与政权性质不变条件下作出改善者,叫做反革命性质的改良(就是合作派)。一般民主革命者所反对的是后一种改良,前一种改良被作为互补的同伴。
   
   就政治现实而言,革命性改良也存在问题:有没有可行性?
   
   从本质或逻辑上说极权无改良。理由极明白简单,极权就是统治集团绝对掌控政治权力,你后一种改良目的是要统治集团还政权于民,他极权集团有必定失权,这怎么可能?可见,极权与改良两者相悖不能共存。理论上不可能,但是,实践策略上则“或许有可能”。这个可能有一个条件:足够强大的体制外民众压力;其中特别不可少的是革命压力。当压力足够,置极权统治者必须在要么失权亡党、当权者还会受到法律追求惩治,要么放权保党、当权者自由有保障,两者必选其一的困境,还要博运气,要有“一个比较理性的统治者选择后者”这一附加条件,才能实现极权制度下由改良达到民主。
   
   郑重说明一下。这里的改良,是指主张改良的民间群体和他们所持的意识型态,不是指这些人的作为。实质是在政治史上从来没有民众改良作为的记录。为甚么会这样的呢?道理极简单:改良是权力者从上而下作放权于民的政治制度改变,而这作为只有统治者才能办到,是专制者的专利;绝无民众“作为”的余地。主张改良的民众可以给统治者施加道义压力;但是,改良的压力远没有革命压力大。或许,改良派还有另一作用是给愿改良的统治者心理支持和理论援助。
   
      
   [二] 乌坎民主革命成功
   
   根据我前面对革命下的界定,乌坎民众把极权共产党的村政权打走,建立了自己民选的村政权,政权由带领抗争的林祖恋出长(兼任书记及组长)。而广东省共产党政权也被迫承认了这一民主政权,让民主政权“合法”(共产党之法)存在并有效地执行权力。
   
   为甚么乌坎民主政权会产生和能存在?
   
   乌坎模式的成功,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讯息时代世界人民全国人民支持。这不是夸张之词,乌坎革命发生时,我们看到的网上网下绝大多数是支持的声音,这一声音实质代表了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声音。另一部分原因是运气,乌村人民遇着比较有理性广东现当权者,当权者顺从世界人民意愿;若遇上类似治藏时胡锦涛式人物,就必遭殃了。
   
   其二,纯从国内看,广东共产党放弃了空前(空共产党六十多年来之之前)对群体性事件处理的“一手硬一手软”策略:对发起、组织、领导反抗者铁血镇压;转而采取了全新的两手软手法:容忍和承认反抗者合法存在,并加以收编和利用。
   
   容忍乌坎民众革命和承认革民的民主结果,意味着否定中共统治的合法性、意味着否定极权制度和政权。面对这个严重的本质矛盾,共产党为甚么会让步?
   
   根本原因只有一个:统治者失去了控制能力;已经无法控制乌坎类事件的出现和导向。共产党现在已经从对政治敌人寸土不让底线退到制度和政权不能变更这一底线;从过去反对当支部就是反党到今天拿村党组织(政权)作炮灰,赎买专政制度和中央到村级以上权力。在无法操控现实局势条件下,承认现实接受现实是统治者最佳选择。最佳选择不等于必然选择。重复说一次,若遇上今天党委书说是胡锦涛,最大可能就是胡治藏翻版:血洗乌坎。可见,失去了统治能力的统治者并非一定会成为善类。要取得较佳结果,还要有一个附加条件:这个统治者有足够理性。乌坎人民,也是中国人民之幸是偶然地碰上了现广东共产党统治者。
   
   为甚么会出现广东这样相对善性的统治者呢?
   
   这绝不是说明共产党本身有自省自改自善能力。而是其一,因为强大无比并占意识型态统治地位的现代人类普适价值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理念,对统治层内部影响起了作用,产生了代理人或屈服者或投机者。只要民众的强大压力,在出现足够的支持统治层内部倾向民众实力的条件下(对统治层异议者有实质意义、有可依靠的“支点”),统治层内部比较开明者、政治家、野心家就可能表现出统治层主流外的异议和异议者。
   
   由众多偶然因素组成的乌坎模式,呈现了中国由极权走向民主的一幅现实图像;或许这是中国走向民主的必然性表现。从整个过程来看,偶然只会促进必然,不会否定或阻止必然;假设没有出现乌坎,必然还会在其它时间和地方出现蓝坎绿坎;一坎坎地迈向自由民主。
   
   这就是共产党从“一小撮挑动不明真相群众的敌人”的对付政治敌人政策,到起事领头人加官的应付民变政策质变的原由。
   
   
   [三]、乌坎事件告诉了我们甚么?
   
   乌坎事件起码告诉人们以下真理和真相。
   
   其一,革命力量。民间有可取代共产党的力量;用事实破除了以往被确认中国没有取代共产党力量的“真理”。而且取代共产党的力量比共产党更好。
   
   其二,革命路径。在核兵器武装到了牙齿现代化武器条件下,适当的暴力革命可行;破除了不是斩竹为兵时代民众暴力反抗之路不可行的谎言。
   
   其三,革命理论。用革命或暴力革命建成民主政权的事实,粉碎了革命(或暴力革命)必然导致新一轮专制独裁的专制极权御用理论(谎言、谬论)。乌坎革命成功压下了反革命气焰兼打残废了反革命理论。
   
   其四,革命力量。在普适价值普及、讯息爆棚的网络时代,民众已经可以摆脱知识精英,并从自己实践中产生民众自己的领导精英,有能力独立进行社会政治改革。精英从领导角色逐渐转变成为参谋角色。
   
   其五,革命模式。世界和中国经验证明,可以不需要组建秘密革命党也能进行民主革命。(以上五点论述很多,此处不再讨论)
   
   其六,革命经验。乌坎最大意义与经验是:先兵后理。
   
   众所周知共产党从来听不进来自民间的说理声音,它们唯一能听懂的只有暴力语言;你要共产党听你的话,首要条件是你能说出有暴力能力作后盾的话。乌坎村村民原本也想与共产党和平对话维护土地权益;共产党及其利益同盟者地产发展商的回答是杀死带领反抗的村民薛锦波。是共产党先用暴力和暴力语言。然后才有村民回敬的有限度暴力:赶走共产党村政府,建立自己的民选村政权。村民用兵以后共产党省政权才听得进村民的说理话。
   
   这是中国大陆六十年来第一次民众对共产党先兵后理成功事例。破了以往只有共产党用兵,且兵前兵后不讲理的传统;建立了民众先用兵,兵后两方都讲理的模式。这一模式有累积量变到质变的可能。如果类乌坎政权逐渐达到期40%、50、60%…共产党政权就有可能会质变成为民主政权。但是,这只是可能,不是必然。可能不可能关键是民众还用不用先兵后理模式,这一模式能否发扬光大;或再创更多更有效的新模式。
   
   先兵后理实质意思是,先革命后改良、在革命前提下和在压力下进行改良。所以,先兵后理,应该成为中国大陆对共产党政权抗争的一个优先选项。
   
   
   20120125 沙巴 20120306修改
(2012/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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