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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阳 陌 路

——谨以此书献给我英年早逝的儿子严溯宇

以及同样暴死街头的年轻的生命

   

前言

   1993年,作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观,“圆明园艺术家村”被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 ,然而,这群狂放的艺术家(包括画家、流行歌手和诗人)的生活方式和多元的艺术主张,却是那个一元化的体系所不愿看到的。尤其是这些艺术家偏偏活跃在京城,竟敢在历次政治风暴的发源地——北京大学的三角地,举办自由艺术家画展;竟敢在中国人民大学门前结队游行展示他们多元的艺术创作……

    于是,一张有形无形的网在他们身边撒开,而首当其冲的人便是圆明园艺术家村的“村长”严正学。7月2日,这位浙江省椒江市的人大代表、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在乘公共汽车时因服务质量问题与售票员发生争执,竟被拉至住地东宫门派出所严刑毒打4个小时。事件发生后,严拒绝私了,并以行为艺术的方式“以身试法”——检验中国法律的庄严或虚假,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时,国内外数十家报刊都以醒目标题刊登了《人大代表状告公安局》这一新闻,广大群众纷纷来信来电向严表示支持,京城350位知识界人士(全国有1000多位)签名要求依法开庭审理,老百姓拭目以待此案的最终结果。

   有关部门将此案定为93第一大案。此案成了通天大案后,北京市委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对这一事件的全部过程进行了截然相反的报道。“行政诉讼”在开庭前被有关当局下令中止,无限期地延期下去,被告公安机关打人的警察逍遥法外。诉讼期间的1994年4月12日,“行政诉讼”的被告北京市公安局作出对原告严正学劳动教养两年的决定,诱捕严正学并将其关入大牢。但严正学是浙江省椒江市民选人大代表,因此该劳动教养决定明显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严正学终于被投入监狱,善良的人们当然不知道这一切是怎样演变的,更不知道在9个月的等待开庭中,匿名信、恐吓电话,甚至儿子暴死街头都未能使严屈服这一事实,令统治者恼怒了。

   当真正的罪犯凭着手中的特权大肆掠夺人民的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时;在黑牢里,在北大荒的改造农场,严正学却在权力和罪犯的夹缝中九死一生,他被关过小号,受过电刑,历尽艰辛,受尽磨难,在狱顶那盏长夜不灭的灯光下,偷偷地记着他过去的日日夜夜。两年的阶下囚生涯,他面对苍天和苍生,仰视着昏黄的灯光,写下他的感慨:世间最黑暗的地方总是以否最光明的形式显现着。于是,就有了他狱中近百幅的巨幅水墨画创作和五十多万字的日记。

   这些画和日记能保留下来并送出狱外,其本身就是动人的故事,而日记中所记载的,美与丑,善与恶,被扭曲的人格,被异化的不同人物,更是那个特殊环境的真实写照,再加上严作为画家那种色彩横溢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见解,使这部日记具有一种震憾人心的力量。

   假如你读后能够深深地思考并付诸行动:

   让类似的事件今后不再发生;

   正直的人们不会再迈入那扇铁门;

   让真、善、美最终能战胜假、丑、恶;

   那么,这便是这位经历了不幸的画家最大的幸福,也是这部日记的价值所在。

   

无岸苦海、死亡心跳、望断天涯路…

“行为艺术”和艺术家的狱中日记

   

   

引 子

    这是一个非常的黄昏。塞北的风卷起昏黄的沙尘,扑面而来;我伫立在八达岭岔道城的古长城上,看着尘埃落定后徐徐坠落的夕阳……

    公元1997年春,我已定居关外。在居庸关北八达岭长城外岔道村居住,是为了逃避一种精神的禁锢。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封建帝王们,在“长城情结”下,沉醉在“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麻木中;如今,两千多年过去了,炎黄子孙们却似乎从未反省过“长城情结”带来的落后愚昧的现状……

    “走出长城”象征性地表现了对禁锢的抗争;就像当年我们聚居在劫后的废墟,建立起“圆明园艺术家村”的城市部落一样……俱往矣,如今我们被驱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生存。逃亡“关外”是我劫后余生的唯一选择。

    踯躅在中华民族引以自豪的古长城上,我感到我们的民族被历史嘲弄了。在这块封建王侯徭役的业绩上,君不见万人坑边鬼影瞳瞳;这用血肉筑成的万里长城下,又掩埋着多少森森白骨。漫步长城,犹如踏着监狱的大墙……

    今天(1997年4月27日),王慧由高洪明陪同第一次来我的画室。她要我给她尚在大墙内的丈夫写一份在狱中遭迫害的证词,因此寻出了我的“解除总结”的底稿,上边有我对那个事件的看法。同时翻出了历尽艰险从难以想象的渠道中带回北京的那些画及“狱中日记”,和一堆发黄的报纸杂志。我们翻阅着这些资料,无限感慨油然而生……

    没有比法律被践踏更让人绝望了!于是我决定整理自己狱中的日记,把那些骄阳下近似于黑色幽默的记述;把那些在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汇流里的荒诞结果,当作曾经有过的哀荣!

    这是唐•吉诃德对国家机器的较量。

    谁又能知道,我们的故事是否还会在这“长城”圈成的“国度”里重演呢?

    故事还得从我说起,我只是一个平常又平凡的画家,来自浙江省的港口城市——台州。

    我也像许多经历了“悲壮的绝望”的同时代画家一样,在信仰失落的当代,寻找着精神归宿的家园。为了逃避政治和商潮对艺术的伤害 ,我们摆脱了世俗的一切 ,把生命深埋入线与色的世界,让灵魂在艺术中游弋,并把艺术当做新宗教,以期建构起艺术的“乌托帮”安身立命 。

    “圆明园”,这个受尽劫难的废墟,就成了艺术家们朝圣的“麦加”。并聚集了一批又一批的画家、诗人、摇滚乐手,在清水挂面的倒影和啤酒的泡沫中,高谈着绘画、诗歌、音乐和人生,艰辛地呼唤着每一个早晨、白昼和黄昏。

    我们清贫,却自诩是精神的贵族。我们的另一种活法却成了国内外新闻的热点,成为曾蚀刻着中华民族奇耻大辱的这片封建王都之上最亮丽的高光。

    1992年5月25日,《中国青年报》以整版篇幅对画家村作了曝光,题为《圆明园废墟上的艺术村落》,以写实的手法进语行了客观报道。1993年10月3日,《北京日报》刊出《圆明园的艺术村落》一文,作者江博天则以揶揄的语气,不无忧虑地写道:“艺术村会不会长期存在下去?人们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它将是中国的‘枫丹白露’,中国的‘苏荷’和‘东村’;有人意见相反,认为只是一种盲目的聚合,不会成为艺术的大潮——这些人只是一群在理想世界中四处撞击的盲流……”

    1992年12月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文学》刊登《流浪画家——一个画家的传奇和内心独白》一文介绍了我半生的艺术追求。文中写道: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卢梭来到巴黎的枫丹白露定居。随后,朱莱、丢普勒、狄亚兹、杜比尼等青年画家也相继来此定居,由此形成了法国著名的巴比松画派。

    二十多年前的纽约苏荷区(SOHO)一座废弃了的工业区里,曾聚集起一群“异想天开”的青年艺术家,后来它终于成为世界著名的现代多元主义绘画的发源地和艺术中心。

    九十年代的中国北京。在受尽历史劫难的圆明园废墟上的福缘门村,方圆20余里地、700多户的农家村落里,寄居着一群来自全国各地醉心于绘画艺术而被人们称为“盲流艺术家”的年轻人。

    不管世人如何评论,毁也罢,誉也罢,这些醉心于艺术的青年依然是坚韧地履行着自己的选择,他们是如此地珍爱这生命的每一瞬间和每一种最宝贵的情愫,他们顽强地撑起理想的大树……

    其中最后一句引自《中国青年报》的评述。该文结束语是这样写的:

    艺术,已成为这个流浪了三十多年画家的生命的一部分。对这个艺术的虔儿来说,流浪、漂泊,何尝就不是一种人生道路、生活方式和艺术追求的选择?!

    绘画,凝聚的是画家生命的全部痕迹,焦灼、狂乱、苦闷的灵魂和坎坷的人生道路,这是一条超越了生命极致的--天葬之路。

    “天葬之路”不幸被言中,这正是一条真正的天葬之路。

    此后,数十家报纸、杂志及电视台都对圆明园艺术家村相继作了报道,连官方最权威的新华社、中新社、电台、电视台也不甘寂寞。其中刊登在新华社《瞭望》周刊(1993年4月26日第17期)题为《圆明园画家村见闻》最具影响力。该文被《文汇报•电影时报》转载时题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观——圆明园画家村》。

   

《生活在别处》 曹小鸥

    多年前,当严正学颠沛流浪以至绝望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我是为什么而来的呢?人类赖以生存最低限度的温饱都不能满足,还奢望什么艺术?艺术家的名词是多么神圣,然而我却是一个贫贱穷困的流浪汉,一个沉入社会最底层的茨冈人。在混沌的社会里,唯一支撑着我生存下去的意识是要作为一个画家的强烈愿望。然而怎样去成为艺术家?能成为艺术家的有几个?从塞尚、梵高、高更到莫迪里阿尼,他们历尽人生的苦难,叹息着走向坟墓;而毕加索、马蒂斯、克利、达利呢?他们是等待着他们讨厌的权力和资本的认可,在他们被捧为大艺术家的时候,他们的艺术已经染上了铜臭,成为炫耀财富的象征。现在有谁知道我的存在、我的奋斗,又有谁知道我是谁呢?为了生存,我还不是在找寻这成为奴隶的机遇吗?

    流浪不是艺术家的本意,他是在寻找心中的净土,对艺术的依托也是对生命的依托,所以这一种生存的意义是无法用常人的眼光来理解的,只有当你看到、接触到并从内心里感受到这种“流浪”心情的真实时,你才会相信:艺术家真是一种“别样”灵魂的人。

   --摘自1993年4月3日《消费时报》“生活在别处”

   

《废墟上的画家村》 刘洪涛 钟诚

    严正学,49岁,浙江人,现代水墨画家,已流浪30余年。

    在画家村里能遇见严正学这样一位热心公益的“长者”,实在很意外。他的样子使你以为他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村民。在我们与画家们举行的一个简陋的晚会上,他被这些流浪画家们公推为“村长”就不难理解了。

    1988年,严正学与女儿严颖鸿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两代人画展》,引起美术界的注意。他现在租住一座独门独院,宽大的工作室四周挂满了他的大幅水墨画,他的作品给人以浑厚、沉重、神秘之感。

    严似乎意识到了物象已穷于记录和表现人类的复杂心态,他认为传统水墨画已走入穷途末路,必须探索新径。故而他用抽象的方式创造出了一个个神秘深邃、浑沌初开的景象,它们正是画家“内心澎湃的情感”的写照。

   在“文革”岁月中曾被诬陷而坐牢的严说:“我对真实人生的关注,超过了对理想、口号的信任,我正视现实,并表现真实存在的人生,特别是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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