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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莲子《举证责任与原始正义》一文

   

徐水良


   

2012-3-14日      


   

   
   莲子写的《举证责任与原始正义》,写得很不错。尤其是莲子首先提出的说法:“中国的事情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靠道德正义战胜中共,第二步才是靠法律正义去建设民主国家。次序颠倒就不会成功。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看不清中共的本质的昏聩想法。”这个说法很有创造性,也很正确。特别推荐给读者阅读思考。
   
   公知们和没有文化自以为是的韩迷们荒谬的谬误之一,就是只知道法律,不知道道德。
   
   韩寒之争,一开始是韩三篇之争,这是理论争论,要不要革命和民主的争论,这是这场争论的起因和根本。
   
   其后因为种种原因,又产生了真假之真。真假之争,是真和假道德之争。
   
   最后,韩寒对方舟子提起诉讼,又产生了法律之争。
   
   法律上的举证责任,有法律规定。而且刑法和民法,举证责任也不相同。刑法中,自诉刑事案件中的举证责任,与公诉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也不同。韩寒起诉方舟子,韩寒当然应该负举证责任。
   
   但道德上的质疑和证明责任,却由习惯和道德认定,与法律并不完全一样。
   
   韩寒是否使用代笔,当然都是法律允许的,没有法律问题。但他坚持没有代笔,别人质疑有代笔,就不是法律争论,而是关于真和假的道德争论。只有当质疑者认为他违反法律,提起法律诉讼时,才能变成法律问题。但目前还没有人对韩寒作假提起法律诉讼,相关争论基本停留在道德层面上。
   
   因此,“公知”们把除了韩寒起诉方舟子之外的其他争论,一律与法律争论混淆起来,一律用法律上的举证责任来要求,没有根据。
   
   把公众人物道德上的真和假,以及是否进行欺骗的争论,一律与法律上争论及其举证责任混淆起来。这正是伪公知伪精英、和文化水平很低自以为是的半吊子性质的韩寒和韩粉们非常可笑的理论。
   
               ——徐水良2012-3-14日
   
   
   
             举证责任与原始正义
   
               莲子
   
   
   谁指控谁举证,这就叫举证责任。但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举证责任也是一样,也是有其成立的范围和前提。
   
   例如,举证责任首先应该是在法律范围内,指控者提出的是一个法律指控。但目前倒韩一方并没有谁提出法律指控,其性质只是公众的舆论质疑。倒是韩寒对方肘子提出了诽谤罪的法律指控,所以,韩寒有提供对方诽谤证据的义务。(不清楚韩寒是否已经撤诉?)
   
   对待公众舆论质疑,韩寒当然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这里不再是法律的范畴,起作用的也不再是什么举证责任。韩寒代笔门是在个人信誉与公共道德的范畴中,在这个范畴里,公众一般的期待是:每个人都要捍卫自己的道德荣誉。当你被公众所质疑,尤其是面对正当合理的质疑时,公众当然期望你站出来予以澄清。在这里,公众的期望就是韩寒作为公共人物的信誉责任。当然,如果韩寒不把自己当成公共人物,他就没有这种责任。所以,这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公共角色。然而,他是不是公共人物,这个恐怕不完全是韩寒主观愿望能决定的。
   
   举证责任不仅有范围,还有前提。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程序的公正。比如雷锋事件,诸多疑点,但是否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来保障独立的调查呢?显然这在目前是做不到的。再比如,法轮功的活摘,是否有一个公正的法律环境来保障独立的调查呢?毫无疑问,目前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下,要法轮功承担举证责任的张贺慈之流决不会成为公众舆论的主流,因为它有悖清理。
   
   所以,韩寒事件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让中国百姓体会到法律的局限,由此乃至于独裁下法律的不公,以此唤醒民众对公众舆论、对民意的自我意识,最终促进向道德力量的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回归。毕竟,法律的正义要建立在道德正义的基础上,道德正义是更基本、更深刻、更原始的正义。杨佳杀警让人们知道了道德正义,而韩寒事件正是标志着公众道德正义的复苏。当今中国完全笼罩于中共的淫威之下,中国百姓只有放弃对法律的幻想、坚决回归道德正义,才能形成孕育革命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举证责任在此不仅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是对事件的误导,是贬低该事件意义的。所有主张中国走革命道路的人,都应该支持对韩寒的道德审判。
   
   当然,道德审判也有其前提与范围。文革教训不远,自不必多说。所以,我的主张是:中国的事情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靠道德正义战胜中共,第二步才是靠法律正义去建设民主国家。次序颠倒就不会成功。企图毕其功于一役,是看不清中共的本质的昏聩想法。
   
   我们正在迈开第一步。
   
   2012/3/13
(2012/03/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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