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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华民主问题答疑(三)(整理版)

大中华民主问题答疑(三)(整理版)

   ——熊飞骏

   

   四、民主体制更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中国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旧体制的活力已经走到了尽头,民主改革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多数精英人士认识到:中国要想步入平稳健康发展的“良性循环”,光靠经济体制改革这种一条腿走路方式是不够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前提。

   当民主改革已成为多数精英人物的共识时,为何我们仍徘徊在民主的门槛外踟躅不前,不肯向前迈出那决定性的一步呢?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治理起来相当困难,一旦“民主”起来会不会出大乱子呢?

   象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一个或少数几个人当家尚且经常出现“突发事件”;人们有理由怀疑:多数人都有发言权时岂不要乱成一锅粥?

   如果中国是南朝鲜或不丹那样的小国寡民,只要国家元首是拥有很强民族责任心的“真英雄”,就很容易带动全国人民平稳有序地转入民主体制。正因为中国是泱泱大国,就算决策层出了一位华盛顿那样的旷世英雄,下面的人和各省地方势力也不见得会跟着他一起走上“阳光之路”?末路英雄光绪皇帝的悲剧中国人还记忆犹新。

   因此多数国民都认为小国“民主”容易;大国“民主”难上加难?

   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误区!!!

   真实情况是:民主体制更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大国民主转型虽然阵痛期较长,不象小国那样说转向就转向,可一旦走上民主之路就容易走向成功。

   小国容易实现民主转型,但不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这个星球上的政治体制虽然五花八门,但从根本上来讲只有“专制”和“民主”两种类型。

   首先:专制体制也许适合小国寡民;但绝对不适合幅员辽阔的大国。

   象新加坡、泰国那样的小国,国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多,少数几个决策人物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掌握全国各地各阶层的真实情况。只要统治者英明能干富有责任心,就能把全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就算小国在一个糊涂自私的昏君手里弄得一团糟,但只要明君一出现又能很快扭转国势。

   与小国寡民不同,中、美、苏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国土面积南北绵延几千上万公里,人口几亿到十多亿,民族成份复杂,各地地理千差万别,国情千变万化。适合此地的政策不一定适合于千里之外的另一地;能给某族群带来福利的善政说不准是为害另一族群的恶政。所以高层决策层制订出的大政方针很难与各地多数人民的利益相适应。专制政体又特别强调“政令统一”,不可能长期容忍各地各族群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自行其是”,结果矛盾和问题在体制内很难调和化解。在人多地广的大国里,就算国家元首是李世民那样的绝代英豪,也不可能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各地各阶层的实际情况,因此也不可能做到令行其是,且极有可能根据手下的汇报把不搞关系清廉有为的“即墨大夫”罢官问罪;把刮地三尺但善于搞关系迎合上司的“阿大夫”连升三级……一旦某地官员倒行逆施导致腐败丛生官民矛盾升级,上面不容易及时了解情况防患于未然,直到社会矛盾激化激起民变时才能引起上面的注意。但此时巨大的伤害已经形成,拔乱反正需要花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国家的行政效率就会因此每况愈下。如果国家出了一个糊涂自私的统治者,在任期内把国家折腾得天怒人怨分崩离析,就算继任者是有德明君也无力回天。把一辆误入歧途的手推车推上正路很容易,但要把一辆越轨的列车纳入正轨却不是一个人的能力做得到的。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几乎没有一个专制大国是“长命”的。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自毁文明式平民暴动和改朝换代战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

   只有“民主”能解决大国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政治问题。民主政治能调动多数精英的智慧和责任心,各地各族群的精英在国家统领军事外交、遵循统一宪法的前提下,能根据各地各族群的实际情况制订出最适合本地本群多数人利益的“善政”,并及时了解情况的变化,根据变化的情况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有效地防范社会矛盾升级。这就象把大国分成若干没有独立主权的“小国”来治理,各地民选权力机关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随时随地的变化,了解“公职人员”的真实政绩和德行,从而真正做到“令行其是”,“任人唯贤”和“人尽其用”。就算某地某时的权力机关出了大问题,也只能危害此时此地,“恶政冲击波”不会绵延到九洲八极五湖四海。局部的暂时伤痛较之遍体鳞伤自然容易疗治些

   其次:大国较之小国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在民主国家里,民主政治的最大敌人是武人发动的军事政变。

   小国通常只有一支压倒性的武装力量,只要这支武装部队的总司令决心发动军事政变,就很容易从小国的任何一地快速进军首都端掉民选的权力机关,把国家权力从民选政府转移到军事领导人手中,实行军事独裁,断送民主前途。

   民主大国发动军事政变则不那么容易。大国通常都拥有几支独立且势均力敌的军事力量。分驻各地的几支军事力量一致同意发动军事政变且自愿接受另一个军事首脑领导的概率微乎其微。民主政体又不许首都附近驻军,某支军队想发动先发制人的政变也不容易从遥远的边疆(民主国家内地通常不驻军)迅速进军首都对民选政府发动“突然袭击”;而不引起政府和其他几支军事力量的激烈反应。

   所以民主大国不象小国那样容易发动军事政变,即使发动政变也不容易成功,因此容易巩固民主成果。

   与民主大国相反,专制大国则容易发动军事政变,因为专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通常都在首都附近驻有庞大精税的卫戍部队,一旦这支“禁卫军”决定发动政变,就可捷足先登推翻前政权接管国家权力,掌控国家资源,“挟国家以令诸侯”,取得对其他军事力量的压倒优势。

   纵观世界上那些民主不怎么成功的国家,几乎全是亚、非、拉军人势力强大的小国。民主成果绝大多数为军人集团窃取。

   拿印度和巴基斯坦为例,这两个国家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殖民地时期是一个国家,拥有同一文明水准。英国在同一时间让两国独立。两国立国时的民主模式完全相同,但结果却大相径庭。印度的民主政治平稳健康发展,没有发生过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也没发生过“大饥荒”和“文革”那样的灾难性社会动荡。巴基斯坦的民主政治则一波三折,经常发生军事政变,民选政府被军事集团推翻。根本的原因就是印度幅员辽阔,不容易发动成功的军事政变。巴基斯坦的面积和人口比印度小得多,发动成功军事政变的概率比印度要高得多。因此大国印度较之小国巴基斯坦的民主成果更容易巩固。

   

   因此当国民渴望民主改革时,根本不用担心“国家大人口多”的问题,因为幅员辽阔的大国虽然在民主转型期阵痛较长,但容易巩固民主成果,较之小国寡民更适合民主政体。

   

   五、从美国早期民主看台湾立法院“打架”

   

   台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率先选择民主政治的华人群体;但华人主体有关台湾民主政治的报道一直是负面成份居多,从上世纪末的“立法院”打架,国民党因黑金下台;到民进党执政后的朝野纷争贪腐失政,总统陈水扁的“洗钱案”;外加选举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如“两颗子弹”和“走路工事件”等等,一大堆类似“小孩子过家家”式的“胡闹”,不止一次让海峡对岸的“大一统国民”笑破了肚皮。尤其是议员在“立法院”打架的“笑料”,更成为国民在茶余饭后显示优越感的谈资,让真正操心中华民族前途的极少数仁人志士失望寒心。

   媒体报导的台湾民主“闹剧”,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英明诊断”?

   民主政体是迄今为止已被多数地球人用政治实践和历史经验证明出来的“最不坏”政治体制;比专制集权政体要优越很多。一个适用于多数地球人的“文明成果”,为何不适合这个地球上的最大族群——“聪明”的中国人呢?

   中国人不是自欺欺人的“傻子”,相反一直被世界多数国家视为“聪明人”,“不适合民主”应该不是事实,更不可能属于“英明论断”。要么是媒体存在选择性失明,只报道“美女身上的那颗黑痣”而对其整体的美丽不置一词;要么国民没有从整体和发展眼光看问题,只听到产妇的呻吟声而感觉不到产妇腹中新生命的律动;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多数人只看到台湾民主的纷乱扰攘;而看不到在一次又一次激烈的选战对抗中所历练累积的民主体验和共识,正在台湾社会悄然形成。人们更不可能看到:处于民主初期阶段的台湾尽管出现了暂时、局部动荡;但没有出现文革那样的生命灾难和社会失控,更没有出现津巴布韦百分之十亿的通货膨胀?

   近期因远离俗务的干扰,得以静下心来研读美国的民主历程,得出的结论颇为振奋人心:美国的民主政体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成熟稳健的,在民主的初级阶段一样出现了被专制的欧洲人视为“笑料”的“闹剧”。美国议员也一样在参众两院“打架”;并且“打架”的厉害程度和持续的时间比台湾长得多。

   美国人并非“天生就适合”民主!在民主初级阶段的表现并不比台湾的中国人高明!

   美国在1776年建国,1783年赢得独立战争胜利,1787年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了今天仍在适用的《美国宪法》,1789年选出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1789年前的十多年间,美国其实不能成其为一个实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十三个州组成松散联邦,和前苏联解体后成立的“独联体”异曲同工。各州拥有独立的军事、外交权力;代行美国政府职能的“大陆会议”只是一个“协调”机构,既无“军队”也无独立财政;权力和设在莫斯科的“独联体”办事机构的权力一样多!那时的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很肤浅,“民主形象”类似巨无霸躯体顶着一个芝麻脑袋,差不多接近“无政府”理念,认为国家权力越小地方权力越大越有利于保护“民主”。直到麻萨诸塞州爆发了谢斯反叛,单个州的力量无法平定反叛恢复秩序时,美国人才意识到“弱势国权”和“强势州权”根本没有能力保护“民主”。“强势国权”虽然是民主的威胁,但如果在“有效监督”下“合理运用”也是民主的强有力守护神。由此可见早期美国人对“民主”的理解是多么“可笑”,直到付出血的代价后才开始逐渐“理解民主”。

   美国人在建立实质意义上的国家后,参众两院一直是乱糟糟的。议员在院内相互攻诘、谩骂甚至拳脚相向司空见惯;少数人甚至拿起了棍棒等“冷兵器”;个别人甚至向对手拔出了左轮手枪。

   我们来回顾一下美国人当初是怎样在国会“打架”的:

   十九世纪中期,来自南部蓄奴州的议员詹姆斯•哈蒙德威胁北部自由州同事说:如果北部不让南部在参议院里保持永久的平等,“我们就将他们踢出国会山,并放一把火烧掉国会”。那段时间在国会不仅有文斗,还有武斗,如在国会开会时曾多次发生拳打脚踢。1850年4月17日,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亨利•S•富特就曾在参议院对其同事拔出左轮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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