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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1957》(最新版本)四篇:从反右派运动到文化大革命


   
   一,大跃进是反右派运动的第一个恶果
    
   从反右到文革的中间环节的特点,表现在反右派、反右倾与文革三者的关系上﹕反右倾居中,它与反右派的关系,要比文革与反右派的关系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换一个说法﹕反右倾更像反右派。同样,反右倾与文革要比反右派与文革具有更多更大的相似性;换一个说法﹕反右倾更像文革。所以说,反右倾是前承反右派,后启文化大革命。有了这类中间环节,反右派与文革的关系便能一目了然﹕文革并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大跃进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但中共也并不是为了大跃进才反右派的。所以,文革的发动也不是为了要维护反右派的成果,虽然文革给右派带来的是“再踏上一只脚”。甚至,反右倾也不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反右倾是大跃进失败的直接结果;所以,大跃进才是反右派与反右倾的直接中转站,再经过“反右倾,鼓干劲,继续跃进”、“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几次中转才到达终点站﹕文化大革命。外在地看,文革与这些运动——其主题均是毛泽东要建立毛的“家天下”,是“亲兄弟”的关系;而与反右派——主题则是巩固“党天下”,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所以文革对二者的态度是亲疏有别的。对亲兄弟,则不仅维护反右倾铁案不许翻,而且更要置彭德怀於死地;对七千人大会,则声称它是对反右倾的反扑,是修正主义要搞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直接点出“1962年的右倾”;对四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还专门发布了一个红头文件,要坚决保护四清运动的成果。这是我们外在地看到的一个轮廓。至於内在地看,毛泽东的闷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锦囊妙计,这个问题还是要让我们先从大跃进中,次从反右倾中,再次从七千人大会中,……直至文化大革命中,层层剥笋,逐步展开。

   
   (一)反右派与大跃进的直接因果关系
   
   《人民日报》在1958年2月12日的社论中说﹕“全民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给我们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政治条件。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进一步巩固了全国人民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团结,巩固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而且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鼓舞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干劲。经过整风运动,许多人过去认为根本办不到的事情,现在很快地就办好了;许多过去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现在很快地解决了;许多原来想不到的好办法,现在群众都想出来了;许多过去没有被发现的潜在力量,现在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以愚公移山的精神,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这种无坚不摧的力量,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发展的基本动力。”
   
   这种因果关系,毛泽东於1958年9月5日在第15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作了明确的肯定﹕“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先不说心里通畅不通畅,只说下面一点﹕搞大跃进的确是反右派的直接结果。经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人都认为反右派斗争开放的“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要结成“大跃进的经济之果”,这样地看待它们的因果关系,就决定了从大跃进的领导人到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与反右派一脉相承的。1958年4月5日,毛针对各行业间的分散主义的现象,强调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毛的秘书李锐先生说过大意是这样的话。综观邓小平的一生,他是和毛泽东一样的左。所以领导大跃进的正帅和副帅,正好是原先领导反右派的正帅和副帅。这绝不是偶然性的巧合,而是本质性的现象,必然性的体现。
   
   1958年的另一个规律性的呈现是,远非一般所说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是代表“道”的右派,低头一尺;代表“魔”的,即整风中说的“三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现在成了“精”,也就是“魔”,气焰万丈。所谓“成精”,是指“三害”作出了横行无阻、淋漓尽致的表现。全国规模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打骂成风……兴妖作怪,兴风作浪,刮得神州大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哀鸿鸣天,饿殍遍野(实际上不全是“遍野”,因为不准离家,所以绝大部分是饿死“在家”)。而所谓“淋漓尽致”,是因为都是上面压下来的,全是正帅和副帅压下来的,所以下面执行得特别凶猛,肆无忌惮,穷凶极恶。而这个“上面”也是明目张胆,毫不掩饰的。不像1957年右派所说﹕“三害”要从毛主席和党中央那裏挖。现在不用“挖”了,已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了!正帅和副帅就是“三害”的化身,他们每天一跳八丈高,兹以“赶超”为例以明之﹕“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要在15年左右赶上英国,再用20年到30年赶上美国;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了7年超过英国、16年赶上美国的口号;6月,毛泽东在薄一波的《汇报提纲》上批示﹕`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9月2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为5年接近美国,7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关於人民公社,1958年8月30日,毛泽东对“一大二公”做了这样的解释﹕“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人多势众;公,就是社会主义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私养牲畜取消,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搞农业工厂,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制度。”
   
   北戴河会议关於公社的决议说﹕“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统一核算,分配推行供给制,导致穷富队之间和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把自留地、家庭副业、集体贸易、小商小贩统统做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公社化运动刮起了“共产风”。(宋连生﹕“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始末”,页140)
   
   我再举副帅的一例﹕邓小平麾下之中央书记处屡次麾军前进,规定高指标的进度。1958年9月5日,中央书记处电话会议强调,北戴河会议确定和下达的钢铁工业指标只能超额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吨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要求要达到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同上,页141。)他们以“一天等於20年”的速度在发疯发狂。毛陶醉得飘飘然,忘乎所以,并假惺惺地“谦逊”得让人喷饭﹕“如果我们先到共产主义的门口,也先要等一等。等苏联赶上来,然后一起进入。如果我们先进去了,对他们不太尊重。”好像历史的进程如同棋手摆弄棋子那样随心所欲。
   
   说“赶超英美”,实际上含有“超苏”的意思。中共党内指出的这一点,点明了毛泽东搞大跃进的野心,这就击中了大跃进的要害,揭示出大跃进的灵魂所在,也明察到大跃进中共产风”的风源。毛泽东所有的政治行为,从动机到效果,都是遵循著从形成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到促成毛泽东的一人化专权的路线。离开毛泽东的这一动机,谈什么﹕“第一,长期落后挨打的历史与遭受包围封锁的现实,使党的领导人急於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第二,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第三,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切实际地套用了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李伟﹕《“大跃进”的起点与起因》)都是官方口径下的掩耳盗铃的手法。和下面的欺人之谈如出一辙﹕“毛泽东一开始提出整风是好心好意,真心诚意,只因为右派猖狂进攻才急转弯,起而反右;庐山会议,毛本意要反左,彭德怀的一封信迫使毛改变了主意,总之是要归罪於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猖狂进攻。”
   
   (二)反右派与大跃进之浮夸风及其后果的关系
   
   我们再来从后果上考察反右派与大跃进的关系。从这些关系中自然就可以暴露出反右派运动的反民主、反民生、反人民、反历史、反科学的极端反动性。因为从探明反右派的起因,到看清反右派的后果,就能充分地证明他们是倒行逆施的反动派。
   
   首先我要谈谈“瞎指挥”与反右派的关系。这里,我不是仅仅指责他们是一群疯子,一堆傻瓜,一群冥顽不化的家伙,而是如朱正指出的那样﹕“大跃进是反右派斗争的直接结果。能看出点问题、敢提点批评意见的人这时多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剥夺了发言权。那些没有被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和干部眼看到不久前别人是怎样成为右派,落到怎样的境地,当然不敢再多说一句话。土法炼钢、打麻雀、高产卫星田、吃饭不要钱、对於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没有谁敢说一个不字,大跃进就这样没有遇到一点抵抗,开展起来了。”(《反右是流产了的文化大革命》)
   
   我必须指出的是,反右派以后,把知识分子打倒在地,毛胡说什么“外行领导内行,这是客观规律”,结果把经济搞得一蹋糊涂,让李锐先生们无限感叹﹕“我们都感觉主席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庐山会议实录”,页46)。又如在大跃进中号召﹕不要迷信科学家,不要怕教授,对科学技术要又信又不信,往往是没有学问的人胜过有学问的人。结果把破除迷信变成了破除科学。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讲到水利问题时,他专门讲了“水利化与外行内行问题”,指出﹕“外行解决问题来得快,还是内行跟著跑。内行跟外行跑,恐怕是个原则,许多事外行比内行高明”。(李锐﹕“大跃进”亲历记,页189)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又指出,外行领导内行,是一种规律。他说﹕“右派、中间派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有内行才能领导内行,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处於被动地位,大多数共产党员、工人、农民都不是专家。过去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批驳右派不系统,讲得不透。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因为人人既是内行,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种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一门。一万行中每人只精一行,所以说人人是外行。做领导工作,除了本行以外,把其他行摸一摸,熟悉一下,有点常识,是必要的。但是要熟悉得很,成行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许多工程师、教授看我们不起,我们也觉得自己不行;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们,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内行领导外行是很难的。(同上,页355~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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