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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2)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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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鄙夷张等仅凭背了一麻袋马列教条,却在莫斯科支持下来苏区夺权;毛更反感张以理
   论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报告问世,给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毛和张虽在反对博古
   中央的基础上,达成了一种战略合作的关系,但毛从未将张放在眼里。张闻天在军中毫
   无基础,其政治资源主要来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对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张联盟中,

   张只是一个弱势的合作对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面倾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
   掩饰其个性中的不良方面,但是一触及到利害关系,毛性格中的那种刚愎自用、猜忌防
   范心重的特征立时就暴露出来,毛在会理会议上的表现即是明显的例证。
   从毛这方面看,毛张联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与张闻天的合作,联合了暂时还
   占据党机关的「教条宗派分子」博古、凯丰等,运用党的权威挫败了当时毛的头号对手
   ——张国焘「另立山头」的分裂活动。在毛、张合作共事的几年里,对毛个性已有了解
   的张闻天尽量避免与毛发生正面冲突,对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讽一再忍让。①张闻天
   之对毛奉命唯谨,主要是出于对共产党事业的考虑,在另一方面也与其个性温厚有关,
   但同时亦是因为他已为自己创造了毫无依托的虚弱地位。张闻天乃一书生型领导人。置
   身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只能唯毛马首是瞻,尽管张闻天还坚持着最后一两个阵地不愿轻
   易放弃。
   1936 年底至1937 年初,毛在求「势」的过程中,熟练操用各种谋略,已将许多大
   权集中于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难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线方针方面,
   毛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在党内同僚的压力下,他只能隐忍内心的不满,违心接受对中共
   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
   「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横巨在毛泽东面前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山,这不
   仅因为它来自莫斯科,也因为它是遵义会议参加者所一致拥护和接受的正式结论,它同
   样也是毛泽东与张闻天政治结合的基础。②在军事压力紧迫和毛急于出山的1935年1月,
   他为了长远目标同时也出于现实的考虑,可以同意这个结论,但是到了1937 年,再继
   续维持这个结论,就愈发显得强人所难了。
   这个结论之所以要修正,是因为它关系到毛泽东能否实现其「道」,从而为党及其
   个人在政治前途上开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结论,便无从摧毁「教条宗派集团」的政
   治合法性基础,毛就难以顺利地推行他改造党的一系列设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无从
   建立。
   然而,推翻此结论存在很大的难度,除了共产国际这一外部障碍外,在国内最大
   的障碍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张闻天。作为六届四中全会后产生的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几
   乎本能地将自己的政治前途与这个评价联系在一起,断言「党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将
   ①参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页332。毛泽东对洛甫的轻蔑态度在五十年代后期完全公开,其代表性的文字是1959 年8 月2
   日《给张闻天的信》,直至七十年代初,毛还不断数落洛甫。
   ②张闻天在1943 年整风期间写的笔记中指出,「遵义会议没有提出过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线错误,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确……这在毛
   泽东同志当时只能如此做,不然我们的联合曾成为不可能。」参见〈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1943 年12 月16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文献和研究》,1985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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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打击他和其它一大批领导干部的威望,严重动摇张闻天在党内的地位,因此必然遭
   到张闻天的强烈反对。
   1937 年初,党的发展、毛泽东和张闻天的政治结合,以及毛的思路皆处在一个十
   分微妙的变化过程中,随着国内和平局面的到来,国民党军事压力的舒缓,解决战时状
   态下无暇顾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机遇正在出现。与此同时,遵义会议后确立的毛掌军、
   张闻天管党的格局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张闻天显示出他的作用仅限于党的理论和宣传教
   育领域。经过几年的磨合,毛与周恩来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关系,博古也安于自己
   在中共核心层中新的角色,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失败已成定局。现在毛已十分具体地
   感受到张闻天给他带来的困窘。对于毛而言,在新的时空环境下,继续违心地接受令其
   厌恶的对过去政治路线的评价将越发勉强,可毛又惧于在条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盘托出
   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自己置于和张闻天及一批党的高级干部发生正面冲突的尴尬境
   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1937 年春夏之际,刘少奇站了出来,就党的十年路线问题向
   张闻天发起挑战。刘的出现打破了中枢层沉闷多时的僵局,并最终导致了毛、刘政治结
   合的确立。
   促成毛刘政治结合的契机是1937 年2 月20 日、3 月4 日刘少奇就中共历史问题向
   张闻天陈述自己意见的两封信。刘少奇在这两封各长达万言的类似政治意见书的长信
   中,大胆地突破了共产国际和遵义会议关于「中共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结论,尖锐批评
   了1927 年之前及1927 年以来,尤其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的极左错误。
   刘少奇的长信触及了当时中共中央的几个禁区:
   一、刘少奇认为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不仅是「右倾的陈独秀主义」,而且还有「右
   倾机会主义之反面的错误——『左倾』错误」,① 刘少奇以自己亲身经历为例,猛烈抨击
   了广州、武汉时期工人及民众运动中已达「骇人」地步的「左倾」狂热。24 ②刘的上述
   看法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六大以来的历次决议严重相违。
   二、刘少奇虽然没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来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但反复
   抨击中共「十年来一贯地犯了『左倾』错误」,并且强调十年错误已形成「一种传统」。
   刘少奇特别集中抨击了中共有关白区工作的方针,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全盘否定了十年政
   治路线。
   三、刘少奇要求在党内公开讨论党的十年历史,并且详细述说自己因坚持「正确」
   主张而遭「打击」的经历,把批评的矛头直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暗示
   中央有关领导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透露出要求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明显意图。③
   刘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给张闻天写信之前是否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
   或得到毛的鼓励,至今虽无确切的史料证明。但根据现有资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这种
   ①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 月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802。
   ②参见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 年2 月20 日),载中固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5 期。
   ③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3 月4 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1
   册,页8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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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性。1935 年12 月29 日,中共中央常委会议派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局代表,1936
   年春,刘少奇偕其妻谢飞,从陕西临潼乘火车前往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天津,于1936 年
   3 月抵达。1937 年2 月,刘少奇又随北方局机关移往北平。至1937 年4 月底返回延安。
   这期间刘少奇虽未返陕北,①但是1936 年后,在北方局和陕北之间已建立了电台和信使
   联系。据1996 年出版的《刘少奇年谱(1898—1969)》披露,1936 年10 月1 日、12
   月2 日毛分别三次致电刘少奇,毛还在10 月22 日写信给刘少奇,②毛、刘通过电台交
   换有关对全局性问题的看法,已具备基本条件。③
   且不论毛泽东是否曾对刘少奇写信的举动表示过支持,刘少奇给中央写信都应被
   视为是一个重大举动。刘少奇决定向张闻天陈述自己政治意见的动机,一方面是刘少奇
   多年来就不满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政策,另一方面与刘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间遭遇到党内
   左倾分子对新政策的强烈抵抗有关。④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即1937 年的
   中共中央正处在调整政策的关头,中共中央内还未真正形成某个人的绝对政治权威。张
   闻天虽是党的总负责人,但其权力有限,其它中共领导人大都是独当一面;毛泽东尽管
   处于上升状态,但当时也并非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唯一领袖。⑤因此刘少奇给张闻天写信,
   不仅不会遭遇到党的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党员因向中央陈述意见而被打成「反党分子」的
   厄运,相反,却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刘少奇很清楚,在对党的十年历史的看法上,
   毛泽东与自己有很多共同语言。
   刘少奇的长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引起轩然大波。1937 年3 月23 日、4 月24 日中
   央政治局两次开会都讨论了白区工作问题。张闻天对刘少奇的意见极不以为然,一些同
   志随声附合,认为刘少奇对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是替陈独秀洗刷,是陈独秀的「应声
   虫」。还有人指责刘少奇受到了张国焘的影响。⑥对于刘少奇有关中共犯了十年「左」的
   错误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数成员也都认为言过其实。在一片责难声中,只有毛泽东
   一人站出来替刘少奇讲话,称「刘并没有反对中央的野心」。毛的态度鼓励了刘少奇,
   使刘少奇敢于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动,在1937 年5、6 月间中共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
   上,当面向张闻天发起挑战。
   ①1937 年3 月4 日,刘少奇致张闻天的信写于北平,3 月18 日前刘仍在北平。周恩来在3 月13 日、3 月18 日于西安两次致函刘少奇,
   并转河北省委,要刘少奇等负起对留平、津地区的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参见《周恩来年谱》,页358—59。
   ②27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 一1969)》,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页160、169、163。以下
   简称《刘少奇年谱》。
   ③刘少奇前往天津就任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时握有与陕北联络的无线电密码本。据当时担任刘少奇译电员的郭明秋回忆,她经手翻
   译的刘少奇给陕北的电报,上款大都是洛甫(闻天)、恩来,「有时也直接接发给毛主席」,署名则是胡服(这是刘少奇在党内长期使用的化
   名)。参见郭明秋:《少奇同志在北方局》,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185。
   ④1936 年3 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达天津,不久又担任了北方局书记,着力纠正北方局「左的关门主义」倾向。刘少奇领
   导的纠偏工作,除了思想纠偏之外,还包括纠北方局领导机构的改组,因而引起北方局内部的争论。刘少奇上任后,任命彭真(1928 年彭
   真与刘同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工作)取代柯庆施担任北方局组织部长,任命陈伯达为宣傅部长。刘的这些措施激起柯庆施等一批原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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