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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10) 高华

50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导致与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实现,红军丧失最后机会,
   是由于共产国际及在沪的代表的错误指导,以及博古、周恩来的犹疑不决。
   博古原是主张联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博、周认为,应该抓住这个
   难得的机会,去实现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①1933

   年11 月24 日,周恩来致电瑞金的中革军委,催促早为决定红三、五军团是否参加侧击
   向福建前进的蒋介石入闽部队。②周并经中央同意,派出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与十九
   路军谈判并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博古、周恩来的意见,并没有获得中共核心层的一致支持,③而在否定周、博意见
   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及驻华代表、中共上海局则起到决定性作用。
   1933 年10 月25 日,共产国际给瑞金来电,提出:「为着战斗的行动的目的,应
   该争取下层统一战略的策略,国民党的广东派,以反日的武断空话(护)符,隐蔽地为
   英帝国主义的奴仆,这种假象是应该揭穿的。」④这份电报对中共中央转变对福建事变
   的态度有重要影响。在沪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瑟?尤尔特、军事总顾问弗雷德和中共
   上海局忠实执行莫斯科的指示,他们一致认为,蔡廷楷与蒋介石之间不过是军阀间的一
   般斗争,中央应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斗争来加强自己在内战中的地位,不给蔡廷惜以实
   际的军事援助。⑤
   周恩来、博古等对于来自上海的意见并非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双方曾互相争论,
   电报往来不绝。10 月30 日,中共中央曾给福州中心市委与福建全体同志发了一封指示
   信,要求反对关门主义的左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产国际10 月25 日来电后,
   马上转变立场,在11 月18 日再次给福州党的书记发了一封与前信内容完全相反的信,
   该信大骂十九路军,声称他们与中共的停战合作只是「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 ⑥
   显然,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周恩来、博古作了让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见。 ⑦至于
   李德,据他称,虽对他的顶头上司弗雷德的计划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认,他还
   是贯彻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决策层围绕福建事变而发生的争论中,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所发挥的决定
   性作用,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共对莫斯科的严重依赖和中共组织结构的不健全。1933 年1
   月,博古抵达瑞金,与周恩来等会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
   李竹声等也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从法理上讲,在瑞金的中央局即应是中共中央,但
   在1934 年六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而共产
   国际驻华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经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从上海向瑞金发指示电。
   ①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 年),页84、85 ;另参见龚楚:《我与红军》,
   页364。
   ②《周恩来年谱》,页254。
   ③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85。
   ④引自方长明:〈试述共产国际与我党对闽变的策略〉,载《党史资料与研究》(福建),1983 年第3 期。
   ⑤ 参见奥托?布劳恩(李德):《中国纪事(1932 一1939)》,页 85-86。
   ⑥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年),页 120-21、133。
   ⑦据当时任中共驻十九路军联络员张云逸的回忆,在他去福州前,博古曾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拉点队伍过来」,全不提如
   何出兵配合作战。参见张云逸:〈一次重大的失策〉,载《福建事变档案资料》,页226。
   @@@
   
   51
   周恩来在前线收到弗雷德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来的有关军事作战计划的第一份电报,
   是在1933 年4 月14 日。①在1933 年9 月李德抵达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发出四
   份干预苏区军事行动计划的电报。②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 年春才抵达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内战中以「克勒
   贝尔将军」之名而着称。李德以后报怨他是替弗雷德受过,似乎弗雷德更应为苏区军事
   失败而负责,而回避了他自己所应负的重大责任。
   至于毛泽东,有关福建事变的争论却改善了他的处境。在这一时期,毛所扮演的
   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处于有权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苏区军事形势日紧。毛
   的有关意见又逐渐被重视,毛的作用比1932—1933 年明显增强,这为他一年多后的复
   出埋下了伏笔。
   六 党权高涨,全盘俄化及毛泽东被冷遇
   自1931 年11 月中央代表团举行赣南会议至1934 年10 月中共中央机关、中央红
   军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党权大张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威得到完全
   确立和巩固,没有任何军事阅历、文职党干部出身的博古、张闻天等在以周恩来为代表
   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泽东领导的军队。中央苏区弥漫着「以
   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倍受压抑和冷
   落。
   在原先由毛泽东一人说了算的江西苏区,中共中央迅速在组织上建立起党对毛泽
   东的优势。1931 年春,继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陆续派往江西,
   其中许多人为留苏返国干部,计有刘伯承、叶剑英、朱瑞、杨尚昆、凯丰(何克全)、
   李伯钊、伍修权、肖劲光、刘伯坚等,林伯渠、董必武、聂荣臻、阮啸仙等一批老干部
   也在这一时期被调往江西,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军、政、青等机构的领导职务。1933
   年1 月,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抵达瑞金,在此前后,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罗迈(李
   维汉)、瞿秋白等也先后到达。博古、张闻天等到达后,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苏区中央局
   会合,于1933 年6 月,组成了中共中央局,实际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苏区顺利地确立起领导权威,是与周恩来等的
   配合、协助分不开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来的力量举足轻重,缺乏苏区经验的博古、
   张闻天等,离开周的支持是很难维持下去的。由于周恩来与留苏派形成了实际上的联盟,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局中明显处于劣势。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派与国际派的政治结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得到进
   一步的加强,在中央常委(书记处成员)中,国际派的博古、张闻天与老干部派的周恩
   来、项英达成了权力平衡,毛泽东则未能进入这四人权力核心。
   ① 《周恩来年谱》,页245。
   ② 《周恩来年谱》,页245-46、249-51。
   @@@
   
   52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还进一步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力基础。毛所长期担任的政府主席
   一职被分割为中央执委会主席与人民委员主席两职。由张闻天担任人民委员主席,使得
   毛的政府主席一职,几乎成为一个虚职。
   毛泽东之成为「毛主席」源自1931 年 11 月7 日,他开始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中央执委会主席。在以后的几年中,中央执委会下虽设立了人民
   委员会,但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机构,毛基本上以中央执委会主席的名义行事。经
   中央局同意,毛陆续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邓子恢、王观澜、①高自立以及何叔
   衡等在政府内担任人民委员或副人民委员,但是在博古等发动的反「罗明路线」斗争中,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职。毛的老部下张鼎丞被
   撤去福建省苏维埃主席,谭震林也被调离福建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工作岗位,毛成了一
   位「光杆司令」。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对防范毛泽东在军队中的影响,给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
   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苏区,在未抵达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级军事干部了解对朱、毛的看
   法。龚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虽具领导政治斗争的才智和对军事战略的卓见,但其领
   导方式多有独裁倾向。②博古到了瑞金后,为消除所谓「游击主义」对红军的影响,指
   示周恩来等依照苏联红军的建制,对中央红军的作战训练、军事教育开始了有系统的改
   造。过去,中革军委主席一职虽长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军队实权的则是副主席周恩来。
   博古抵达瑞金后,周对军队的领导权开始受到限制,1933 年5 月8 日,博古、项英参
   加中革军委,由项英代理中革军委主席,前方军事行动的决定权,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
   接掌握。李德抵达后,周的决策影响力进一步缩小,红军最高决策权又被转移到李德手
   中。周被削弱军权,也许与周对毛的温和态度有关。在周被削军权的同时,对毛态度冷
   淡的项英被允许参与军队的决策,毛则完全被排斥于军委之外,甚至连军委委员也不是。
   在军委总参谋部,正副总参谋长也分别由曾留学苏联的刘伯承与叶剑英担任。刘、叶与
   毛在1931 年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而与周恩来却有较深的历史渊源。
   中共中央还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优势,在中央苏区建立起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系统。
   在1931 年以前,苏区的所有宣传鼓动工作全部在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统辖之下,
   毛享有充分的发言权和解释权。留苏干部进人苏区后,出现了解释权转移的明显趋势。
   1933 年初,临时中央迁至瑞金后,国际派迅速在自己的强势领域——宣传解释马列方
   面行动起来,建立起一系列机构和学校。张闻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长(1934 年1
   月后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局党校校长,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等职。中华苏维埃
   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的主编也从王观澜改由沙可夫担任。国际派还创办了《青年实
   话》、《苏区反帝画报》等一系列报刊。由国际派控制的党刊,在配合对毛的影射攻击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邓、毛、谢、古」的斗争中,中央局党刊《斗争》直接
   ① 王观澜1931 年自苏联返国进入中央苏区,长期在毛泽束的领导下工作,与毛私交其笃,毛称其为「真正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参见
   赵来群:〈毛泽东与王观澜〉,载《党的文献》,1996 年第6 期。
   ②龚楚:《我与红军》(香港:香港南风出版社,1954 年),页3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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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批判〈毛泽覃同志的三国志热〉,明显影射毛泽东。凡此种种,皆是触发毛在几年后攻
   读马列、继而夺回解释权的动因。
   在共产国际的强大影响下,苏联之外的另一个苏式社会在江西苏区建成并初具规
   模。中共在中央苏区建立起一套直接脱胎于苏俄的政治、经济、军事动员及意识形态体
   制。在中央苏区内,党的领导机构——由苏区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变而来的中共中央
   政治局,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会下,设立了党的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中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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