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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1)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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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 年底到1941 年上半年,毛泽东反击王明的活动已临近决战的前夜。毛一方面
   加紧编辑《六大以来》,同时,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他不断地亮出自己批评前
   中央政治路线的观点,为正式向王明等摊牌制造舆论。1941 年1 月,毛以中央的名义,
   下令组成由一百二十人参加的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组,其中有重要干部四十多人。开始讨

   论党的历史经验问题,将对王明等的包围圈进一步收紧。一旦观测到留苏派没有动静,
   尤其是留苏派的后台斯大林竟也毫无动作,毛迅速将阵地从党的十年历史问题移到当
   前。这次毛不再将王明、张闻天分开,而是要让这些「理论大师」立时呈现原形。毛决
   定彻底摧毁王明等赖以在党内坐大的基础——他们所拥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兼圣杯
   看守人的名号!
   1941 年5 月19 日,毛泽东当看王明等人的面,向王明发起新的一轮攻击。在〈改
   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要求彻底扭转1938 年后开展的学习运动的方向,「废止
   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而代之以学习当代最高综合的马列主义
   ——斯大林的《联共党史》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在向王明发起的最新挑战中,一组组最具隐喻性和挑战性的新词汇被毛创造出来—
   —「言必称希腊」、「希腊和外国的故事」、「教条」、「留声机」,尽管皆有其针对
   意涵,却并不明确所指,这就更加容易在词语与现实之间引发疑问和联想,从而猛烈动
   摇王明等的老语汇的神圣地位,为毛通过改变词语、夺取意识形态解释权扫清障碍。
   紧接春,1941 年6 月,毛泽东将《六大以来》的第一部分编辑完毕,该书立刻成
   为毛砸向王明等的一块石头。两年后,毛泽东在1943 年10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中,
   回忆起《六大以来》的出版所造成的巨大效应,他说:
   1941 年6 月编了党书,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召开九月会
   议,大家才承认错误。①
   「许多同志解除武装」,固然和《六大以来》一书对党的核心层造成巨大的精神冲
   击有关,但是,毛泽东为配合该书的出版而精心策划的一系列活动,也极大地削弱了政
   治局大多数成员的抵抗能力。政治局在毛的进攻前,除了束手向毛输诚,别无其它出路。
   从1941 年春开始,毛泽东连续推出几个重大举措。3 月26 日,毛以中共中央的名
   义,作出〈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一举端掉王明、张闻天等最后几个舆论阵地。
   该〈决定〉声明,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急于出刊」某些书籍和小册子,停止出
   版《中国妇女》、《中国青年》和《中国工人》三家刊物。②毛为了显得「一碗水端平」,
   将胡乔木负责的《中国青年》与另两个刊物一并停刊,使领导《中国妇女》、《中国工
   人》的王明、博古、邓发等人,明知其中有诈,也无言可说。
   1941 年9 月1 日,毛泽东又将上述谋略如法炮制一遍,宣布撤消由王明担任校长
   的中国女子大学,将女大与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为延安大学,把王明担任
   ①逄先知(1950—1966 年曾负责管理毛泽东的图书):〈关于党的文献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载《文献和研究》,1987 年第3 期。
   ②《中央关于调整刊物问题的决定》(1941 年3 月26 日),载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1921
   年7 月—1949 年9 月)(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年),页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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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后一个可以抛头露面的职务巧妙地剥夺掉。
   毛泽东且对手无缚鸡之力的王明如此处心积虑,对于那些手握兵符、统兵一方的八
   路军将领就更不放心了。为了防止彭德怀领导的八路军在前方可能会滋生的「自主性」
   和「分散性」,打击任何「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企图,毛责成王稼祥、王若飞于
   1941 年7 月1 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该文件不指名
   地警告彭德怀和各根据地领导人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南方局,必须一切听命于延安,
   不得「在政治上自由行动」,「在组织上搞独立王国」。毛并威胁彼等应吸取张国焘「身
   败名裂的历史教训」。毛泽东十分了解这些长期献身革命事业、无比珍惜自己革命历史
   的高级干部的心理特点,以党和革命的名义,将他们牢牢控制在手里。
   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一场大规模的党内整肃风暴即将来临!
   下编
   毛泽东与延安整风运动
   第六章 整风运动前夕中共的内外环境与毛泽东的强势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会生态构成
   自1935 年10 月中共中央随红军长征至陕北,经过数年的经营,在四十年代初,中
   共已在延安建成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万七、八千人,市区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
   南,三万多人是中共中央和边区各机关、学校的干部,他们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区。 ①
   在中共的设计下,依照瑞金时代的经验,延安人口构成中的这两部分都已被充分地
   动员和组织起来。在边区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中共的政
   令可以自中共中央、边区党委(西北局)、边区政府一直下达到市、区、乡党组织,直
   至农村中的党支部。边区自卫军在各区、乡、村都有基层组织,他们不仅从事农业生产。
   还担负起检查路条、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卫任务。
   延安的三万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分属于不同机关和学校的这几万名干
   部,虽然生存在延安和边区的环境中,却自成体系,与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来;构成
   ①据《谢觉哉日记》称:1938 年9 月他询问延安市市长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学生、干部、部队有二万多。查1939 年仍
   有许多外来青年进入延安,1939 年末后,外来青年来延安人数急剧减少,这样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学生、干部人数就达到三万人左右。另
   据胡乔木称,抗战爆发后来延安的同志共四万人。笔者认为,这四万人包括在边区各县工作的外来干部,在延安的干部一般估计在三万左
   右。参见《谢觉哉日奇》,上,页273–274;《胡乔木回忆毛泽东》,页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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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个十分独特的中共干部群体。
   中共干部群体的独特性,首先在于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
   态色彩;第二是他们都是「公家人」。每个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单位」,过看一种军事
   共产主义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识形态化与中共的性质及抗战后延安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共原
   本就是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号召的政治和军事集团,意识形态是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基本
   动力,1937 年后,大批知识青年就是冲着中共的意识形态而投奔延安的。为了安置和
   训练大量来延的知识分子,中共在延安创立了十馀所各类学校,其数量与规模远远超过
   瑞金时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几乎成了一座学校城,各类学校作为中共意识形态的训练和传播
   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
   抗大总校、中国女子大学、鲁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央组织部训练班、中央职工委
   员会训练班、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军事学院、炮兵学校、
   军委机要学校、西北行政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这些学校与国统区的所谓「正规学
   校」完全不同,不仅学时较短,课程设计也主要以思想训练为主,因此,大量的学校又
   强化了延安的意识形态氛围。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体在各自的机关、学校过着一种基本生活用品依赖于平均分配
   的供给制生活。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尚有经费拨出。 ① 1939 年后,国共关
   系恶化,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国民政府拨给中共军队的经费也时断时续,1940
   年后更完全中断,造成边区和延安的物质供应出现极严重的困难。
   边区一百五十万居民要养活近十万的中共部队和干部,负担极重。为了舒缓粮食压
   力,1939 年抗大总校和陕北公学迁移至华北办学。中共为了彻底解决物资供应困难的
   局面,在1939 年后发起生产运动,到1940 年后更掀起大生产运动,同时各机关、单位
   纷纷兴办了各类经济实体,以解决单位内部的物资供应。作为战时环境下为解决生存而
   采取的一项特殊措施,中共还以「特种物资」的名义,「种某物」,「甚至发展到某货
   内销」。 ②
   1939 年后,延安的物质生活已十分艰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十分丰富,大批青年
   知识分子来到延安后,马上就发现自己置身于红色理论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一批
   报刊,计有《新中华报》(1941 年扩大为《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共产党
   人》、《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青年》、《中国妇女》、《中国工人》、《中国文
   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单位——解放社还出版了《马恩丛书》等各种理论和政治宣传
   读物。1939 年萧三从苏联返回延安,办起了俱乐部。迅速将交际舞传播了开来,交际
   舞会、京剧晚会、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达式的生活又增添
   ①在1938 年,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条件总的情况还不错,中组部的干部一周能吃一顿大米,两顿白面,其馀都是小米,每周还能
   吃二、三次肉。参见刘家栋:《陈云在延安》,页71。
   ②《谢觉哉日记》,下,页734;另参见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 年),页111、155-56;另参见周
   维仁:《贾拓夫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 年),页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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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一种活泼、欢快的气氛,除了间或有日军的空袭,延安似乎已远离战时生活环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据了极重要的位置。所谓「老干部」,
   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岁至三十多岁,他们一般都经历过长征,现在担负着各机关、学
   校的领导工作。1941 年后,延安将许多高级干部从各根据地调来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另外也带有储存、保养高级干部的意图。中共中央为了照顾担负领导职务的老干部,专
   门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为他们提供较好的物质与医疗服务。延安的两个主要医院:
   边区医院与中央医院的服务对象也有差别,中央医院主要为领导干部及其家属服务,间
   或也为经组织介绍的一般干部治疗。为了照顾老干部的身体,1940 年延安光华农场建
   成,里面存养了一群从华北根据地迁来的荷兰奶牛,享有特灶供应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
   有鲜牛奶供应。
   随着抗战初期延安的抗战救亡气氛慢慢转变为日常生活的气氛,延安「公家人」内
   部的关系也逐渐发生变化,不仅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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