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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20)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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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中脱颖而出;继而依靠莫斯科支持,被扶植为中共领袖;复以意识形态开道,得以
   巩固在中共核心层中的地位。是故,意识形态成为王明、博古、张闻天等唯一真正具有
   优势的领域,也是他们看家护院仅有的一块阵地,中共理论、宣传部门长期由王明等留
   苏派把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张闻天等虽然在政治上开始走下坡路,但是,王明等
   的失势并非是一天就完成的。直至四十年代初,中共意识形态主要部门仍由留苏派或与
   留苏派关系密切的人所掌握: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副部长凯丰
   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张闻天
   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博古
   中共中央党校委员会:主任王明
   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邓发
   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张闻天
   中国女子大学:校长王明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张闻天①
   对于王明、张闻天等控制中共意识形态部门的现象,毛泽东一直予以相当的容忍。
   毛作为「策略大师」,十分明白区分在掌握实际权力与精神指导权力之间的轻重缓急关
   系。1935—1938 年,毛既是顺其自然,又是自觉促成,对张闻天领导党的意识形态工
   作不表示任何异议,毛的当务之急是将留苏派从权力核心地带引开,先巩固军权,进而
   夺取党权。毛深知,一旦有了军权和党权,再获取意识形态解释权乃水到渠成。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终于使毛如愿以偿地成为党的领袖,张闻天正式被剥去了党的总负责
   人的头衔,转而负责党的理论宣传、教育工作。不久,王明也被毛泽东召回延安。为了
   将王明置放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又不让他掌握实权,毛让王明担任了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闲
   职并兼任了几个中央文宣方面的职务,从表面现象上看,六中全会后,留苏派在党的意
   识形态领域的影响力反而得到增强。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毛泽东胸有成竹。毛的策略是,继续拉住张闻天,竭力分化张
   闻天与王明的关系;同时对张闻天领导的部门,「挖墙角,掺沙子」,提拔一些在党内
   根底较浅的青年理论新手,为日后取代张闻天等留苏派,储存干部队伍。
   张闻天自六中全会后,在党的核心层内的影响已明显下降,他转而将全付精力转入
   到意识形态领域。此时正值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学习运动」,在张闻天的主持下,延
   安编译出版了《马恩丛书》十册,和《列宁选集》二十卷。延安青年知识分子如饥似渴
   地研读原典,一时间,学习马列理论在延安蔚为风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习运动」
   之开展,竟使得六中全会之后颇感失落、压抑、且被毛圈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和中央统
   战部几间窑洞里度日子的王明有枯木逢春之感。王明似乎感到施展自己马列才华的机会
   ①参见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页3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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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再次来临,竟然四处报告,居然受到延安各机关、学校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
   王明之风头仍健,其实并无任何意外。六中全会之后,王明仍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成
   员。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包含了王明大量的政治
   观点,毛为了向斯大林显示其忠诚以及为了扩大中共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通权达
   变,比王明更积极地主张加强与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也是由王明
   代表政治局起草。六中全会后,王明只是感到在政治上的失势,而无意识形态受挫之感。
   毛泽东对王明等的大出风头一时也无可奈何,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学习运动」不
   学马列又学什么呢?于是毛泽东眼看看马列著作在延安一本本翻译出版,对张闻天的不
   满更加强烈。
   站在毛泽东的立场,张闻天旧错未改,又添新错,十足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教条主
   义分子。「学习运动」开展以后,张闻天不仅没有运用他所擅长的理论知识鼓吹毛的新
   贡献,也没有将其对王明的不满上升到理论批判的高度。更有甚者,张闻天一手掀起延
   安学习马列原著的热潮,言不及义,纸上谈兵,竟给王明等提供了表演的舞台,究其实
   质,纯粹是对「学习运动」别有用心的误导,目的是让张闻天、王明等这批「学阀」、
   「党阀」继续霸占党的文宣阵地。
   其实,1938 年后毛泽东在中共意识形态所占空间已大幅增进,掌管党的理论和宣
   传工作的张闻天主动给毛让出了最重要的权力:据当时张闻天的副手吴黎平(即吴亮平)
   回忆,六中全会后,中央内部已有规定,凡在延安《解放周刊》、《共产党人》等刊物
   发表重要文章,一概须经毛事先审阅批准,①而毛的讲话、文稿无不刊登在党刊之首要
   位置。
   然而毛泽东所要求意识形态部门的决不仅是这些,他的终极目标是改变中共气质。
   他要实现对意识形态的全部占领——包括控制和超越于控制之上的完全占有。将毛文章
   放在头版头条,或使毛拥有审稿权,并不能立时改变中共党内早已固定化的那种以俄为
   师的精神气氛,毛所要打破的正是在他个人与由张闻天等营造的气氛之间所存在的那种
   隔离状态,这种隔离状态与毛毫无亲和性,却能制造无数「又臭又长」,充满腐气的「党
   八股」,且使留苏派从容操纵全党的精神信仰系统。在这堵巨大的精神壁垒面前,毛氏
   新概念和新文体根本无从普及和推广,更遑请取其地位而代之!
   毛泽东对于张闻天的个性和为人都了解其深。尽管在毛内心中,一直将张闻天与王
   明等量齐观,均视为是莫斯科教条主义集团的一路货色。但是,张闻天毕竟与王明分手
   较早,多年来对自己言听计从,骤然对张闻天下手,必定会引起党内高层的震动,反而
   对自己不利。因此,毛只能继续留用张闻天,再徐图良策。
   1939 年3 月22 日,经过毛泽东的倡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党报委员会中的出版
   科(解放社)从党报委员会中划出来,另设立中央出版发行部,主管延安及各根据地党
   ①参见吴黎平:〈「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的前前后后〉,载《怀念刘少奇同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页291。从《毛
   泽东书信选集》亦可看出中共中央已形成这种制度,1939 年初,张闻天为发表陈伯达的〈论孔子的哲学思想〉致信毛,请毛审阅陈文。2
   月20 日和22 日,毛在审阅了陈伯达文后,两次写信给张闻天,谈对陈伯达文章的修改意见。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国人民解
   放军出版杜,1984 年),页1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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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版物的政治审查和管理事务,由当时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李富春兼任部长一
   职。李富春是毛泽东多年的密友,任命李富春兼任此职,是削弱分散张闻天权限的一个
   重要举动。
   然而,李富春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不擅长马列理论,他所领导的出版发行部,其
   主要功能是「堵截」有害思想,虽然李富春在政治上完全效忠于毛,但由于他不熟悉理
   论,在宣传毛的贡献方面,一时乏善可陈。
   毛泽东似乎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种「脱节」的局面,他并没有显出任何紧张和焦虑。
   因为此时在他的周围已经采集了陈伯达、艾思奇、胡乔木、何思敬、何干之等一批青年
   理论家,只是这些人历练尚浅,还不能将彼等马上擢升到文宣部门的领导岗位。
   被毛泽东慧眼发现,日后成为他的理论班子中坚的「秀才」由两类人组成,第一类:
   有留苏背景,但又与王明、博古等无历史渊源的陈伯达等;第二类: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中的活跃分子艾思奇、胡乔木,何干之等。这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未参加过苏区的
   军事斗争,在党内地位不高。
   在毛泽东身边的这批「青年学士」中,较受毛欣赏和重视的是陈伯达和胡乔木。陈、
   胡二人因对毛助力最大而备受毛的信赖,分别于1939 年和1941 年被毛调入身边,担任
   中央政洽局秘书和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秘书,从而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
   陈伯达对毛泽东的最大价值,在于他从理论方面丰富了毛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的命题,为毛泽东新理论的完善立下了汗马功劳。
   被毛泽东所吸引的正是陈伯达著述中所显示出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色彩。在三十年
   代北平、上海等一些大城市,李达、陈翰笙、王亚南、胡风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经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述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年。但是陈
   伯达与李达等有所不同,陈伯达不是一般性做些马列著作的译介工作,他的著述有看明
   显的独创性。陈伯达师承著名的文史专家吴承仕教授,他较早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
   释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使他在左翼理论家中独树一帜。
   陈伯达在1933 年秋撰写的《论谭嗣同》小册子里,竭力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
   法原理去解释谭嗣同思想,提出在谭嗣同思想中「有初级唯物主义和不完美辩证法的痕
   迹」。①陈伯达甚至还提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成为中国伟大思想继承者的看法,②实
   际已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这在三十年代初中期,无疑是空谷足音。
   陈伯达著述中所体现的民族化共产主义的倾向,在由他参与发起的「新启蒙」运动
   中得到进一步体现。③「新启蒙」运动是1936 年9 月至1937 年夏,由陈伯达、艾思奇、
   周扬、何干之、胡乔木等左翼人士,为反对国民党倡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在北平、
   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旨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陈伯达虽然高度评价了「新
   ①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②Raymond Wylie:The Emergence of Maoism:Mao Tse-tung,Ch’en Pota,and the Search for Chinese Theory
   1935-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p.15;26-27
   ③13 1936 年9 月10 日,陈伯达在上海左翼刊物《读书生活》四卷九期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
   运动的建议〉,10 月1 日,又在《新世纪》一卷二期发表〈论新启蒙运动〉;陈伯达的这两篇文章正式掀起了新启蒙运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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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意义,但他同时又尖锐批评了中国左翼文化运动
   的严重不足。陈伯达认为,左翼人士应进行自我批判,因为他们「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
   中国的现实生活」,没能对中国传统思想作出深入、系统的分析和批判,①以至国民党
   仍然可以将中国传统思想作为维护统治的有力工具,甚至日本帝国主义也在利用中国传
   统思想愚弄中国人民。陈伯达强调,中国现代文化一方面应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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