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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贼洞大跃进导致人吃人现象之一瞥

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现象之一瞥(上)
   
   作者:宋永毅
   2012-03-08 00: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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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期间(1958-1961年)出现的“人相食”的悲惨现象,目下已经有不少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亲历者开始一一揭示历史真相。 但是,对这一惨绝人寰的民族灾难的严重性的认识和研究,却还大都停留在控诉和谴责的层面。在不少著述中,作者都引用了刘少奇在一九六二年初夏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毛泽东说的话:“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1 其实,刘少奇的话从另一面提醒了我们应当做进一步的逻辑推断:如果“人相食”现象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只是一些个案,刘少奇是否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中南海向毛谏言。以刘少奇饱读史书的学识和他直接负责宣传部门(以掩盖历史真相为主要职责)的中共第二号人物的高位,如果他不认识到那个年代的“人相食”的现象已经严重到了在历史上无法掩盖的程度,又怎么可能向毛说出这样的直接得罪他的话来?更发人深思的是:即便是刘少奇在五十年前就坦陈的“要上书的”“人相食”现象,至今还在官方的正史中被掩盖和年轻人的记忆中被忘却,这是否又在今天凸现出了这一研究的急迫性呢?
   
   一、大跃进-大饥荒期间“人相食” 现象波及各地的普遍性
   
   中国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中,因饥荒而造成“人相食”现象并不少见。纵览二十四史,大约最早记载这一现象的是《汉书》和《隋书》。据班固撰《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谨。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2 在魏征主编的《隋书》的“五代灾变应” 中也有如下记载:“九江大饥,人相食十四五。”3 以后自唐到清的千余年的正式史书记载,中国和饥荒有关的的“人相食”的惨剧大约有数十起之多。
   
   《隋书》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下令修隋史的唐太宗亲历了灭隋的战争,在执政之后,他经常谈论隋朝灭亡的教训,明确提出“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看法。汲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就成了修隋史的指导思想。在《隋书》的“志第十五”中,对“人相食”现象的出现,还有过除了天灾以外的原因总结:“狼一星,在东井东南。狼为野将,主侵掠。色有常,不欲变动也。角而变色动摇,盗贼萌,胡兵起,人相食。”4 自然,古人把出现“人相食”的灾难的根本动因归结为星象的异动并不可取,但它毕竟还揭示了大规模天灾和个别食人魔以外的另一现实原因:“盗贼萌,胡兵起”、即两种战乱的发生:1)暴民起事,2)政权更迭的内战或异族入侵。
   
   确实,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中有着大量“人相食”的案例。例如,唐末的黄巢起义就创造过一份大概可称为世界之最的食人纪录。据《旧唐书》记载:在黄巢攻入长安当了大齐王朝的新科皇帝后,曾“围陈郡百日,关东仍岁无耕,人饿倚墙壁间,贼俘人而食,日杀数千。贼有舂磨砦,为巨碓数百,生纳人于臼碎之,合骨而食,其流毒若是。” 5 换句话说,黄巢在失败前夕包围陈州一百天的时间里,采用过的机械化方式,将活人粉碎,以人肉作军粮,供应他围城部队。以一天杀食一千人计,也至少吃了十万人! 这位农民革命领袖大规模吃人不吐骨头的行径,其野蛮,残酷,恐怖,实在是骇人听闻。
   
   黄巢的人性沦丧和他的自身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是文人当中痞子型(农村流氓无产者)的知识分子:由一个不及第的秀才成了一个残忍狠毒的私盐贩子。黄巢这样的流氓无产者式的知识分子,由于他们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野蛮性,破坏意识,盲动力量,亡命的痞子精神,则很容易在斗争中脱颖而出,成为农民革命的领袖。
   
   在中国被蒙古军入侵后的元朝,也是一个有大规模“人相食”现象的朝代。蒙古军本身就有食人传统,以后的历代元朝统治者又根本不把百姓当人,大规模破坏生产力。造成饥荒遍地,“人相食”连续发生。其后的以刘福通为首的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又开创了自黄巢以降的新的大规模吃人当美味的人性灭绝的屠杀……6 但是纵观这些“人相食”的现象,毕竟一是和战乱(不管是农民起义、内战或异族入侵)有关,二是在饥荒中发生都是局部性、地区性的现象。
   
   然而,发生在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却不是处于任何战乱之中。那时的中国既没有内战又没有异族入侵。作这一如是观,对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的造成,当时的执政者就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说中共政权和历史上的“盗贼萌”有一定的关联,那就是它其实也是一个农民起义后建立的政权,其领袖毛泽东也是一个黄巢式的痞子型的知识分子。虽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毛没有过黄巢、刘福通式的“食人”疯狂,但是他也是从来不把百姓的性命当一回事的。1959年3月25日,大饥荒初露端倪之际,毛却在上海会议的插话中指出:“粮食收购不超过三分之一,农民造不了反。”“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给一半人吃饱。”7
   
   另外,我们更不应当漠视大跃进-大饥荒时期的“人相食”现象其实和天灾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如同中共当局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的,大饥荒的造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实至少是“九分人祸”)。但是它却具有蔓延全国的普遍性。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先生在“安徽特殊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文中指出:
   
   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400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件——笔者)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宣城县发生的30起特殊案件,有28起是1959年10月至1960年2月发生的;蚌埠专区的凤阳县等10个县1960年共发生此类案件619起,其中发生在第一季度的512起,发生在第二季度的105起,发生在第三季度的2起,第四季度的个别地方虽有发生,但为数极少。今年第一季度只发现肖县、汤山、嘉山、定远、肥西、巢县、泗县等 8个县共发生 10起。8
   
   他还进一步见证说:
   
   安徽省发生人相食案件是不是个案?不是的。全国不少省都发生过,只是严重程度不同而已。1960年,我是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王昭的秘书。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了份报告,题目是《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到西宁市和煌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9
   
   在读了尹曙生文章后,一位1942年参加抗日,1990年离休。但任检察员38年的萧磊先生也在《炎黄春秋》上撰文作证指出:
   
   1960年冬,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犯有“严重错误”,受 到批判。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到山东主持处理。……批判省委负责人会议的最后阶段,曾希圣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列举了山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破坏耕作制度”、“大刮五风”、“大批饿死人”等严重错误,还特 别提到:“据初步发现,全省人吃人事件七十余起。”曾的《总结报告》书面材料发至全省各县委及省委派出的工作组。省委驻金乡县工作组长刘若克 (省检察院副检察长) 读了曾的《总结报告》。报告中提到人吃人的问题时,引起了他对金乡县是否发生过人吃人事件的注意,为此派工作组员肖锡宜到金乡县胡集公社胡集大队调查摸底。胡集大队十五个生产队,有两千多人。经座谈会调查与个别访问,1959年冬到1960年冬,全大队发生人吃人事件九起,支部书记四岁男孩饿死煮熟后,全家吃了一天。这九起人吃人事件,直至曾希圣总结报告时未能发现。
   
   三年严重灾害期间,山东各地都曾发生人吃人的事件,虽然缺少全省的统计,但远不是曾希圣报告中所提到的七十余起。1961年 春,笔者参与省政法工作组检查莱阳县检察院批捕、起诉质量时,阅卷中,发现二起卖人肉案件。二起作案人均是复员军人。……
   
   据莱阳县检察院介绍:1959、1960这两年,全县盗挖尸体案件时有发生。已破获七、八起,还有五、六起未破。有的盗尸体吃了自己死亡了,还有的死亡在盗尸现场。…… 10
   
   为此,萧磊先生的结论是:“史料记载,各朝各代都有过灾荒,有过饿死人,也有人相食。但如三年灾害期间饿死人之多,其规模波及全国,人相食事件之惊人,都是绝无仅有的。” 11 最近,另一位亲历者、原国家统计局干部杨德春的文章“太和县饥荒报告的产生 ”又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波及”性。该文披露“安徽省太和县宫集区赵寺大队29个自然村中,有26个(约占89.6%)发生过人吃人的事情。如涧南生产队,7个生产组,组组都有;该队144户,604人,吃过人肉的有37户,144人。严重的韩小寨全村18户,85人,吃过人肉的有13户,55人,占全村人口的65%。又如谢寨生产队,吃过人肉的约占40%。”12
   
   四川、江苏等地都是鱼米之乡,在1958-1961年间也根本没有天灾。但是也都发生了规模甚大的“人相食”的惨剧。原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1959年反右倾时被撤职。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堂弟,1962年得以复出任宜宾地委副书记。他回忆大饥荒时当地的“人相食”现象说:“……饥荒越来越严重,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谣传吃人肉能治肿病,于是有肿病的人就从死人身上取下些肉煮食之。”13
   
   宜兴是江苏最富饶的地区,谁也不会想到这里不仅饿死了人,还有人吃人的记录。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1960年12月27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我和刘耀华同志到和桥公社,听到有些社员谈去冬今春饿死人的事情,令人痛心!这个公社今人口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七。今年春天因为死人太多,人死后连稻草也不包。高楼大队有一户人家一天死了两个人,就用一副担子把两个死人挑出去了事。个别公社甚到发生过把丈夫、儿子害死后吃人肉解饥的事。14
   
   在一个没有大规模天灾和任何战乱的和平年代,全国各地的许多地方却都同时发生相当规模的“人相食”的现象。这已经无法用外部的灾难来解释它的成因。这又使人们对“人相食”惨剧的理解,由个别现象发生了质的飞跃到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对那一时期“人祸”的鞑伐,也有了新的升级。换言之,只有一种解释才是合理的。那就是:这是一种全国性的内政所导致的人为饥荒,又是各级领导层的“人祸”所直接逼迫激化出来的人道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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