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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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婉婷母親一案可能存有隱情和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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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回家的路还会远吗?

   李俊回家的路还远吗?
   姜维平
   今天,美国出版的《华盛顿邮报》和英国的《金融时报》等都以显著篇幅报道了重庆民企老板李俊的遭遇,正值北京两会召开和王立军叛逃事件余波未平之时,海外主流媒体的界入,不仅有助于进一步厘清李俊案的真相,而且,对身陷打黑“黑打”丑闻的薄熙来,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笔者认为,尽管官方能够暂时把王立军强行“休假式治疗”,但是,重庆打黑枉法追诉的涉案人员很多,国内有北京律师李庄,马晓军,海外有民企老板李俊;上个世纪在大连有陈德惠案,天天渔港案;本世纪在重庆又有彭治民和曾志强案,黎强案等数百起冤假错案,既使中南海高层“刑不上大夫”,薄熙来也逃不出倒台的命运,因为他明显地违背了历史潮流。
   自从去年7月,本人大胆地图文并茂地披露了李俊案以来,海外有关薄熙来和王立军打黑“黑打”的报道越来越多,虽然,我写的文章占据了较多的媒体版面,但似乎是势单力薄,仅为一家之说,故有读者出于各种原因提出了质疑:你是不是个人恩怨,有所偏见?仿佛我批评薄熙来之举是在出狱之后,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早在1998年,笔者就在香港《前哨》和《开放》杂志发表多篇文章,对其贪腐和枉法进行了揭露和批评,所以,2000年12月4日,薄熙来在下令拘捕我的同时,给中共大连市委常委会制定的近期工作重点是:严厉打击海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和攻击,这正如2007年,薄书记下重庆“唱红打黑”,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排斥异己方面一样,不论变换多少花样,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都是以己划线,顺我者“红”,逆我者“黑”,由于王立军的“窝里反”,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效应,也旁证了本人的观点。现在,以前存在疑虑的读者,特别是海外媒体的记者,也不再怀疑我所指出的薄熙来的问题。目前,《华盛顿邮报》和《金融时报》等多家媒体对他的采访和报道,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实际上,我并不赞成流亡海外的李俊在困境中过于高调,他邮寄给我的证据材料只发表了一部份,我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他目前人身安全问题,二是我对中共高层政改的期待,如同我的“文字狱”材料从未向联合国等提交相关证据一样,我主张中国人的难题最好在自家解决,故对温家宝的政改方案寄于善意的期待,但是,就王立军事件出现之后,薄熙来的起死回生看,中共自身的纠偏机制正在逐渐地丧失,像他这样既贪腐又枉法,还仕途一路高调,由我亲身经历所见,实在叹为观止。试问:如果不是胡耀邦平反了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如果不是华国锋粉碎了搞极左的“四人帮”,如果不是邓小平,赵紫阳引导人们主抓经济,改变了贫穷面貌,中共能维持统治至今吗?那么,为什么胡温习李,不能够立即抓捕薄熙来等人呢?既然领导核心失去了纠偏的机制,难道中共的垮台还会远吗?所以,薄熙来继续表演下去,也未必是一件坏事。


   就李俊案的来龙去脉看,它以铁的证据说明了薄熙来的反动本质,何谓反动?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反动”,原本李俊是一个普通的闷声发大财的民企老板,20多年来一直在做生意,他的亿万家产来自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只要他上缴了税收,又解决了一些员工的就业问题,政府对他就不应当有什么苛求,他会反对执政党吗,他用得着成立一个黑社会组织和中共对抗吗?黄奇帆在北大信誓旦旦讲得黑社会“四条标准”,他一条也不够,现有的一批新的证据进一步证明了,重庆沙坪坝法院指控他的罪行,除了治安纠纷,就是民事案件,一条也不成立,但这并不影响薄熙来一句话,王立军“钓鱼执法”,编个故事,把他家亲友31口全部打成黑社会,为了什么?为了抢班夺权,为了取悦于张海洋,这种栽赃陷害,指鹿为马的把戏在文革中常见,所以,李俊案和李庄案一样,都有力地说明了,虽然文革结束了,但阶级斗争的幽灵还藏在薄熙来之流的心里,随时会跑出来吃人。这正是我20年来锲而不舍地与之抗争的主要原因。
   我当然对中国社会诸多现象十分不满,但谁愿意走回头路呢?搞“二次文革”能解决两极分化的问题吗?能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搞乱了人们的思想,借助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仇富仇官”的心理,误导群众通过杀人的方式造势,为自己的权力上升服务,他先把自己包装成廉洁之士,再把对立派官员打成保护伞,把不顺从他的民企老板打成黑老大,把富有的民企打成黑社会,达到罚没追缴巨额财产的目的。而政府有了钱呢,他再贿赂李岚清之类的官员,收买海内外媒体,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他自身就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大贪官,怎么会公正地为老百姓服务呢?这一套权术早被毛泽东玩臭了,王立军成了林彪,谢富治的翻版,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李俊案的出现,还有更深的社会启迪的意义:民企老板有了钱就安全了吗?显然,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里,保住财富比创造财富要艰难得多,并非人人运气好,能不断转向找到不垮的保护伞,何况还有经营风险的问题呢,所以,朝不保夕的民企老板,在2008年王立军受到薄熙来重用之后,开始了预防性的大逃亡,表面上老板讲得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实际上是在转移财产,如同“裸官”不信任标榜的优越制度,把下一代安排在欧美一样,越来越多的富豪,把钱存在海外,把老婆孩子安置在欧美等国。因此,薄熙来“唱红”把自己唱红了,王立军的“打黑”把富裕的社会阶层的心理安全打垮了,他们一唱一合,毁掉了邓小平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成果,用老百姓创造的巨额财富养活了外国人,试问: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国人购置的房产,难道不年复一年地给它国上缴税收吗?难道这不是最大的卖国主义吗?
   记得我在最初撰写李俊案时,接到很多人的奉劝:他有四十五亿的巨额财产,肯定为富不仁,有了钱就猖狂横行,肯定有刑事案件在身,你为他讲话,风险太大了。我不这样认为,实际上,“共富”是一个假命题,人与人智力运气不一样,怎么会共同致富呢?所以,要搞好税收,富豪缴了税,政府没搞好“二次分配”,不能怪有钱人太富,政治体制没有给官员合理分配税收创造条件,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重庆法院指控李俊十几条罪,唯一没有偷漏税罪,这说明作为民企,他已经尽了义务,历年缴税数以亿计,难道不是事实吗?拿重庆来说,如果“唱红”花费的2700亿节约下来,就能改变许多人贫困的命运,但谁能制约薄熙来的权利呢?他和王立军能在一个3200万人口的城市,抓出600个“黑社会”,一个小小的忠县竟有61个追逃小组,你说,还有“红社会”吗?这种大跃进式的大肆抢钱和高压维稳,使国家的税收打了水漂,用公民的血汗钱再来折磨自己的人民,这不是“二次文革”是什么?要我说,它和文革最大的不同,就是六十年代挨“四人帮”整肃的薄熙来,咸鱼翻身,成了整肃别人的“薄泽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本质一点没变。
   这正是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王立军叛逃了,“重庆模式”的牛皮吹破了,中共十八大临近了,“习李配”将取代“胡温配”,不论如何配,政治体制不变革,官员的个人品性就非常重要,假如薄熙来代表的极左势力借尸还魂,不仅中国人民将蒙受巨大的灾难,全世界都得跟着倒霉,试想,一个重庆有270个文革式的专案组,一个国家该搞多少个呢?600个“黑老大”,只跑出来一个,就披露了这么多“黑打”的事实,可以推理一下,有多少触目惊心的悲剧被隐藏啊,从法官乌小青死在看守所,到李庄惨遭诬陷坐牢;从樊奇航蒙冤屈死到文强案拒不“异地审理”;从马晓军被强迫失踪,到抓捕方迪的王立军成了“一坨屎”,在短短的四年里,薄熙来鼓噪起来的个人崇拜和唱红“唱傻”,打黑“黑打”运动,展示了文革回潮的微型景观,从而把路线斗争的课题摆在中南海高层面前,何去何从,生死尤关,不能回避。
   在我看来,尽管薄熙来和王立军强力地表演了一场,但毕竟与毛泽东时代比较,他们身后的背景截然不同了,毛一辈子没看过的手机和电脑完全改变了世界,薄熙来绞尽脑汁也不会料到,在他拘捕我九年后的同一天,李俊也被其送进了看守所,后来他成功地脱身了,却把证据材料邮寄给了我,随后就在互联网上传开了,自从童之伟教授的调查报告出笼后,有关李俊案出口转内销的信息就难以捂住了,这有力地说明了,在一个网络罩着地球村的世界里,靠欺骗的谎言和枉法追诉是维持不了统治的,我相信只要习近平能记住刘志丹,刘源能记住刘少奇,就没有人能步薄熙来的“二次文革”的后尘,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李俊不必流泪,回家的路是越来越近了!
   2012年3月5日于多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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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亚洲电台2012年3月5日首发}
(2012/03/0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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