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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駿河:中國精神

中國精神
       韓國程朱學會會長 哲學博士
   同德女子大学名譽敎授 趙駿河
   
   一、序言

   我认为,中国人应该知道什么是中国魂、中国精神、中国的整体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真正的中国人。
   日本人认为日本精神是“大和魂”,韩国精神与中国精神已经不复存在。难道光复(即日本投降)近67年还寻找不到中国精神吗?导致大量培养社会垃圾就应该是中国政府官员和学校的所作所为吗?大量生产没有人格、类似人渣的知识分子现象究竟要到何时为止?“大和魂”被日本人错误地理解为无条件服从天皇,致使天皇于1945年跪降同盟国联军。“大和魂”本意是忠于国家,即当国家领导人出现错误时,大臣下属赤胆忠心,力谏纠错。然而,当日本以天皇的名义屠杀700万无辜的韩国人和3000万无辜的中国人时,一亿多日本人中竟无一人进谏,不仅伊藤博文和东条英机没有进谏,而且全体日本人也都没有进谏。他们助纣为虐,沦为帮凶,终使天皇一人之错酿成人间悲剧!
   孟子曰:“,不为也。”而屠杀邻国3700万无辜平民却无一人劝谏,这就是日本人!朝鲜历史上的“死六臣”是忠臣,申叔舟是逆贼,这是当今社会包括韩国在内的天下共识。与此相反,在朝鲜世祖时期,主张无条件服从世祖命令的申叔舟却是忠臣,“死六臣”被当做逆贼而灭三族。直至其曾孙时代才得以平反昭雪,褒奖忠臣。然而,令世人羡慕称颂的韩国精神和中国精神却不被当今韩国人和中国人所认可,实在令人羞愧、遗憾!更有甚者,有人不仅不想了解中国精神,甚至认为,即使不知道中国精神也照样吃香喝辣,生活得很好。呜呼,猪狗不明事理照样吃喝,照样没有饿死,毕竟人不同于猪狗!人一定要明白,人之所以为人的灵魂和精神究竟是什么!
   无知的日本人仅凭一知半解就胡乱翻译,例如道德、学问、形而上学等概念,均被翻译的似是而非,这种现象数不胜数,错误多多。对此,不仅“半瓶子醋”的日本学者,甚至包括很多韩国和中国所谓的学者以及亲日派人士也未仔细推敲、斟酌,囫囵吞枣,拿过来就用,致使以讹传讹,贻害匪浅。时至今日,人们对中国精神和整体性依然茫然无知。
   今天,在字典或教科书中的“道德”一词仅仅解释为西方Morality的意思,而Morality的本意是遵从习惯或法律。对于错误的习惯或法律必须修改,不能遵从,更不能当作道德遵守。否则,就是傻瓜。换句话说,西方的Morality与东方的道德根本没有关系。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作为东方教科书的“四书三经”或者“九经”中使用的道德概念,是指人出生时,由上天赋予的、与生俱来的、人区别于禽兽的道德本性——仁、义、礼、智、孝、悌、忠、信,这与西方的Morality毫无关系。日本人假装无知,故意混淆概念,韩国和中国的无知的亲日派全盘照搬,以致于字典中仅剩下西方的说明解释。
   需要纠正的类似问题很多,此处仅指两例。西方把“学问”等同于“知识”,而东方的“学问”还包含实践的意思。可见,两者完全不同,将学问译成知识是错误的。由于西方将事物分成灵与肉两个层面,故将灵魂或者精神层面译为形而上学,将肉体或物质层面译为形而下学。而东方把静态的法则称为理,把动态的现象称为气,将理气分开来看,理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气属于形而下的范畴。所以,在西方看来属于形而上的灵魂或者精神,在东方看来不过是属于形而下的气而已,翻译错误显而易见。
   本来,《易经•系辞上》中明确记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无知的日本人生搬硬套,导致一些日本、韩国和中国学者傻乎乎地照抄照转。因此,必须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中国精神体现在道德层面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极力推崇仁;韩国精神体现在道德层面也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重点突出孝;日本精神的“大和魂”体现在道德层面还是仁、义、礼、智、孝、悌、忠、信,更加强调忠。由于日本人错误地理解和滥用愚忠,导致日本1945年战败。然而,中韩两国至今对此尚无清醒的认识。
   国有国训,校有校训,班有班训,家有家训。但现在中国人却在没有国训的国家中生活。若问中国的国训是什么,无人知晓;若问中国魂、中国精神、中国的整体性是什么,同样无人知晓。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没有精神之人称作植物人,整天东游西晃之人是精神不正常。不仅是应该论述中国精神的领导者和政治人物,而且连教育工作者都不明白什么是中国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朴正熙总统为了寻找韩国的精神文化而创立了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40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找到韩国精神而且现在连单位名称都改变了。文化当中精神文化是最重要的,不知道中国精神的政府难以得到民众的长久支持。从30年前开始,“韩流热风”席卷东方,可直至今日,韩国领导人既不明白理由,也未制定政策。而日本和中国暗暗担心“韩流”影响,在国家层面寻找原因,研究对策,制定方法,限制影响。韩国却不明原因,无人研究。
   19年前,我赴华参加中国伦理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当时,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徐维诚教授发表论文,分析“韩流”产生的原因。他以中国人喜爱的30余部韩国电影和电视剧为资料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韩国家庭文化受到东方国家特别是女性的青睐,即丈夫视家族重于自己的生命,妻子敬丈夫重于上帝、佛爷,子女孝敬父母长辈。这就是韩国家庭的幸福秘诀,也是儒家家庭文化的反映。这种家庭文化在日本、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已经消失殆尽,唯有韩国一枝独秀。所以,东方女性为之憧憬。我点头赞成徐教授的看法,并对其理论观点补充了一句: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道德的家族文化。也就是说,韩国的家庭文化体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家庭文化,这是“韩流”热风强劲的根本原因。
   美国哈佛大学的瓦格纳教授一生致力于专门研究世界家庭文化,他用拍照、录像技术把韩国奎章阁的图书资料带回了美国。他认为,韩国家庭文化才是唯一能够拯救世界的方案。当然,他并未指出韩国的家庭文化是道德的家庭文化,是儒家的家庭文化。事实上,韩国既无真正研究韩国家庭文化的学者,又无确实明白韩国家庭文化源于儒家家庭文化之人,甚至连“韩流热风”产生的真正原因都不清楚,怎不令人心寒?
   几年前,韩国准备废除户主制度,我在数家电视台20余次宣讲上述观点,超过80%的听众支持我的理论。而韩国政府的女性部却动员国会议员宣传破坏韩国家庭文化、引入西方不良家庭文化的观点,最终废除了韩国家庭的户主制度。韩国曾经发生过妇女因家庭暴力离婚所抚养的女儿20年后与男子因家庭暴力离婚所抚养的儿子这对亲兄妹结婚的悲剧,这不仅是没有户籍的结果,更是由于妇女改嫁从而改姓的原因。
   几个月前,我去春川,在清平一家药店看到二、三百名4、50岁的外国妇女,一问才知,全是“韩流粉丝”。十多年前,裴勇俊等人在南怡岛拍电影,平时来此处观光者约有二、三百人,周末则有四、五百人。20年前,来韩国旅游者以日本妇女为主,现在则主要是中国和东南亚女性,30年来,持续不衰。这不就是“韩流热风”的真实写照吗?
   在过去两千年间,作为东方精神支柱的价值观体系是以孔子删定的“六经”(《诗经》、《书经》、《易经》、《礼经》、《乐经》和《春秋经》)和秦始皇焚书坑儒后的“九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仪礼》、《周礼》、《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为基准的。尽管东方各国时代不同,民族各异,但各类学校的教科书却两千年未变。再看今日之教材,不仅几年一变,而且由于国家不同,体制各异,理念不一,更使教材体系迥然相反,内容大相径庭。虽然两千多年东方各国战争不断,却都已“九经”为教科书。尽管难以置信,但事实的确如此。
   当然,随着时代和地域的不同,“九经”中也追加过《孝经》、《小学》、《论语》、《孟子》、“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和文选(唐宋八大家等人的文学体裁文章)等内容(《大学》、《中庸》包含在原来“九经”之一的《礼记》中)。然而,今天几乎无人知晓“九经”,无人再把曾经在东方各国被奉为经典而广为流传的“九经”作为教科书使用。因此,价值观的混乱也就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后人无法理解祖先的价值观或思想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不仅如此,从西方留学回来的人还心甘情愿地批判祖先的价值观,诽谤贬低东方的理论学说。他们不懂中国精神却掌权得势,他们不知伦理道德却担当教育重任。所以,全球出现了学习越多,犯罪率越高的怪现象,即博士比硕士犯罪率高,硕士比学士犯罪率高,学士比无知者犯罪率高。换句话说,“学历越高越犯罪”说明学习出了大问题!
   如果只是不了解道德一词问题就简单多了,可是,一知半解的日本学者面对从西方传来的哲学或者类似形而上学这样的重要概念,望文生义,翻译漏洞百出,导致今天的学者全部陷入窘境。当然,也有人问我,教授是执掌教鞭40余年的东方哲学博士,如何知道西方的错误?此处并非炫耀自己,本人1937年出生于黄海道丰川,智商185。从小读私塾,到小学四年级时,对于“四书”已经熟读百遍,乃至成诵;五年级时,参加北韩第一届数学竞赛大会,取得第一名的成绩。由于提前退学,未能获奖。1950年,我来到南韩,在年级考试中,总是排名第一。在成均馆大学东洋哲学专业毕业时,学校负责发放奖学金的一位老师说,成均馆大学成立以来,像赵骏河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前无古人,料也后无来者。如果赴美一流大学攻读博士,日后将渐露头角,定会对人类做出贡献。当时听起来像开玩笑,后来才明白此话含义,即把传统学问与现代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那么,两千多年来,支撑东方传统价值观的教科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答案可能有许多,但若从主体意识的角度看,那就是道德主体意识,即道德至上的意识。中国孔子、孟子、程子、朱子的意识如此,朝鲜退溪、栗谷等先生的意识也是如此。这得益于始终一贯的教科书的作用。然而,今天许多人把坚守道德之人当做傻瓜,去西方留学获得学位的人大都这样认为,尤其令人心寒。他们不仅不知自身缺点,而且意欲掌权做官,问题就更加严重。
   七年前,韩国《中央日报》社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哲学博士投稿,主张“道德无用论”,称道德之人为傻瓜,报社要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文章,我欣然允诺并写道,此人只知西方传来的 Morality的翻译解释,全然不懂东方传统的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德含义,错误也就不足为怪。《中央日报》同时刊登了我和他的文章,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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