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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之: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

陈行之:掩映在历史深处的个人动机
   
   陈行之 2012-03-08 10:37
   
   我在《革命以后会怎样》一文中,通过中国革命史和毛泽东的事例提出了必须对革命有可能导致专制、革命者有可能重新成为专制者保持警惕的问题,感觉话还没有说透,本文作为补充。

   
   1
   
   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用一条河流和沿着这条河流相向而行的一条公路来比喻这两种生命形态”,他认为“河流是遗传或生物性传递,公路是交流或者社会传递;河流里传递的是生物种质,公路上传递的是语言、交流和教育。”库利特别指出,“公路比河流出现得晚,它是一种发展,在早期的动物生命进程中是不存在的,但后来沿着河流出现了模糊的痕迹,渐渐显著和充实了起来,最后发展为精制的公路,承受各种车辆,达到和河流相等的运载量。”([美]查尔斯·霍顿· 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
   
   库利打了一个比方:“我们设想一个美国家庭收养了一个中国婴儿,并且把他带回美国抚养成人,这个婴孩的生命历史仍然源于中国,他会生长出直的黑头发、黄皮肤以及中国人普遍具有的其它体征,甚至也会有一切独属于中国人遗传的意识倾向,但是他的社会性的历史将源于美国,因为他从周围人那里学到英语和在这个国家发展起来的习俗、举止和观念,他将成为美国的政治、宗教、教育和经济传统的继承者,除了他学习这些事物的遗传倾向和美国儿童的遗传倾向之间的区别(如果有这种区别的话)之外,他的整个头脑将成为一个美国人的头脑。中国河流和美国道路在他的生命中交汇在一起。”(引文同上)
   
   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甚至认为人的复杂性全部渊源于这种交汇所产生的撞击。为了扣住我们的话题,从中看到更多有意味的东西,我们不妨把中国婴儿的例子再延伸一下,假设真的有这么一对双胞胎婴儿,一个被美国家庭收养,另一个则留在了中国,我们看一下会发生什么情况。
   
   2
   
   两个婴儿分别取名为“成克杰”和“杰克”,并且都热心于政治,都成为了政治家,前者官位坐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后者当了美国副总统。
   
   没有任何社会、文化、制度的因素限制成克杰副委员长烈焰一样的个人欲望,公有制形态下的社会资源和人民财富成为他囊中之物,探手可取;他无限大的权力完全在封闭中运行,没有任何国家政治程序和政治力量行使监督和限制之责;他无需看人民的脸色,只要伺候好给予他权位的人就可以了;他更无需对人民表达忠诚,只要保持对最高权力者的忠诚就可以了……结果呢?结果这位号称公仆的人顺理成章地堕落成为了既贪婪又好色的家伙,仅查证落实的伙同情妇收受贿赂款物就合计人民币4109万元,最终掉了脑袋。
   
   长相和成克杰副委员长一模一样、具有完全相同遗传基因的美国副总统杰克当然也喜欢漂亮女人,当然也想贪污天文数字的美元拿去挥霍和享受,其人性状态与胞弟成克杰委员长别无二致。无奈的是这个国家三权分立,权力运作有一整套严格的制衡程序,反对党把眼睛瞪得比牛蛋还大,就像防贼一样盯着你,看你在事关国家和人民利益问题上有没有疏忽,犯没犯错误;作为政治家的你没有隐私权,新闻媒体犹如索命鬼对你穷追不舍,就连你放的屁有味道没有味道都要写成文章发表到报纸上,这是因为美国法律规定了人民有权利知道国家领导人放没放屁、在哪里放的屁、放的屁有味道还是没有味道;你必须讨好人民,这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成熟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绝不相信政治家的任何道德喧嚷,只相信“权力只对权力的来源负责”(孟德斯鸠语),他们知道,政治家一旦获得利用黑暗手段得到权力的渠道,他必然背叛人民;你比谁都清楚你手里的权力源于人民通过选举表达的信任和委托,而不是源于对更大权力的忠诚,你的一切都取决于人民的同意还是不同意……在如此严酷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位杰克副总统即使想美女想到抓狂也绝不敢越雷池一步,几近于公开地去包养二奶,即使被金币埋起来也绝不敢窃取其中一枚,当然,其人生结果也与胞弟成克杰副委员长截然不同:卸任之后,杰克还原为教授回到大学教书去了,或者返回乡间在家庭农场安享晚年……总之,没有咕隆隆人头落地。
   
   两种人生情态,两种命运结局,潜含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啊!
   
   3
   
   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由遗传与社会双重因素构成的,那么,我们就将无法否认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必然含有源于人性的个人动机,我们就将无法否认人们参与历史事件的内在驱力(不管领袖还是一般革命者)不仅源于历史发展方向,更源于蛰伏于千百万人心中的个人欲望与谋求。
   
   这话说得有点儿费解,其实直白了表述,就是我们一位官员所坦言的:“不贪污谁还来当官?”仔细拆分这句话,我们会看到,它陈述了两层意思,一、作为社会现象的官员群体的不正常麇集和膨胀;二、作为个体现象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追逐私利。这句话并没有逻辑错误,之所以引起普遍惊诧,并非因为荒谬,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被意识形态精心遮蔽的事实:官员们喋喋不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实际上是在精心掩盖他们“情为已所系,利为己所谋,权为己所用”的个人动机,这种个人动机消解了官员群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了唯一的权力动力。这种意识形态喧嚷与权力运行的本质或者说真实形态有极为遥远的距离,更无法用它来说明历史。
   
   人所生活的世界之所以被定义为“社会”而非“丛林”,是因为人类脱离动物界以后,彼此之间进行联系的方式发生了重要改变,彼此之间的交流为个体的精神成长创造了必要条件,社会伦理作为人类的精神契约随之产生,这种契约像任何政治、经济的契约一样,对参与方同时具有社会约束性,即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约定性,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也是约定性。某种形式的约定性是人类走出丛林的重要标志。
   
   约定性有各种各样的名称,我觉得称之为“社会伦理”更准确一些,就像我前面说的,在构成人性本质的诸多因素中,源于自然生命的遗传特征(生物性自利)只能被抑制而无法被消除,而人的本质表现(人性之卑劣抑或崇高)则取决于他所生活的那个世界拥有一套怎样的社会政治伦理……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止于它被限制的地方,人的本质不仅来源于遗传,更来源于社会伦理的约束,我们假设的成克杰副委员长和杰克副总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显现其各自之“在”的。它告诉我们,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归纳为人类理性推动了历史,然而构成这种发展内在驱力的却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东西,即源于生物性自利的个人动机,甚至可以说,正是千百万人(无论领袖还是群众,无论英雄还是枭雄,无论公仆还是“屁民”)寻求发展的个人动机,才最终构成了社会事件产生和历史发展的原始动力。
   
   我们这样认为,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心理学依据。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类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人的基本需要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和实现自我的需要。前四种需要是缺失性的,即人在社会(环境)中感受到匮乏,于是想努力寻求能使他的需要得到满足的东西,无论物质的、人际关系的还是社会地位的;第五种需要即“实现自我的需要”谓之“存在性需要”,在这个阶段“自我”已经不仅仅是那个不断向社会索求的“小我”,服务、创造以及对社会正义的渴望会超越“小我”上升成为“扩大了的自我”,也就是说,这个“自我”是超越了缺失性需要的“大我”–为了让马斯洛的这个理论与我们的话题产生直接对接,我们不妨把它概括为:人的本质来源于人类个体成长实现不同层面自我的完整过程。
   
   马斯洛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同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发达的地方,人的缺失性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将占主导地位,而存在性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则所占比重很小,极而言之,当这种比重退化为“零”时,人类也就等于重新回到动物界了。
   
   马斯洛的理论之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而重要的影响,就是因为他很好地阐释了人的自利性和利他性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缺失性需要构成人类行为的最主要动机,存在性需要只有在具备某种升华条件的时候才会产生。我在论述国家话题的时候,经常使用“政治成熟”这个词,内涵所指实际上就是这种升华条件,英雄和枭雄的最后分野也正在这里。
   
   由此可知,成克杰副委员长和杰克副总统即使作为政治家,他们的个人动机也是相似的,最基本动力都来源于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尽管我们愿意相信他们选择从政之路时就超越了缺失性需要,进入到了存在性需要的境界,但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支配他们行为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往往会被遮蔽起来,形成一种利他主义的假象,在这种假象中,政治家的存在性需要(实现自我的需要)一下子变得晦暗不清起来,他们似乎全部成为了不食人间烟火、道德高尚的超人。
   
   这就是政治的神奇作用。
   
   4
   
   如果我们承认人是由遗传与社会双重因素构成的,承认马斯洛心理学对个体行为的解释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就将无法否认在任何历史事件中都必然含有源于人性的个人动机,我们就将无法否认人们参与历史事件的内在驱力(不管领袖还是一般革命者)不仅源于历史发展方向,更源于蛰伏于千百万人心中的个人欲望与谋求。
   
   这话说得有点儿费解,其实直白了表述,就是我们一位官员所坦言的:“不贪污谁还来当官?”仔细拆分这句话,我们会看到,它陈述了两层意思,一、作为社会现象的官员群体的不正常麇集和膨胀;二、作为个体现象的官员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追逐私利。这句话并没有逻辑错误,之所以引起普遍惊诧,并非因为荒谬,而是因为它道出了一个被意识形态精心遮蔽的事实:官员们喋喋不休“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实际上是在精心掩盖他们“情为已所系,利为己所谋,权为己所用”的个人动机,这种个人动机消解了官员群体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成为了唯一的权力动力。这种意识形态喧嚷与权力运行的本质或者说真实形态有极为遥远的距离,更无法用它来说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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