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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藏区紧张局势的历史渊源

   当前藏区紧张局势的历史渊源
   
   
   
   


   李江琳
   
   
   
   
   从2008年至今,藏区形势持续紧张。中国政府一方面展开宣传攻势,不厌其烦地重复自我表扬,宣讲藏区民众的幸福生活,另一方面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于藏区维稳。中国政府一再宣传中央每年对西藏的巨额财政补贴,宣传政府对藏人的优惠政策,可是藏区形势依然日趋紧张,到处是军警,民众战战兢兢,政府风声鹤唳。汉地民众多年来只听到政府的自我表扬,久而久之难免奇怪:为什么政府对藏人如此之好,藏人却还是欲反欲“叛”呢?难道真的是藏人“不知好歹,没有良心”吗?
   
   
   
   
   中国政府把汉地民众无法理解的这一现象,笼而统之地解释为藏人民众受了境外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的挑唆。可是,藏区民众历经几十年,为什么仍然不相信中国政府?为什么全世界都同情藏人、支持达赖喇嘛呢?
   
   
   
   
   从2009年开始,藏区民众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特别是在四川、青海和甘肃藏区,出现了年轻僧俗接连自焚抗议的事件,汉藏关系到了1950年代后最为恶劣的时期。当前汉藏关系的紧张状态,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不了解这一历史渊源,就不能理解为什么藏人采用如此惨烈的抗议方式。
   
   
   
   
   从历史上看,直到清末民初,汉藏关系是相当和睦友好的。在1951年解放军进入西藏以前,西藏有过四十年“事实上”的独立时期。中共建政之初,在军事占领西藏以前,中国政府和西藏政府之间,签订了承认西藏自治的十七条协议。这在中共建政过程中是独一无二的,从侧面证明了西藏的独特地位和汉藏关系的特殊性。
   
   
   
   
   但是,基于其理论、纲领和意识形态,中国当局从一开始就计划将藏区纳入其统治模式。在五十年代初,汉地一系列政治运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1955年和1956年从周边四省藏区开始,中共在藏地展开以土改和毁寺等暴力运动为核心的“民主改革”。这一残暴的“民主改革”立即激起了藏民族的反抗,于是开始了藏民族和中共之间反抗和镇压的历史。从那个时候开始,这种反抗和镇压就一直没有完全停息,一波又一波,至今已是第五波。
   
   
   
   
   第一波:1956-1962,在中共宣传中称为“平叛斗争”,但事实上是一次相当规模的战争。这场战争在6年半的时间中,席卷了甘青川滇和西藏自治区。1962年3月,西藏自治区境内“平叛斗争”结束;10月,青海军区完成“第三阶段”作战。至此,发生在青藏高原上这场鲜为人知的战争宣告结束。战争结束的标志为“三光”,即“叛匪歼光、枪支、反动证件收光”,而且作战地区不再有10人以上的“小股叛匪”。
   
   
   
   
   战争带来巨大的破坏。短短几年内,战争以及同时发生的大饥荒,导致藏人人口急剧下降。根据公开发表的官方数据,甘南藏族自治州从1957年至1961年,四年间藏人人口减少量达1957年藏人总人口的31.8%;四川藏人人口从1958年至1965年减少11.8%;青海藏人人口从1957年至1964年减少了17.75%。
   
   
   
   
   几十年来,汉地民众相信“百万农奴翻身做主”的宣传,却并不知道这个“社会主义天堂”是建立在战争废墟之上的。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共将藏区纳入“红色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同时也埋下了下一波反抗的种子。
   
   
   
   
   几年后,在文革的反常政治状态下,藏区出现了第二波反抗和镇压。
   
   
   
   
   文革期间,四川、青海、西藏自治区等地再次发生镇压藏人的军事行动。在中共的文献里称为“再叛”或“新叛”,以区别1956-1962年的“反革命武装叛乱”。典型事例为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尼木事件”,以及涉及范围很广的“红成事件”。有关这两个事件的资料不多,对其性质也有不同看法。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的“尼木事件”牵连很广,18个县、几百个村被划为“叛乱县”、“叛乱村”,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西藏军区派军队实施“平叛”。这一波镇压导致的死伤俘降和判刑人数,至今没有详细资料,有关研究难以进行,只知道后来被称为“再叛扩大化”。
   
   
   
   
   1967年发生的“红成事件”起源于四川省阿坝,蔓延到青海和甘肃,牵涉到三省十余个县。最初的起因是因为阿坝地区两派群众的冲突,“支左”部队介入,支持其中一派,对另一派开火,打死打伤近百人。成都军区为了自保,将此事定为“叛乱”,得到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批准,进行军事镇压,这就是被称为“新叛”的事件。这个事件牵涉面比“尼木事件”更广,资料却更少。目前所知,青海果洛久治县有900多人,其中包括35名基层干部和民兵加入了“红成”组织。1958年11月在久治县的“平叛”中,824人自动归降,战场俘虏64人,打死7人,捕办12人,2人被叛死刑。
   
   
   
   
   文革结束后,各省藏区对1950年代的“平叛”和文革中“新叛”、“再叛”的“扩大化”作出了“平反改正”,但是至今没有公开有关档案资料,在中国政府的历史叙述和宣传中,对文革期间藏地民众的状态讳莫如深。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时期,中共高层反思西藏政策,由邓小平亲自出面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藏区。这一政策松动,给了藏地民众和流亡藏人以新的希望,希望汉藏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下,重新回到对话与友好的传统中。藏地民众对达赖喇嘛代表团所表现的盼望、崇敬和热情,使得中共的很多干部大为震惊。随着胡耀邦等开明干部在政治上的失势,这一宽松形势很快被终结,中共内的顽固派和强硬派重新掌控了对藏政策。藏人盼望达赖喇嘛回归拉萨的希望很快熄灭,失望重新笼罩藏区。
   
   
   
   
   现任中共最高领导胡锦涛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派往拉萨管治西藏。胡锦涛治藏期间中止了中共内部对治藏政策的反思和争论,采取了对所有问题都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归罪于境外流亡藏人所引起,以宣传上的强势来掩盖政策上的连续错误。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种强硬、蛮横而无理的做法,也许可以忽悠不知真相的汉人民众以一时,却无法安抚亲身经历高压政策的藏人。于是,从1987年开始,藏区出现了连续不断的藏人和平抗议。这是中共占领西藏以后的第三波反抗和镇压。
   
   
   
   
   1987、1988年,西藏自治区发生多次抗议事件。1989年,第十世班禅大师的圆寂,激发了藏人的大规模抗议。从2月起,发生了4次以僧尼为主的游行。游行被弹压,成为1959年3月之后最大的抗议和流血事件。1989年3月7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戒严令,拉萨市从3月8日开始戒严。戒严至次年5月1日才解除,这是中共建政后历时最长的军事戒严。同年,由胡耀邦的逝世,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事件。同一年发生在拉萨和北京的民众政治抗议,以相同的方式和相同的结果而告终,也是至今在中国境内被严格管制、不可议论的政治事件。这两次事件,象征着汉藏民族在当代世界政治史上的相同地位和相同命运。
   
   
   
   
   在以后的二十年里,汉藏民族在同一个政治制度下,经历着相同的政治风波,民众反应却有鲜明的民族特点。2008年,当年在拉萨亲临街头镇压藏人的西藏党委书记已经执掌中共最高领导,中国要举办奥运会,在西藏却爆发了第四波民众的抗议。
   
   
   
   
   2008年3月10日,拉萨哲蚌寺和色拉寺僧人开始和平抗议,当即被警察抓、打。14日,小昭寺一带藏人与军警发生冲突,冲突逐渐扩大,成为继1959年“拉萨事件”之后的第三次“拉萨事件”。这一波抗议蔓延到周边四省藏区,四川、甘肃、青海等地均发生藏人游行抗议行动。军警在部分地区开枪,造成流血事件。这一波反抗和镇压是1956年之后规模最大的藏人抗议事件。
   
   
   
   
   今天发生在藏区的僧俗自焚抗议和中国政府的强力维稳镇压,是半个世纪来藏民族的第五波反抗。比起前几波的抗议活动,藏人的抗议方式有很大变化。由于严密的基层控制,很难形成“群体事件”,因此抗议从“群体”行动转变成个人行动。自焚这样一种抗议形式,在世界各地虽然都曾发生过,但在短时期内连续不断的自焚,是极其罕见的。这一波抗议向全中国、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对于藏民族,不自由,毋宁死。
   
   
   
   
   从历史角度来看,目前的事件是历史的延续。藏人的抗议方式有所改变,而面对藏人的抗议和诉求,不管中共以后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粉碎藏民族追求自由的决心。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74期 2012年3月22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http://biweekly.hrichina.org/article/1464
(2012/03/2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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