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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希望仍然在革命 叶匡政
最近微博上，很多人争议韩寒《谈革命》一文。对一个作家来说，在此问题上被绊跟头，并不奇怪。韩寒的观点，代表了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看法。“革命”一词，由于对中国历史曾经造成的伤害，让我们今天不敢轻言这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说，革命一词在今天已经蒙羞，甚至生锈。
多年来，我也对革命一词也充满疑问。直到前几年，读到阿伦特对革命的论述，我才对革命的某些悲剧之源有了一些认知。在阿伦特看来，革命真正的动力是人类对自由的渴望，这种渴望催生了革命这种创新的能力。然而所有的革命都有缺陷，我们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是要看它能否创造和扩展人的政治自由空间。
革命失败了不可怕，可怕的是革命的畸型，这不仅会败坏我们对革命的理解，甚至会让人们反感和排斥一切革命。革命绝不是以一种专制权力代替另一种专制权力，也不是以一个阶层的专政取代另一个阶层的专政，而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秩序的政治空间，让所有人都能自由平等地参与到公共事务中，这才是革命的真正意义所在。
所有的革命，在开始时都会包含着大量的自由意识，但随着它的进展，结果才慢慢显示出来，它可能创造自由，也可能带来奴役。从早年苏联等一些革命的结果看，带来的是后者。能否实现政治自由，才是衡量革命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在革命的进程中，如果最初的自由诉求，被其他的意识形态所取代，或受制于政党利益及社会财富的增长，都有可能导致革命的失败。当以政治自由为目的的革命，退化为反对政治自由的专制权力，就是对革命的最大败坏。
阿伦特有个重要观点，认为失败的革命，往往是因为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混为一谈。她通过分析美国革命发现，虽然在革命进程中存在着社会歧视、奴隶制等等的社会问题，但革命者仍然坚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所以为美国民众的自由奠定了宪政基础。而失败的革命，往往把解决贫困、经济争议等一些社会问题，当作革命目标，把社会问题当政治问题来解决，最终使得宪法、权利、自由等这样一些政治问题反而被悬搁起来。
中国历代的革命者，多是把民众的苦难当作革命激情的源泉，对建立自由政体这类政治目标，思考得极少。因为民众并没有通过革命获得自由地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最终会导致权力的扩张，及对自由的败坏。革命要求革命者杀人，革命者就杀人；革命要求革命者撒谎，革命者就撒谎。于是，革命演变成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镇压，而不是为了实现所有人的自由，革命走向了它的反面。在中国历朝历代，革命总是与暴力连在一起的，但真正的革命却可以是非暴力的。革命是要革去坏制度的命，而非革掉某些个人的命。
当下很多人所以怕谈革命，多是把现代民主革命与传统儒家所言的“革命”混淆了。“革命”一词最早出自《周易》。《周易》有“革”卦，彖辞说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思是商汤和周武王的革命，是顺乎天命而合于人心的。“革”卦是离下兑上，也就是火下泽上，表明已呈水火相对之势，或火灭，或水涸，所以要革命。“革”卦还说“文明以说，大亨以正”，意思是革命的目的是促进文明，让民众喜悦，这样才是通顺和正当的。它的象辞则说，革命只有取得了三次成就，才能得到人民信任。这些观点虽质朴，但先秦时代能有这份认知，实在难得。
儒家显然是有革命精神的，中国历代也有革命的事实，但儒家所言革命，多是指改朝换代，也即顺应天命与人心的变革，对政治制度的根本改变论述极少。包括孟子和荀子，对革命也多有论述，如《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荀子》说的“诛暴国之君”以及“臣或弒其君，下或弒其上，人主自取之也。夺然后义，杀然后仁，上下易位然后贞”，都肯定了“弒君”“诛君”的合法性。近代中国的革命，虽和西学东渐有关，但实质体现的仍是儒家的革命精神，所以总以失败告终。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需要革命。革命，从本质上讲是人类对自由的实践，它的目标就是寻求免于压制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适应的制度。如阿伦特说的，革命意味着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
（2012/02/22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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