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同信仰，中国将国不成国——告陈泱潮
   陈泱潮：
   　　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主化不民主化的问题，中国的危机的根源是中国读书人在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上没有共识。我说服不了你陈泱潮，你陈泱潮也说服不了我。这就是因为你我在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上没有共识。你陈泱潮不信任我，我也看不起你陈泱潮。当今中国谁也不信谁，谁也不服谁。民运人士一盘散沙，大陆读书人也一盘散沙。中国的人心散了，国将不国。这才是当前的危机。
   　　亚里士多德说：“至于一事物的是否有利或有害，以及事物的是否合乎正义或不合正义，这就得凭借言语来为之说明。人类所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性就在他对善恶和是否合乎正义以及其他类似观念的辨认[这些都由言语为之互相传达]，而家庭和城邦的结合正是这类义理的结合。”（见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出版社，1965年8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8页）亚里士多德又说：“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同上书，第9页）
   　　当今中国就缺乏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因为在正义上没有共识，没有公认的义理来分辨是非、善恶。当今中国人没有公认的义理来结合成政党，更没有公认的义理结合成国家。

   　　现在人们不信中共，但民运人士也难以获得人们的信任。中国没有人们所真正信任的政治领导人。这才是中国的危机。你陈泱潮到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你真是愚蠢。
   　　子曰：“民无信不立。”你到现在还没有理解这句话，你也不重视这句话。你在政治上根本就没有入门，你却自高自大。
   　　徐志刚说：民众不信任政府，政权是立不住的。于丹说人民没有信仰，国家是立不住的。
   　　这两种说法都对。如果人民与政府有共同的信仰，人民一般会信任政府。
   　　由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失败了，人们普遍不再相信马列毛主义。但新的基本信仰，却难以建立起来。
   　　十年来，我所全部努力，就是要在分辨是非、善恶的标准（义理）上建立共识。但你们都自作聪明，各人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不肯接受正统的儒教、正统的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
   　　由于中国人在基本信仰上没有共识，因此，民运人士一盘散沙，读书人也是一盘散沙。连政党也难以组织。在中共之外，难以组织政党。
   　　你我在激烈争吵，你与徐水良也在激烈争吵，你与伍凡也在激烈地争吵。我与徐水良之间也必将爆发激烈的争吵。从动机上说，你与徐水良都是好心，但彼此不容。伍凡也是爱国的，但这些爱国反共的人却彼此不能相容。这都是由于在基本信仰上没有共识，各人都固执己见，不肯放弃自己自以为义的思想。《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你陈泱潮与徐水良都走在死路上而你们不自觉。
   　　孔庆东在与南方报系激烈争吵。张宏良在与温家宝争吵。乌有之乡在与茅于轼、袁腾飞激烈地争吵。方舟子在与韩寒激烈地争吵。中共内斗也很激烈。
   　　中国人现在到处都在争吵。不仅中共必将在争吵、争闹中分崩离析，而且整个中国也必将在争吵、争闹中分崩离析。这才是真正的危机！
   　　托克维尔说：“教条性信仰，因时代不同而有多有少。这种信仰的产生方式不尽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改变。但是，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加论证而接受的某种信念，是人们无法使其不存在的。如果每个人都力图各自形成自己的观点，并独自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去寻求真理，则决不会有很多人肯于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信仰之下。因此，不难理解，一个社会要是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会欣欣向荣；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共同信仰的社会，就根本无法存在，因为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这时虽然有人存在，但不构成社会。因此，为了使社会成立，尤其是为了使社会欣欣向荣，就必须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集中起来，并保持其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时时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同意接受既有的信仰当中的一定数量的信仰，那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出版，1988年12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5次印刷，下卷，第524页）
   　　1999年以来，我遵照托克维尔的教导，提出并实践“立经典、立教义、立信仰、立道德、立理想、立权威、立规矩”的主张。我为读书人选定了《圣经》、《四书》和西方正宗政治学的一系列名著为经典，我结合中国当前的现实读这些经典，运用这些经典，温故知新，并以形式逻辑整理这些经典，使之融会贯通，创建了张国堂学说。
   　　如果你陈泱潮真的爱国爱民，你就应该放弃你的《特权论》、伪《圣灵福音》等宗教思想。因为你的这些思想只会导致中国人的分裂和争吵。你自己认为你为国家和民众呕心沥血，但客观效果却是给中国的政治添乱！
   　　中国必须放弃马列毛主义，及马列毛主义的各种变种，中国必须复兴正统儒教，接受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这就是我的主张。
   　　中国自由主义实际上是马列毛主义的变种。西方自由主义是依附于基督教。而中国自由主义却依附于马列毛主义。你的《特权论》当然也是马列毛主义的变种。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等等都是马列毛主义的变种。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然而最先设想和缔造这类团体的人们正应该受到后世的敬仰，把他们的功德看作人间莫大的恩惠。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悖德（不义）而又武装起来，势必引致世间莫大的祸害；人类恰正生而具备［他所特有的］武装［例如言语机能］，这些装备本来应由人类的智虑和善德加以运用，可是，这也未尝不可被运用来逞其狂妄或济其罪恶。于是失德的人就会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见亚里士多德著　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出版社，1965年8月第1版，1997年2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9页）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乱臣贼子发起的不讲礼法，违背正义的文化叛乱运动。五四运动打倒了孔孟之道，于是马列主义就乘虚而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等都是悖德不义的人。他们为逞改造世界的狂妄，贪婪权力无度，于是失德，淫凶纵肆，下流无耻，堕落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也给中国造成莫大的祸害。
   　　孟子说：无父无君的人是禽兽。亚里士多德说：“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自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同上书，第9页）孟子的说法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由于中共以国家的力量强制灌输马列毛主义，又由于中共长期的专制暴政。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儒教的传统也破坏殆尽。因此，中国人中个性比较强的人，沦落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野兽，而个性比较柔弱的人，则大多成为犬儒主义者。你陈泱潮就是一只很顽强的野兽，徐水良也与你一样，也是一只野兽。刘晓波则是一只顽强而狡诈的野兽。中共领导人更是野兽。中共官员几乎都是狼，狼能合群。而民运人士、维权人士一般是野牛，野牛不合群。而范跑跑之类的人则是兔子、老鼠。而中国人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兔子、老鼠，他们胆小如鼠，自私自利，见危险就跑。
   　　我顺从《圣经》和《四书》，也愿意顺从教会。但由于当今中国人大多不顺从《圣经》和《四书》，我张国堂也成为鄙弃世俗的人，也是为世俗所鄙弃的人。
   　　我张国堂是被逼而成为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如果我张国堂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救世主，我只想当一个读书人。做书生是我的最高理想。由于当今中国迫使我成为没有邦国的人。而没有邦国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祗。因此，我无法做常人。我当然不想做野兽，因此，我就听从圣灵的命令，做救世主。圣灵命令我宣布我张国堂是再来的耶稣基督，又赐智慧给我讲解《圣经》预言，以《圣经》预言和历史事实论证我是再来的耶稣基督，以树立我的权威。一旦我有崇高的权威，我就把中国人导向正统儒教、正统基督教和西方正宗政治学。我要用孔孟之道和耶稣基督教化中国人，使中国读书人成圣。我也要按西方正宗政治学的指导设计中国的政治制度。实现宪政民主。
   　　我的目标就是：基督作王，基督与基督徒们一同作王，基督叫基督徒们在地上执掌王权，就是宪政民主。我要在中国建立以我张国堂为永恒天子和永恒皇帝的君主立宪的代议制联邦共和政体。我张国堂是人民的主，人民是政府的主。这就是宪政民主。
   　　此致
   张国堂
   2012年2月7日

此文于2012年02月22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