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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大躍進--大飢荒 --毛獨夫制造的三連禍

反右派--大躍進--大飢荒
   --毛獨夫制造的三連禍
   
   
   有關中國大陸1959-1961三年大飢荒,目前海內外的研究成果已相當豐富,馮客教授(Frank Dikotter,1961-)的新作《毛澤東的大飢荒--1958-1962年中國浩劫史》(中文版去年9月底面世)尤其引人注目。

   
   和楊繼繩的《墓碑》相比,馮著題目可謂切中腠裡。大飢荒罪魁禍首非毛莫屬!此前的大躍進和反右派,同樣是這位以“馬克思加秦始皇”自詡的暴君一手造成的,堪稱一顆藤上結出的三個大毒瓜!
   
   本文著重分析毛的滔天罪責,並反駁若干“不明真相的人”,包括那些至今仍將毛視為“理想主義者”的西方“中國通”,對這相繼發生的三場災難成因之種種曲解。
   
   (一)反右派為大躍進打開了閘門
   
   1957年夏天大陸中國的反右運動,是當代史上的大事。但北京當局一直隱瞞真相,該課題近年來更成學術禁區。
   
   本人作為當年55萬/百萬受害人中的倖存者,不僅有切膚之痛,近25年來更對之進行了認真的研究。概而言之,這場政治運動是在當時的大小政治氣候下,毛一手策動的,意欲進行思想滅絕,定於一尊。亦即以其一人的腦袋代替全國幾億人的腦袋,此乃極其狂妄的痴心妄想。可悲的是,長達二十年間,他竟然得逞了。起點便是五七反右。
   
   以下扼要回顧运动緣起:
   
   一, 蘇共20大(1956-2)和匈牙利事件:
   
   蘇共20大閉幕當天(2-27日),赫魯曉夫作了4個小時的秘密報告,題為《個人迷信及其後果》,揭開了斯大林的蓋子。他稱斯大林為“歷史上兇暴殘忍的罪犯”。蘇共十七大選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補中委,有98人即70%在1927-1936年被處決;五個元帥被處決三個,只剩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列寧建立的首屆蘇維埃政府15名人民委員中,9人死於斯大林之手,其餘6人中僅兩人一切“太平”,即列寧和斯大林!
   
   對此,毛嘗云:“蘇聯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統治,其黑暗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專制暴虐的統治”(56-4-25),這是在《論十大關係》的講話中說的。當然,正式發表時刪去了。
   
   當年的我是高中三年級學生,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本來將蘇聯視為天堂,深信“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不料竟然如此恐怖,實在大為震撼。
   
   半年後的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大學生上街,聲援波蘭統一工人黨哥穆爾卡抗衡蘇共。哥氏曾是該黨總書記,1948年遭斯大林迫害下台,1951年被關押,直到斯大林嗚呼哀哉才出獄。他呼籲進行經濟改革和重新評價波茲南事件(1956年6月間,當地工人總罷工要求“麵包和自由”及蘇軍撤出波蘭,遭國防部長、蘇聯元帥羅科索夫斯基派兵鎮壓)。
   
   應該指出,赫魯曉夫率先反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無疑是劃時代的貢獻。但由於歷史的局限,他依然維護蘇共的“老子黨”地位,此乃其兩面性。他親自飛往華沙,意圖阻止哥穆爾卡上台。以致兩軍對峙,一觸即發,引起國際關注。
   
   在此關頭,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當局宣布禁止民眾遊行,釀成事變。改革派、也曾遭斯大林迫害的納吉(1896-)出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一批曾經魚肉民眾的黨員和公安人員被起義者處決。赫魯曉夫向毛請教對策,據說周恩來乘坐蘇軍坦克到了布達佩斯,20萬蘇軍長驅直入。11月4日事件平息。納吉被捕,次年6月16日被處絞刑。(九十年代“蘇東波”之後平反,獲樹碑紀念。)
   
   由此,蘇聯和社會主義的陰暗面首次大暴露。引發中國知識分子思考。
   
   二, 務實的中共“八大”路線:
   
   1956-9-15至27日舉行的“八大”認為,社會主義革命基本完成,黨的工作重點應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儘管毛舉手同意,但他內心仍然堅持抓階級鬥爭是首要任務,在這一點上跟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涇渭分明。
   
   另一方面,周恩來報告中提出的綜合平衡的建設方針也不合他的口味。此前毛實行冒進,所以不滿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曾在送審清樣上寫了“不看了”三個字,但該社論反映劉、周、朱、陳(雲)共識,他只好隱而不發。
   
   三, 毛蓄意製造小匈牙利事件,奪回主動權。
   
   對於“八大”上的受挫,毛耿耿於懷地說“大家擁護‘八大’,不擁護我。”(1956-12月對中常委談話)。此前在10月1日天安門國慶節慶典上說﹐八大決議中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不妥。劉少奇大感意外,說決議已經公佈,怎麼辦?毛未答。
   
   有學者指出,毛剛愎自用,不能容忍忤逆其意,故處心積慮反撲:“毛澤東的的計劃是,製造一個中國的‘匈牙利事件’,然後以此為口實,全面改變‘八大’的政治路線。”(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主任、全國馬克思主義學會理事許全興的觀點,轉引自馮治軍《劉少奇與毛澤東》,皇福圖書,295-298頁)
   
   四 A.一月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1957-1-18—27)隱含殺機
   
   毛在會上談思想動向時引述清華一學生稱:“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指出“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他們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又說:“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1-18)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台戲,放手讓他們批評。……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有一些要主動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1-27)
   
   B.二、三月最高國務會議和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引蛇出洞
   
   1) 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時為1957-2-27。毛的講話後來由陳伯達等整理成文,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於當年6月19日正式發表,之前修改15次,連同毛手寫的2000餘字的講話提綱,共16稿。其時反右已開始十幾天,人們赫然發現與先前廣泛傳達的錄音大有不同。例如以下一段便是新增的: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
   
   所謂“六條標準”也是原來所無。這“六條標準”即黨的領導、社會主義道路、人民民主專政、民主集中制、各族人民大團結和國際大團結。用於辨別“香花和毒草”,凡有利者屬香花,不利者為毒草。這香花毒草根本非法律概念,但打右派卻以此為據,其隨意性可想而知。
   
   其實毛自己對右派到底有多少也不斷在變化。6月29日,他估計“全國大約有4000人左右”(對《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的批示),7月2日,鄧小平稱全國8000人,毛7月9日起草的中央通知認同此說。
   
   即使是10月15日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標準的通知》,也一樣語焉不詳,據以操作形同兒戲。結果是打右派數十萬/上百萬。552877這個數字,僅是依據1978年中發55號文件給右派“改正”的基數,內96人不予改正。錯劃率達99.2783%
   
   2)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在1957年3月6日至13日;毛講話是3月12日下午5時至6:50。
   
   如同2月27號的講話,毛舌燦蓮花,施展渾身解數號召大鳴大放,幫助中共整風。在場的翻譯家傅雷聽了感到如醍醐灌頂,佩服得五體投地,迅即寫信給在英國的兒子、鋼琴家傅聰。信中寫道:“他(指毛—張註)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1957-3-18致傅聰)
   
   毛的話語權和話語藝術真厲害!傅雷上當受騙了。之後他被打成右派,卻堅不認錯。文革一來,自知熬不過去,夫婦雙雙服安眠藥自殺。臨終把女傭的工錢算得清清楚楚,毫無虧欠。這個如此厚道的學者的命運,使人不勝慨嘆!
   
   C.毛起草《事情正在起變化》,並署日期“五月十五日”,只請“劉、周、朱、陳、彭(真)”看。奇怪的是沒有鄧。是否鄧參與起草?已難查證。李維漢稱:“這篇文章,表明毛澤東同志已經下定反擊右派的決心。”(《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833-834頁)多數學者表示認同。
   
   該文件“六.一二”印發“中央一級若干同志”及“各省市委”。黃秋耘的回憶說明,“五.一五”或此前後一兩日確是關鍵日子。
   
   黃秋耘是香港一家藥房老闆的兒子,很早投身中共,長期擔任特工角色,潛伏於國軍/偽軍中。反右前是《文藝學習》雜誌負責人。5月18日晚他到作協黨組書記邵荃麟家中串門,談話間突然電話鈴響,邵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之後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隨即匆匆出門開會。時已九點二十分。
   
   後來黃在回憶中寫道:
   
   “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啊!我可以挽救許多人……”(《風雨年華》)
   
   其實,黃本人“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他畢竟是從香港回去的知識青年,嚮往自由民主,這是人性所致。後來他受降級處分,若非其特工資歷,他也要戴右派帽子。
   
   毛在該文中首次提出“右派”概念,並確定“誘敵深入,聚而殲之”,堪稱反右的綱領性文件。其中所謂“右派猖狂進攻”明顯是無中生有。因為文中提到“人們說:怕釣魚”。中共歷史學家黎澍指出,既然5月中旬為止人們還“怕釣魚”,可見鳴放中大逆不道之言極少。事實上,“右三帥”都是五月下旬之後才亮相的。
   
   D.中央統戰部座談會章、羅、儲中計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章伯鈞5-21)
   
   羅隆基提議由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委員會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檢查過去“三反”、“五反”、“肅反”運動中的偏差,它還公開聲明,鼓勵大家有什麼委屈都來申訴。這個委員會包括領導黨也包括民主黨派和各方面人士。(5-22)
   
   儲安平對“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有意見,把它概括為“黨天下”並認為這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儲安平《向毛主席周總理提些意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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