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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出庭的经历

    在美国出庭的经历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元月中旬的一天,我驾车在积雪中挣扎行进,密密的暮雪扑打着winshield,几乎到了雨刷都刮不过来的地步,时间还不到五点,天色已经昏黑。于疲劳中信信然地通过一个丁字路口,忽然间喇叭声炸响,惊然一瞥,才知是一辆警车,立即意识到自己可能闯了一个stop sign。
    抱着惭愧和侥幸心,我继续行进,但身后警笛声大作,刺耳的喇叭声不绝,刚开始以为该警察在追捕别人,几秒后喇叭声如在背上轰响,震得背心发麻,这才反应过来——我就是美国警察追捕的“逃犯”。立即靠右停下,刚钻出车门,一个深蓝警服的眼镜片高个子白人气冲冲地自后而来,他的坐骑是一辆白色的福特吉普,标着州警察字样,“Don’t move!”他吼道,“你的驾照!”他命令道。我递上驾照后,他厉声说:“Stay in your car,I will come back”。


    我脑袋发懵地坐着,既担忧又委屈,这十分钟的等待像是过了一个小时,那个眼镜州警察在车窗边出现,他还给我驾照,并送给我一张纸,那一定是罚单,我当时猜。“我不是故意的,雪这么大,我的确没有看到那个stop sign”,我说,抱着最后的侥幸心。“I don‘t want to listen any excuse。”他冷冷地丢给我一句话,两秒钟后,他发动jeep扬长而去。别人说州警察比市警察更不通融,果然。
    我禁不住再次钻出车门,站在零下十三度的雪地里,往后恨恨地瞪着那个stop sign。那个stop sign由两根钢架支起,比一般的stop sign要高大,部分已被雪遮盖,这本来是红色的stop sign顺光时看着像一块白牌,它同时又反射那个繁忙路口商业网点的蓝绿灯光,看起来象是一块蓝牌,新手上路,很容易错过这种stop sign。可惜连这种宣泄都不能持久,因为戴着纱手套的手很快就冻得发痛了。
    朋友告诉我:有点麻烦,我必须在元月底按时到市法庭出庭受审,否则就必须在此之前将那张纸填好,寄到DMV(美国政府的机动车管理局),如果两样都不做,就是犯罪了。我心想:大不了罚款,不如赶快填好寄出了事。朋友劝谏:寄出去就是认罪,你真愿放弃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我想到这大雪,还有那个可恶的stop sign,心中不平起来,决心为自己辩护。
   
    市法院和堡垒的唯一区别是:三面墙上镶着玻璃,但气势确实雄伟。到了才着急起来,道的两侧摆了汽车长蛇阵,已经没有停车位了,不得不到邻街找停车位,绕了好一阵子找到一个停车位,又因为首次使用路边自动收费机,按错了按钮,又是一阵折腾,忙完后跑步到法院,已经到点了。到了还不能马上进去,得在一楼大厅接受安检,钱包、裤带、手机、钥匙串都得交出来,全身扫描,比机场的安检唯独省却了脱鞋——查鞋底。这就是“911”对美国的影响之一。象中国湖南发生的复仇者夹带炸药包混入法院,与法官同归于尽的事,在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动机上。
    通过了安检,已经是九点三十三分了,本来提早十分钟到,一阵折腾下
   来,反而迟到三分钟。幸好,排在第一个上庭的远不是我。
    交通庭在地下一楼,出入口一扇门大,里面却意外地宽敞得像个小剧院,至少能容纳两百人,照明充足,一排排长条的靠背沙发,就像许多住家和场所一样,室内供暖和换气系统之先进可以充分地感受到:虽是一个封闭的环境,但一点也没有空调房的那种缺氧的窒闷,也没有中国北方热水暖气的那种干燥,在供暖系统地作用下,室内的温暖就像是天气本身的温暖。
    与这舒适可人环境颇不相协调的是这杀气腾腾的阵势:法庭内,至少有五名全副武装的法警在转悠、注视,警用大手枪和警棍,时时划过你的眼帘。其森严气氛比“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有过之而无不及。忽然间侧门开启,两名市警押着一个戴着手铐的拉美裔模样的白人进来受审,这大概是于公路上刑事犯罪的嫌犯。
    法警核实了我的名字和发音后,命令我坐在后排等待。
    法官、助理、书记员象坐在舞台上演员,置于桌上面对受审者的,是一个戴着麦克风的录像机,录音的鬃毛话筒粗大得象北美松鼠的尾巴。法官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黑人女士,脸上挂着高学历女人的那种常见表情,她那张脸有点像休斯敦。
    书记员是一个三十多岁模样的白女人,她不知是因为缺乏经验、缺乏自信,还是缺乏头脑,不住地向她左侧的秃头助理讨教;助理也是三十多岁的样子,鼻梁上架着细边眼镜,西装革履,打着领带,他头长面窄,鼻梁挺直,举止优雅,于摆弄文件和侧耳倾听之间,经典地流露出法学院高才生的气质——这不就是青年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吗?我不禁出神而思。赵紫阳身后,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呢?以周某某为代表的一批糊涂虫们,现在还在巴望胡锦涛,还在说什么胡锦涛“十八大”后斗垮江泽民,中国就会实现民主云云...殊不知那身穿皮夹克蹲在庐山前的青年胡锦涛,明明一副自以为是、踌躇上位的流氓契卡脑残像,何曾有一丝一毫新思维的神韵呢?中国人普遍的愚昧,令人徒叹进步之艰难,中国的民主化,看来得等到阿拉伯、朝鲜变天之后了。
   
    当天出庭的大概有三五十人,大多数是黑人,我仔细看时,才发觉前面坐了三个亚洲面孔,那是典型的东南亚人面孔,我心想:加上我一个有四人——可见亚裔违反交通规则比例之高!有一个缅甸人样子的矮瘦男青年,轮到他时,面对法官一问三不知,原来是斗大的英文不识几个。但法官并没有发火和不耐烦的表情,秃头助理和书记员都来关心他,先是问在场有没有能帮他翻译的人,结果没有,又问他他能不能打电话叫一个懂英语的朋友来帮忙,结果也不行,最后只得给他另约时间——帮他找一个翻译。
    另外两个是越南人,其中一个衣着得体、面有得色,在法官面前侃侃而谈,对答如流,原来他是来来帮另一个做翻译的。
    几乎等到看完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时间,才轮到我。女法官和气地问我:从事什么职业?是否认为自己有罪?
    我说:“我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我不是故意across the stop sign。我错过stop sign是因为大雪,大雪令我注意那个stop sign存在一些困难。”
    女法官说:“I need to check calender. But you must go to DMV to copy your driving record for me.(我需要查查日历——大概是看看那天是否下雪。而你必须到DMV去复印你的驾驶纪录给我。)”说着,她给我一张纸,用黄色彩笔在一个文件名上划了一横杠——那是我必须复印的文件名。
    女法官又给我一张Bill,说:“这是你的下次出庭时间,别忘了带上你的驾驶纪录。”
    第一次出庭入时了结。跑回邻街取车的时候,已经超时停车近十分钟,感谢上帝怜悯,停车管理员不知是累了,还是怕冷,没有给我开罚单。
   
    有了第一次手忙脚乱的经验,第二次出庭就从容多了,准时入庭。这次,青年戈尔巴乔夫模样的人不见了,助理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白女人。坐在我前两排的一个大脑袋胖大黑男不知是否因为通宵派对,时时发出粗厚的鼾声,被法警警告了三次,最后受到告诫:再睡觉就驱逐出庭,该兄才不敢睡觉。在这里出庭是不允许睡觉的,这里的法院要比共产党的“人民法院”更加威严。
    还是那位面孔有点像休斯顿的女法官,她看了我的驾驶纪录说:“Stop sign被妨碍的情况很多,例如,有时候路口的停车,会阻挡视线,但作为一个司机,你得设法克服,你需要对每一个路口有着足够的注意力。”她说,这次原谅我,但要我保证:今后对任何Stop sign都留有充分的注意力。她语速很快,我一下没反应过来,直到法警在一边眨着眼睛暗示我赶快答应,我才明白她的意思,赶快作了保证。
   
    回程中,我深深地感到美国的好。这里的警察再冷酷,但制度给你辩白的机会;中共国的警察再友好,也是警方单方面说了算,在那个制度下普通人就是一根草。我心越来越矛盾了,在美国这样过下去,今后机会来临时,还舍得回去吗?
    留下,我是否对得起列祖列宗,和“十年寒窗”的付出?回去?我已经习惯美国,中、美都是上帝的产业,但因为众多华人对上帝的忘恩负义,中国不受天主的悦纳,所以在蒙古和整个欧洲都摆脱共产恶魔的今天,中国还哀号于斯大林分子胡锦涛一伙的学朝鲜“维稳”倒退统治下,望不到边。
    是学苏武,还是做李陵,这些,都是勘玩味、费思量的人生大事。
   
   曾节明 写于2012年二月二十一日于纽约州家中
   
   
(2012/02/21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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