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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不识李慎之

有眼不识李慎之


香港《苹果日报》2012-2-12


严家祺


   李慎之是当代中国公认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我和李慎之共事八年。他刚开始是我的同事,後来成了我的领导。在漫长的八年时间中,我与李慎之的接触和交往频频。我没有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也没有感到他“伟大”。当李慎之在1999年发表《风雨苍黄五十年》後,我才知道自己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一九八0年,胡乔木把李慎之调入社科院,让李慎之负责筹建美国研究所,正值张友渔筹办中国政治学会,李慎之和我常参加政治学会的筹备工作,这样,我们就慢慢熟悉起来。我不知道李慎之“右派”出身,只感到他说话随便、思想开放,在政治学会成立前,我写了一篇《社会主义和三权分立》的文章,准备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当时我在哲学所工作,社科院没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学,我请李慎之看,李慎之看了对我说很好,这样,我就把这篇论文提交政治学会成立大会。

   
   同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李慎之当选副会长。
   
   一九八二年,国际政治学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当时,中华民国的政治学会是国际政治学会的会员,李慎之对我说,胡乔木不赞成中国政治学会加入国际政治学会,但中国政治学会作为“观察员”可以去里约热内卢看看。李慎之没有去里约热内卢,我却作为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里约热内卢会议。
   李慎之当上了社科院副院长後,分管“国际片”研究所和政治学所。李慎之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又是政治学会副会长,所以,凡是有外国政治学专家、教授来访,经常是我陪同李慎之会见。宴请外宾时,我常常大喝可口可乐。一次在餐桌上,李慎之瞄了我一眼说,喝点酒,少喝可乐。后来又重提此事,这是李慎之唯一对我的“批评”。
   
   有眼不识李慎之

   (图)李慎之(中)严家祺(右1)张友渔(左1)1988.5.12
   
   一九八八年,我与李慎之访问美国。在波士顿附近的普利茅斯移民村,我们一同登上了“五月花号”船。李慎之象“导游”一样,向我介绍“五月花号”船和美国建国经过。他说,“五月花号”上许多人是基督徒,因为受宗教迫害来到普利茅斯。这一天,我与李慎之谈得很多,因为我在这一年早些时间已经来过美国,参加过华盛顿的“祈祷早餐会”,我问他基督教徒如何理解上帝。李慎之就向我大谈“上帝”和人的理性与良知的关系。我这才明白,良知的声音最接近上帝。
   
    也许李慎之感到我单纯,对我说话非常随便。有一次,我们在“全聚德”吃完烤鸭回社科院,一路上,李慎之对我讲,他这辈子有两个发现:一是“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二是“当一个人没有性了,整个世界就变了。”我当时非常震惊。与他讨论“第一个发现”时,李慎之说,到下一世纪,不会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些分歧了,你一定会看到这一天。但对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却不敢与“院领导” 讨论。几天後,李慎之叫我去他在建国门外的家,看到李慎之一身便装,些许佝偻,略显苍老,一旁的老伴“高头大马”,体魄键硕。联想到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我似乎明白了。
   
   社科院的人以写文章为业,李慎之不写什么文章,我一直感不到李慎之有什么“自由主义”思想。最大感触是,当他的“下属”可以随便说话。“六四”前,社科院有人贴了“大字报”为学运呼吁,因为,“文革”後没有人再贴大字报,作为副院长的李慎之公开说,不要在社科院内贴大字报,要贴大字报就应贴到街上去。李慎之反对“六四屠杀”,并公开说“不在刺刀下当官”,因而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长职务。
   李慎之是胡乔木的好友,他对我说,他与胡绳、钱钟书等人常去胡乔木家做客,吟诗作赋,切磋韵律;但是,他对胡乔木的许多极左作为和整人手法并不认同。即便在邓小平大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时,仍视老友于光远、王若水、于浩成等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为真诚的朋友,时常往来。
   
   八十年代末期,胡乔木第一次访问美国,他非常重视这次行程,邀请李慎之伴行兼做翻译。李慎之婉拒了胡乔木的邀约,推荐赵复三陪同。李慎之对我说,他的英文比不上赵复三,更重要的是,在这敏感时期,他不愿意让人们误解他与胡乔木的关系。
   为了阐述李慎之的“第一个发现”,我以《二十世纪是社会主义世纪》为题,写了一篇长文,一九九0年五月十二日,刊登在《欧洲日报》上。李慎之的“第二个发现”,至今还没有能力论证。
   现在,我已经不再单纯从文字上识别人的“信仰”或“主义”。“自由主义”的基础,是承认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在于唯有人有“权利意识”,每一个人都有按自己的意愿行为或不行为的权利;承认任何人的理性都有缺陷,不总是完善的,因而,在行为时容易犯错误。我与李慎之交往中,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不是写在文章中,我体会李慎之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没有人能一贯正确,要承认任何人的理性都有缺陷。两个“基本点”,一是对人“宽容”,二是说话做事都接受自己“良知”的指引。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前夕,李慎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在网路上传播,後来又在海外报刊上发表。李慎之说:“邓小平冲破毛独裁而确立开放改革确实立下了历史性功绩,然而他在十年前调动部队镇压学生却是无可饶恕的罪行。”他呼吁中国开放报禁、党禁。在刘军宁主编的《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序言中,李慎之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这些文章,高举着自由主义旗帜,在中国、在海外都引起了巨大反响。李慎之用他的行动和在中国专制环境下的自由言论,充分表明,他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一位有伟大人格的人。
(2012/02/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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