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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的邪恶 ——读书札记九
圣地的邪恶——读书札记九
十，鼓吹美式民主的毛泽东
1944年，美国军事专家开始筹谋打击日本本土的做战计划。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在连云港建立一个两栖部队和空降部队的军事基地，做为越洋进攻的出发点。连云 港地区为八路军、新四军控制。这就发生了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与毛泽东谈判的历史事件。为了双方有成效的军事合作，美国答 应提供中共部队五万人的美式武器装备。军事观察团还带来了美式武器的样品，供中共选择。
另一方面，“共产党”在西方看来是洪水猛兽。美国另一部分人担心把中共扶持强大以后，天下“共产”一家，中共一头投靠了苏联，那岂不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美国给代表团取名“军事观察团”，这“观察”二字就表示了美国的疑惑和投石问路的心态。
美国军事观察团访问延安，引起上下一片欢欣鼓舞。被整风运动整的愁云惨雾的陕北，一下子恢复了生气，人们喜上眉梢。 延安街头忙着铲除旧标语换上配合形势的新标语。罗斯福、丘吉尔、英王六世、斯大林的巨幅画像挂在延安城头。边区一团国际联合反法西斯气氛。
在城外，军队出发铲除路旁长势良好的罂粟,以免被外国记者发现延安经营毒品生产，抹黑了延安的革命形象。
陕甘宁边区能和美国直接谈判，那可是把陕甘宁边区提升到有国际地位的大事情，值得一喜。
1944年6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特别会议商讨迎接军事观察团事宜。毛泽东指示：立即修改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有关作战资料。以备提供美军事观察团查阅。
新数字出来之后，让弗拉基米诺夫觉得自己的脑袋像气球一样被吹大了，眼前一阵眩晕。
八路军、新四军军队规模和作战战绩被大幅夸大。新资料称民兵200万，正规军63万。与弗拉基米诺夫从叶剑英那里刚得到的资料相比，差不多夸大了一倍。弗拉氏称为“肆无忌惮的篡改”。
11月23日，毛泽东还向新四军、八路军的师长以上的军官发出指令：
“我军最重要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将来和盟军共同作战的地区封锁起来，不要让追击日本人的蒋军进入领土。”
毛泽东的动机十分简单，他想让美国感到坐在谈判桌对面的中共是一个重量级选手，手握重要筹码，不容小觑。
1944年8月，毛泽东和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约翰-谢伟思说，“我们不能等待俄国援助——中国和美国利益是一致的——我们应该合作。”
号称“中国通”的谢伟思为“美国军事观察团”（组长为包瑞德上校）的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延安住了近三个月，多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交谈。
在交谈中，毛泽东表达了对美国民主的肯定和向往。毛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 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
谢伟思说：“把我们军队当作一支政治宣传部队来使用是不允许的，我们没有像共产党政治部那样一类教育军队和指导这类工作的机构。”
毛泽东说：“即使你们的美国士兵不作积极宣传，但只要他们出现并同中国人接触，就会产生好的影响。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欢迎他们在中国。国民党却不是这 样，它需要把他们加以隔离，不让他们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你们究竟有多少美国观察员在前线？我们乐于让你们的人到处走走。国民党却当心大量美国人在中国的 影响，他们害怕美国人登陆仅次与他们害怕苏联参战。”
“从相反的另一方面来看，有美国人在场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 就会产生一种约束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 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1】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于1944年7月4日为《解放日报》写的题为《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日》的社论。发出了和毛泽东一致的声音，或者说就是毛泽东的声音：
社论盛赞华盛顿被“选举为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个大总统”同样高价评论杰斐逊总统，“不但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消灭大地主法 案、思想自由法案、全民教育法案、禁止输入奴隶和限制奴隶法案的起草者。这个事实，就说明了美国独立运动的丰富历史内容，也就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成为资本主 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而且直到今天，也与社会主义的苏联成为民主世界的双璧。”
社论把中国的革命标榜为“华盛顿、杰弗逊、林肯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并满怀民主激情地宣告：
“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他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
7月4日万岁！
民主的美国万岁！
中国的独立战争和民主运动万岁！
打到日本帝国主义！ ” [ 2 ]
同一时期，延安的所有报刊陆续纷纷扬扬赞颂美式民主、西方自由。一时繁花似锦，春满枣园。我诚恳邀请今天争取民主自由的人士和坚持一党专制的左派们携手同游1944年的延安，赏玩民主自由百花吐艳的美景：
* 目前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势必包揽于一党之手；才智之士，无从引进；良好建议，不能实行。因而所谓民主，无论搬出何种花样，只是空有其名而已。（《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 这说明英美在战时也还是尊重人民的言论出版等民主自由的。英美两大民主国家采取这些重大措置，正说明英美两国是尊重和重视其他党派，和他们所代表的意见和 力量的。这种民主团结的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提倡效法的。这是英美的民主精神，也是我国亟应提倡和效法的。（《新华日报》1942年8月29日） *
*法西斯的新闻“理论家”居然公开无耻地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主张。它们对于“异己”的进步报纸，采 取各色各样的限制、吞并和消灭的办法，如检查稿件、任意删削，威胁读者、阻碍推销，派遣特务打入报馆、逐渐攘夺管理权，最后则强迫收买，勒令封闭。（《解 放日报》1943年9月1日）
* 单说英美吧。英美是民主国家，这是人人公认的。英美人民有各种民主权利。为了国际的地位，必须从保障基本的民主权利开步走。恐惧是懦夫，疑虑是自私，反对便是倒行。我们再度呼吁：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新华日报》社论1944年2月1日）
*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 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 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 可见民主和言论自由，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民主的榜样。（《新华日报》1944年4月19日）
* 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 现在，假如我们承认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可抗而又不可分的民主的世界，那么要在这个世界里生存，要在这个世界的国际机构里当一个“优秀分子”，第一就是立刻 在实践中尊重“新闻自由”这种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权利。” （《新华日报》1944年10月9日）
* 现在是非变不可了!但如何变呢？换句话说我们一切要民主。我们一切制度、政策以及其他种种，都要向着能配合世界转变上去改造。（《新华日报》1945年4月8日）
* “人有天赋的人权，人的自由与尊严，不该为不公正势力所侵犯和亵渎。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奴隶……。这从18世纪以来，应该早已经是全人类共知公认的常 识”。“可是在今天还有人想用丑恶卑劣的方法来牵制人民的自由，剥夺人民的权利”。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民主先锋诞生的日子，就格外觉得自己的责任重 大，也就格外觉得杰斐逊先生精神的崇高与伟大了”。（《新华日报》社论《纪念杰斐逊先生》 1945年4月13日）
*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 倒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不民 主便不能团结统一，不能争取胜利，不能建国，也不能在战后的世界中享受永久和平的幸福…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 民主。反之，民主自由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
* 要真正做到出版自由，必须彻底废除现行检查办法 。（《新华日报》1945年6月26日）
* 作统治者的喉舌，看起来象自由了，但那自由也只限于豪奴、恶仆得到的“自由”，超出范围就是不行的。也就是说你尽可以有吆喝奴隶—人民大众的自由，但对主子则必需奉命唯谨的，毕恭毕敬半点也不敢自由。（《新华日报》1946年9月1日）
*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 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3 ] 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答路透社记者干贝尔提问） ————–
在中美热度升到最高点时，毛泽东还对美国记者格-福尔曼明确地说：“我们并不追求苏维埃俄国那种社会政治模式的共产主义。我们肯定这样认为：我们所做的无非是林肯在国内革命时期为之奋斗的事情，就是解放奴隶——。”
看 到中共和美国渐行渐近，弗拉季米诺夫不禁惴惴不安。他担心毛泽东、赫尔利密谈会牺牲苏联利益。1944年8月12日，毛泽东召见弗拉基米诺夫谈话，毛泽东 说：“我们一直在考虑给我们的党重新取个名字，不叫‘共产党’，叫个别的什么名称。这样对特区更为有利，特别是跟美国人打起交道来更要有利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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