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今天胡锦涛的胡作非为，看看几年前陈良宇对胡的批评，感觉陈良宇的批评非常中肯，至今仍然可以感觉到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肺腑之言。
   
   
   ----当前最重要的不是共产党需要担心自己会垮掉，共产党不需要总是担心自己是不是会垮掉，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最应该为人民操心的是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能在国际竞争中抬起头来，让人民在国际上抬起头来，让我们的华侨、世界华人在国外抬起头来。
   

   ----中国要“和平崛起”是做的不是说的，说一次就嫌多余了，多说了就是吹牛，而且是对中国的稳定和发展不利、不负责任的。中国要努力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中国真的会有“和平崛起”的一天。但是，用“和平崛起”这种口号来激发爱国主义热情存在个问题，爱国主义在中国青年人中间已经炒得热过了头，青年头脑里就会尽想着打啊、杀啊、炸啊、登陆啊、占领啊的，喊出来的也是这些东西。你这里的青年人整天这样想，这样喊，人家就会吓得害怕中国了，你说是要“和平”地“崛起”，谁相信你说要“和平”还是要打、要杀？人家就害怕中国现在的发展，人家害怕了就一定要不让你“和平崛起”，你屁股刚刚“抬起”，人家就要把你踩下去，你永远也别想抬起头来。以后，“和平崛起”这类的话，说过了就算了，今后少说为妙。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我只对事不对人。
   
    －－我们讲爱国主义，最好不要老讲八国联军、日本侵华战争这类问题。科学来讲，照人类本性来讲，照社会稳定和谐的要求来讲，一个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应该包括连续的几个不同层次：首先应该爱父母、爱孩子、爱家庭；然后应该爱同学、爱同事、爱邻居；接下去应该是爱社区、爱自己、爱自己生活的地方，有了这些，才能真正进入到爱国、爱党和爱人民的层次。如果我们看到某人对待自己的父母、对待自己的养母是很无情的，那么我们就会怀疑这个人说的爱国、爱党和爱人民可能是很虚伪的。
   
   －－中国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和国际的发展环境才能发展，努力实现和维护这样一种发展环境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关键问题。这也要求我们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个人性格要稳健。胡锦涛同志的性格是不是符合我说的这项考虑，我不清楚，根据一些资料我注意到，胡锦涛同志在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时候，为了对付少数和尚作乱，他亲自头戴钢盔端起了冲锋枪，我相信胡锦涛同志没有亲自扣动冲锋枪的扳机，但我认为这不是一种性格稳健的表现，我希望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集体领导班子在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管理学、心理学也都是科学，我党在决策的时候要尊重科学，就是要尊重所有的科学。
   
   ----我们的党需要专业人才，我们的党校要培养专业人才，就是要培养在专门岗位上发挥党的领导作用懂专业的人才。党校不是学习中央文件政策表决心的地方，更不是结帮成伙搞意识形态斗争的地方。
   
   ----楼价飞涨是因为房子供不应求，土地飞涨转手就获暴利是因为土地供不应求。供求关系的道理，卖西瓜的小贩没有一个不懂的。可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间，有人就是不懂，连不懂装懂都不会。
   
   ----我们的领导同志对一些具体的经济纠纷不经过调查研究就作出批示的作风应该彻底改掉，这样的做法既不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纠纷，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行政运作。这种做法会起到煽动作用和制造混乱，这不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在降低党的执政能力，因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体现在注重依靠法律来解决纠纷上，不是体现在党的领导同志的权力大小上。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对一个鸡毛蒜皮具体事件的批示，我们不可以不尊重，我们不可以不考虑，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算是哪一条法律？我没有背过法律条文，谁来提醒我一下？没有人告诉我，那么这个问题就只能让法庭去决定。法庭的决定，我们当然也要尊重。
   
   ----人口流动是加速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多少省市在首都设办事处？这些全国给省市在北京设办事处，就扩大了北京的城市消费，就给首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多少省市和外地大、中、小企业在上海设了窗口？多少外地的个人到上海寻求发展的机会？多少港、澳、台和外国企业在上海设立了机构？这些都在以正反馈的形式加速着上海的发展。你怎么来要求全国做到“平衡发展”呢？你可以发一个文件鼓励他们都去延安，但人家不去你怎么办？你还要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来个“平衡发展”吗？把上海的高楼盖在延安，房价肯定不会高，但是这有道理吗？这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吗？
   
   ----有人怀疑现在中央的领导人偏重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我不这样认为，但是，确实有人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精神，错误地认为中央的精神是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并在实践中走行政干涉这种捷径，我认为问题出在这个地方，需要纠正这样的错误理解。
   
    有人总是拿境外的传媒造谣诬蔑所谓的“上海帮”来说事，我到要就着今天的机会反问这些人几个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传媒如此憎恨“上海帮”而不如此憎恨“四人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境外的反动媒体对我国高速发展天天唱衰而对发展停滞和倒退的“……”进行吹捧？我们共产党内有没有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不知道，不过，我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的人要利用境外反动媒体来向自己的同志和同事发动舆论进攻的话，这不等于告诉全世界我们自己党内的事情不能在党解决？这样的错误作风，和党内存在的贪污腐败相比，哪一个对我党的生死存亡更危险？说这种行为是和“反共反华”穿一条裤子是重了点，发展下去就是反共反华也没错。
   
   我强调要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的意思不是否定运用行政手段，我的意思也没有排斥党的领导，我的意思是在应该和能够运用经济手段的时候，不要认为使用行政手段是走捷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轻易使用行政手段来干涉经济社会的事务会留下我们不想要的后遗症，应该和能够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也不要轻易地用行政手段来解决。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不等于就是提高使用行政手段干涉经济社会事务的比例，我不这样理解。
   
   ----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国私营企业创造了国民总产值的40％多，我们上海的国营企业创造了上海总产值接近 80％，如果要谈谁最坚持社会主义的问题，难道不是上海最坚持社会主义吗？那些动不动就想给上海扣上资本主义帽子的人说的话不值一驳。上海建设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榜样，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上海没有搞资本主义，这顶帽子戴在上海头上不适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戴不上。你先做到全国的国营企业国民总产值超过上海再来跟我说上海是不是坚持了社会主义的问题，否则请原谅，不要浪费你我的时间。
   
   我最讨厌有人拿别人的健康和疾病来说三道四，拿别人健康和疾病说三道四的人自己的健康也是有问题的，不用医生我就能下诊断，这个人的心理一定有问题，心理有问题也是一种疾病，这种病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治得好。
   
   －－我是干具体工作出生的，我不是靠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起家的，我和这种人天生就没有办法保持一致。靠说假话、说空话、说废话、人前说人话、人后说鬼话起家的人，我不相信，可以代表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的利益。
   
   －－吓人的话用不着对我来说，这是不起作用的。我当兵的时候是1968年到1970年，那个时候天天都惦记着要和苏联打战，部队天天都在抓战争思想动员，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恐惧死亡了，可是，我又多活了35年，现在我更加不恐惧死亡了，我也不会觉得对付几个和尚还需要头上戴一顶钢盔的。
   
   为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作出政策上变通的决定，是符合我党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的。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的大下不在于对政策变通做决定的人，而在于掌握更大权力的人是不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放在什么位置上。我的风险不小，因为上面有两个“十拉乌子”（浙江粗话，意为贼的儿子）。
   
   －－我们国家现在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我们国家的农村经济改革是从安徽滁县的一个生产队开始的，这个生产队刚开始搞联产责任制的时候，不符合当时的中央政策和法律，生产队的干部冒了很大的风险。他们开始是怎么做
   
   的呢？我记得当时他们有一个协议，协议上说如果生产队的干部因为分田到户坐了牢，那么全队的社员就要把他家的农活包下来，还要把他家的小孩一直养活到18岁，很伟大啊！协议中间还有一条，也很伟大，说的好像是事情不准对
   
   上面和对外人讲，谁讲了谁就是全生产队的敌人。这一段已经成为党史的一部分了，那个安徽长大的人肯定是不读党史的，他好像根本不知道我国现在的经济改革就是这样开始似的，他的那个养母真是很冤，白养了他。
   
    －－我这个人，不属于乐观派，也不属于悲观派，我属于务实派，过去我总喜欢把一部外国电影里的一个巫婆说是一句话当作是自己的口头禅念叨，现在心理也经常这样念叨，这句话是：“主要看效果。”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经济改革是从安徽的一个生产队为抗中央既定的政策和指令开始的，但“主要看效果”，这个生产队违抗中央的政策指令却做出了令人惊讶的成绩，结果得到了肯定和推广，这就是“主要看效果”，这已经记录在中共党史里了，这就是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记得的人一定要再去读一读。如果有一天那些不要脸的家伙把我弄走、弄倒，这样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说了我是务实派，我既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那个时候，你们想着我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效果证明给他们看。
   
   
（2012/02/21 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