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民主化阶段论
中国民主化阶段论
作者: 秦永敏
中国存在多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路径不同，所经历的民主化阶段也会有所不同。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制度的建构者，我们有责任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以全民利益至上为原则，适时勾勒出发展愿景，并尽可能地和全国民众一起努力施行。从世界民主化的经验和理论来看，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中国民主化发展阶段的条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此做出科学分析，并且依次推进。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之五
1、历史需要我们预知未来民主化发展阶段
前文已经指出，从目前来看，中国仍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民主化路径。路径不同，所必须经历的民主化阶段也不同，这是没有疑问的。就民主化的阶段来说，也分宏观的和微观的。
一年前，也就是坐牢回来后不久，我发表了《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四个阶段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一文。我在该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的民主转型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实行全面专政，对任何民主诉求一概镇压，将一切和平反抗者斩尽杀绝，这样民主志士虽前赴后继，却只能赴死成仁。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当局阶段性全面镇压，民主诉求也阶段性表现出来，当局对政治犯已不动用死刑，也压而不绝，禁而不止，民主力量则无法持续生长发展，只能一茬茬的被割韭菜。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当局已经无法全面镇压，民主力量尚还没有合法地位，当局仍在重点打压，民主力量已能持续发展。第四阶段的特征是，民主力量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立于不败之地，对当局已获形势优势，当局靠国家机器勉强控制局面，却不得不和民主力量平等协商。显然，到了第四阶段，中国一只脚也就迈进了宪政的门槛。以此观之，中国已走过了两个阶段。”我的这一看法，当然是建立在走和平转型路径基点上，不过，就前三个阶段而言，应该说是普遍适用的。
那么，从和平转型的角度看，具体的说，也就是从第三阶段这个我们当前面临的阶段，也是最关键的阶段来说，再往前走还可以细分为哪些阶段呢。
2、反对派的成长是中国民主化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
须知，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正处于不确定状况，存在多种可能，某些突发事件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阶段中国向何处去的拐点，所以，我们不能说，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推演出的阶段一定能成为事实。
但是，没有理论的运动是盲目的运动，盲目的运动是不会有结果的。作为中国宪政民主制的建构者，我们有责任按照历史进程的逻辑，以全民利益至上为原则，适时勾勒出这种愿景，并且尽可能地和全国民众一起依此而行。从世界民主化的经验和理论来看，也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正确认识中国民主化发展阶段的条件，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对此作出科学分析，并且依次推进。
孔灵犀在《中国民主革命路线图》一文中说：“民主革命的四个阶段历史编撰学往往人为地将历史的变迁分割成便于理解和研究的若干阶段，每个阶段都是由当时看来一个个毫无关联的事件用一个往往事后才清晰总结出来的主题所串成的。也许在几十年以后，当我们在健康、民主的中国社会里，翻开历史教科书，重新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我们有可能会总结出大致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发生的时间有以下先后排序，但不同阶段的事情有可能在同一时空内进行：
◆第一个阶段：建立知名、清晰的反对力量标志；
◆第二个阶段：组织第二次天安门运动；
◆第三个阶段：撕裂统治集团高层；
◆第四个阶段：圆桌会议，民主转型。
在巨大压力和困难下，民主运动的成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长期得不到参与和关注，标志的出现亦是在大的事件和环境下产生。中央政府好似一个巨大的堡垒，已然千疮百孔，在它坍塌之前，民主运动犹如孤立的旗帜，看似困难重重，不断失败，但这面义旗最终会在雪崩效应后接纳愿意参与的民间力量，形成自治，并在民主转型过程当中履行与政府对谈和博弈的使命。”这些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确实可能只是“历史教科书回顾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时，我们有可能会总结出（的）大致四个阶段”。民运理论不能只是历史的总结，而要反过来对历史发展具有指导作用。在这里，进一步说，需要对今日中国民主运动的具体进程有指导作用。所以，对孔文每个阶段留下的巨大空档，我们都需要进行深入探寻。
在我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阶段，本质上是中国市民社会的成长阶段，而在现行条件下，则是一个反对派成长阶段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民主化的根本问题是公共空间问题，公共空间问题又是一个公共空间顶梁柱问题，一个社会，其公共空间顶梁柱有多高大结实，这个社会就有多少民主自由。当然，香港经验告诉我们，自由都可以由（殖民）当局施舍，但民主不同，它只能由民间政治团体来争取和决定。固然，有民间社团不一定有民主，但是没有民间社会政治团体就绝对没有民主。有人会以突尼斯为例反驳我说：人家怎么能凭老百姓一哄而起就完成了民主转型？我要说，中国和突尼斯的情况绝对不同，国家大小不一样，历史传统不一样，统治方法不一样！“中国特色”决定了中国的民主化绝不可能像突尼斯那样，仅仅是一批无组织的民众一上街，统治秩序就顿时瓦解，独裁者就扔下总统宝座望风而逃。
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权力和利益的争夺都极其残酷，几乎没有哪一朝哪一代，统治者不是在大势已去之后还极力维持残局。也正因此，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想避免流血避免战争都极为困难，怎么可能在没有强大对手的情况下顺利过渡？只有当反对派成长起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中国的民主化才能有进展，只有反对派可以对执政党和政府起到颉颃作用，制约作用，乃至进行平等对话，中国的宪政民主制才有望获得实现。所以，无论以什么方式完成转型，反对派的成长壮大都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3、第一阶段是宏观自发成长阶段
由上可知，在我看来，当前中国的民主化阶段和反对派发展的阶段密不可分，没有反对派就没有民主化，反对派弱小，民主化就处于早期，反对派发展壮大了，民主化进程就加快了，反对派可以和执政党公平博弈了，民主化就迈进成功的大门了，一言以蔽之，从当前来说，中国的民主化发展阶段完全由反对派的成长和成熟程度决定。因此，我认为从今天来说，只能从反对派的成长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这里说的政治反对派，必须具备这样几个特征：
第一：必须存在于国内。
第二：必须有组织名号和基本纲领。
第三：必须有最起码的公开活动显示存在并以此集聚力量。
第四：必须是顽强地持续坚守。
从和平转型角度说，反对派在专制高压下成长是必要条件，所以在这里没必要对以上看法一一加以论证说明。
那么，当代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宏观自发发展阶段，也就是反对派成长的第一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认为是从1998年开始的。这不是说以前是空白，从四五运动开始以前二十年是它的准备期。因为以前的努力虽然都有效，但符合以上四要件的历史是由此开始的。陈子明在《一九九五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 “二、形成晶核有序生长“中说：“反对派在现阶段首先是一种政治属性概念而不是一种组织概念。建立反对派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不要象共产党那样迷信组织并把它神秘化。组织要在社会共识和社会潮流的基础上形成，需要有信仰、纲领、领袖、人际关系网若干要素集合而成。只有当理性、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感到非有组织不可并且外部条件也适合时，建立民主政治党派才是必要的，届时水到渠成，也就不是什么难事。与其揠苗助长，不如辛勤耕耘。民主制度的各种基础设施与基本要素，无论在哪个地方都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建立和完善起来。按照保守主义的政治理念，一轰而起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民主社会应当围绕若干完美、健康的晶核自然而然地生长为一个内部井然有序的结晶体，一种受到高度社会共识柔性约束的稳态结构。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反对派人士尤其应当尊重多样化的选择和欢迎多彩多姿的形象。反对派人士将形成三种功能不同的晶核。其一是著名政治反对派人士的晶核，其二是学术、政策共同体的晶核，其三是青年一代政治活动的晶核。”
他的这些认识非常重要，也非常准确。
陈子明是中国民运的理论家，我则是活动家，虽然这篇文章二十多年以后才见到，但在他写此文三年以后，也就是1998年5月，已经公开开展了一年活动的我就借克林顿即将访华（6月6日）之机首次搞了推举中国政治反对派代表和他见面的活动。当然，这只是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就是由此开始，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发起了冲击党禁运动，虽然一直饱受打压，大家总共判了几千年刑，还是在国内坚持下来了。而且，在2008年，中国民主党人又参加了声势浩大的08宪章活动，后者的坚持就更是有目共睹，而且这一次当局更无法把它彻底打压下去。08宪章不是别的，就是普世价值，08宪章的参加者数量更多出几十倍上百倍，作为一种凝聚共识的方式，在今天的历史及条件下当局抓一个刘晓波已经是天怒人怨，国际共愤，对其他人只好进行柔性控制，时间一长不了了之，而08宪章的活动也就若有若无的长期坚持下来了。
为什么说“第一阶段是宏观自发成长阶段”？因为中国这么大，一旦隐约有了反对派成长空间，全国各地具有历史责任感和政治要求/政治冲动的公民就会各自在自己的环境中行动起来，这样，很快反对派组织就普遍自发的产生出来。这里可以举出的例子有泛蓝联盟和郭泉的新民党等。尽管这些反对派组织都受到了打击，但它们也几乎都或明或暗的坚持着。以上这些反对派政治组织之所对中国民主化的发展阶段具有指标性意义，其原因在于它们不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乌合之众，而是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具象，是中国公共空间的栋梁在一点点树起来的象征，直白的说，是中国的政治反对派在坚定不移的茁壮成长的表现。由此开始，国内的民主人权事业就有了积累效应，短期看效果不彰，从长期说必有奇效。最后解释一句，本小标题所谓的“宏观自发成长”，即从全国看不断有反对派组织自发出现，和微观即具体个别反对派组织的自为发展是不矛盾的，是对立统一的。
4、再经过四个阶段才能迈进宪政的门槛
在我看来，反对派的成长还要经过四个阶段，才能使中国迈进宪政的门槛。这四个阶段是：
第二阶段 初步整合阶段
[下一页]
blog comments powered b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