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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比《维稳与维权》同名文章的不同含义

   请对比《维稳与维权》同名文章的不同含义

   

    一、简论“维稳”与“维权”/罗筠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而历史经验也表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当前各级党委和政府肩负着促进经济发展与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任务,因此,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权益保护和社会稳定促进机制,有效地平衡维稳与维权二者的关系,既维护民权,又实现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任务。

   

    维稳与维权是中国社会和谐的两大基石

   

    所谓维稳,是要排除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而维权,是要实现与自己相关的利益诉求,维稳是政府的政治任务,维权是民众的利益表达方式,二者看似对立,实际上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其一,维稳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毋庸置疑,社会没有一个稳定的大环境,则没有发展与建设,更谈不上人民的幸福生活,然而从客观上看,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从始至终都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的不断变更,触动着人们的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加之激烈的社会竞争和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更加显现。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能使我们对当前的社会形势有更清醒的认识,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夯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其二,维护人民的权益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几代国家领导人都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在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中的作用。毛泽东就反复强调,“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邓小平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江泽民说,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最根本的是要不断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把加强和改进党的群众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多次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以人民群众为本的重要思想和路线,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是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重中之重。

   

    其三,维权是维稳的目的,维稳是维权最坚实的保障。公民权益的实现需要一系列配套的保障机制,在制度化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公民的维权行为非但不能实现个人权益,反而可能加剧社会动乱,因此,政府有责任为公民的维权行为提供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对此,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着力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切实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切实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维稳与维权相互促进机制构建的对策建议

   

    第一,建立弹性的社会安全阀机制。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的刚性维稳模式导致一些地方表面稳定,但许多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一旦出现公共危机事件,就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导致越维稳越不稳的后果。而与刚性社会相对应的是弹性社会,这样的社会并非没有冲突,而是对冲突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和制度化的克制,当社会问题出现时,这一社会安全阀机制会自我启动,以宽容和妥协的解决手段,克服权力、金钱、社会地位、种族等复杂因素的干扰,促使冲突双方通过谈判、协商、讨价还价、互谅互让等和平方式解决纷争,达成共识。

   

    第二,建立法治化的维权保障机制。公民的维权行为不能践踏国家的权威,而法律则是还原国家权威最重要的力量,是政府维稳工作的重要工具。法治的不充分,会导致维权行为严重干扰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政府在维稳工作中必须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建立法治化的维权保障机制。建立法治化的维权保障机制的关键,一是明确权利的分界,当公民个人权利、社会利益和政府利益发生冲突时,通过明确政府权力与公民利益的边界,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边界,实现利害双方的平等协商和必要的妥协。二是区分正当的维权行为与非法闹事行为。概言之,政府应当以积极、公正的态度理顺矛盾和纠纷,扭转官与民之间的隔阂、对立,使得在社会矛盾的化解中,个人权利的伸张与社会利益、政府利益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点。

   

    第三,建立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机制。从维权者个人的角度看,维权与维稳的矛盾产生,与维权者个人知识水平不高、利益观念扭曲有很大关系,这是公民素养不高的表现。现代化发展要求公民素质与之相适应,然而就现状而言,国民素质与现代化发展要求还存在相当差距。中国现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民众的教育问题,不光关系到他们生存的能力,还直接关乎他们利益表达的有效性、合理性。所以,要建立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机制。

   

    第四,建立社会信任机制。社会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繁荣与稳定的心理基础。就中国的现实情况而言,一个高效、负责的政府,一套可以信任的法律制度,是确立以道德和法律为基础的个人信任感的最根本渠道,也是建立社会信任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根本保证。各级政府要加强自身建设,确保刚性的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体现公平、公正,使社会正义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切实维护,不断增加公民的社会安全感、社会责任感、社会公平感,提高政府的社会公信力。

   

    (罗筠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法学院)

   

   二、维权与维稳

    林青 企业家

   

   

   

   

    国际化、网络化、商业化成就了现代信息社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新景象,中国社会也一样摆脱不了历史进步的普世内涵和外延变量。今天,促进中国社会变动的要素内容远远超出当政政治家们的智识框架,高度发达的气象科学预报不出中国南方极端性天气,星云繁杂的经济学界几乎预料不到突发性经济危机、强力管制的政治机制却管控不了高频恶性犯罪和群体性事件。治者们要想跟上时代的脚步甚至抽象出缤纷多彩世界变化背后的动力机制,首先要有新思维。笔者仅就中国社会维权与维稳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思考。

   

    类似混沌系统,中国社会转型过程里充满了不确定因素,难以用常规社科逻辑和传统社会变因来描述社会整体进动趋势甚至局部变化。一个社会演化之所以充满不确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个社会发展系统失去了平衡,而社会系统失衡的重要标准就是社会群体抽象出的权力机制失灵,中国社会转型期间权力分配模式暴露出重大缺陷或干脆表现出失效,简而言之,就是现有的权力模式与社会进步需求不匹配。一方面社会徒有法制、行政等表面集体秩序,公民群体也是貌似顺服畏惧,另一方面公民与政府之间出现巨大的裂隙和冲突,泄愤式、突发式群体事件不断爆发,谁也说不清下一步会如何,人们普遍失去了对规则的信任,也就是政府对公民、公民对政府都充满了极端不信任,公民的维权活动与政府维稳目标形成对立和互相攻防的关系。

   

    近年来,维权的主体不断扩大,有庞大的弱势群体,有失意外逃或自杀官员的家属,有经济危机中不堪政府盘剥的资本家,有灾后难民,有下岗的乡村教师和乡镇干部,有退伍军人和辞职警察……。维权形式也是花样翻新,除了举报、上访、告状“老三样”外,发明了抛荒、下跪、跳楼、自焚、杀警、灭门、绑架、围攻、散步、传谣、嘲讽、联署签名、网上互动、跨行协作、自主结盟等等无数的手段。面对如此多变的社会状态,政府作为维稳的主体,却是依旧在加强管制的思路下疲于应付社会的动荡,让维权的公民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已经异化为利益主体而不是服务主体的判定,不信任甚至怨恨的情绪迷漫了全社会,人心躁动不安。在商业社会的同质(产权与市场)环境中,中国社会私权领域和诉求快速扩大,执政模式老化的公权部门思路和手法依旧不变,使得中国社会里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强,民间的维权与政府的维稳成为交相鸣奏的二重唱。

    在中国为什么把维权与维稳割裂开来进行二分?

   

    失地农民维护土地权益,被拆迁市民维护房产权益,失业职工维护就业权益和保障,媒体人维护自由表达的权益,法律人维护司法独立的权益,企业主维护自己的私产权,即使被双规或自杀的贪官也在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和辩护权……,一切私权的扩展必然销蚀原有无空不入的公权。30年来,中国社会从“大公无私”的一元权利社会走向今天的“公私分明”的多元社会,但是一元社会瓦解过程中,或者说公权力不断向私权利让渡过程中,好比大气中的冷暖锋交汇,不断激荡出中国社会里的暴风骤雨,公权力持有者披着各种美丽的理想外衣喊着各种新口号不但不愿收缩手中权力,时不时还要扩张,私权利主张者也因为转型社会的混沌性无序迷漫,强者更强,肆意而为;弱者更弱,浑水摸鱼;俨然一幅“公私不分”的社会图景,更是一派无“法”无“信”的社会乱象。维权和维稳都失去了超然的法理价值参照,无法形成共同可以遵循的程序正义。

   

    30年的市场化转型中,中国社会权力主体只是打开了改革的窗户却没有打开改革的大门,虽然让国人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却不甘愿让国人走到外边享受世界的精彩,因此国人依然被圈囿于政府权力的大屋子里,政府担心获得自由的国人不再受制于管制权力,2009年岁末,孟大部长疾呼道:“社会管制压力太大”。“慈祥的党妈妈、严厉的官爸爸”们,面对无数要成长成人的社会孩子们,太累了!所以至今私权被禁锢和剥夺而公权被无限和滥用之间的矛盾演绎着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景象,公权持有者(政府)和私权持有者(公民)都被这腐朽的权利理念(专权)侵害,也都被与商业社会不合拍的权力制度(政府管制大于社会自由和法治)所拖累,政府被异化为侵权的恶魔,公民被陷于护权无助的泥潭。到此,我们从本质上可以理解中国社会里维权与维稳反向作用的深层原因有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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