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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立军兼论“二”
我看王立军兼论“二”
王立军这个人，据说没什么权贵背景，平民出身，他是凭个人奋斗，从知青干到民警，从民警干到派出所长，从派出所长干到公安局长这个位置的。但是中国的公安，少不了要与黑社会打交道，因为办案破案都需要线人，要玩无间道。特别是基层公安的刑警，还有监狱的管教，对下层社会的三教九流帮伙行会那一套是很熟悉的，这是他们的职业需要，不过，近墨者黑，那就免不了沾上匪气。中国老百姓常说“官就是匪”，这不只是与苛政有关，还包括警察的匪气。在官本位价值观下的专制社会，警察是官府欺压百姓的工具，“为人民服务”就是直接管老百姓，颐指气使耀武扬威，所以民愤也大，那么每逢改朝换代，老百姓首先要报复的就是旧政权的警察。六四那会儿，有些城市的警察上下班时都不敢穿警服了，这就很说明问题。在中国，不光是警察有匪气，下层老百姓也崇尚匪气，什么是黑道白道？黑道就是黑社会，白道就是官府。
东北人匪气比较大，因为东北这地方，自古就是胡狄蛮荒之地，后来闯关东的多是冀鲁豫省份的胆大农民，为了团结互助，他们也从家乡带来了诸如大刀会红枪会之类的江湖帮会组织，平时也习武练功做防身之术。所以，在东北这种适者生存的险恶环境中，匪气应该说是一种生存能力。匪气，说好听的，就是豪爽粗旷，心胸开阔，襟怀坦白，这种特性，是由长期社会磨炼而培养成的基因所决定的，但它只能表现在性格上，应该是外在的，不能成为内在的心术，“大大咧咧”也要适度，粗中有细，头脑清醒，这样才能更好的生存，否则就成了东北人嘴中常说的 “二虎”、“膘子”、“二楞子”、“二逼”，“二”是所有这些二X的简称。在人群中，“二”常常被公众推举为领袖，因为“二”们缺心眼，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什么后果。大多数中国人经过几千年专制社会的逆淘汰，基本形成了明哲保身的狡诈本性，“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但凡什么事情，没人肯带头，都想随大流，不管大事小事，人们最需要的就是“二”出头，去赴汤蹈火趟地雷，然后冠以他们英雄称号。
古今中外，不论是打家劫舍的土匪，还是看家护院的家丁，其中都有敢于冲锋陷阵的“二”猛士，中国文革中的武斗队和群众专政队，基本上也都是由“二”组成，因为他们敢打敢杀。在武斗时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唯有牺牲多壮志”，在“清队”时私设公堂草菅人命，打杀“牛鬼蛇神”，还有土改中上台斗地主杀地主的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哪个不是好吃懒做的二流子？另外，军队中的作战英雄，工农群众中的劳动模范，也大多是“二”，如果都去堵了枪眼，都去舍身炸碉堡，最后是不是就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了？所以一个社会，离开“二”不行，“二”太多了也不行，大跃进就是“二”太多了，人人都是劳动模范，连物理学家钱学森都成了“二”，硬是用科学理论来证明亩产万斤，这样的社会就是全民疯狂了。全民“二”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饿死了三千万！
有人会说，那所有的文革红卫兵包括薄希来同志，不也都成“二”了？我认为也可以这么说，他不“二”，能将老子的肋条骨踢断三根？因为青少年人基本上还算是未成年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要不怎么会把青少年犯罪另类看待呢？一切中外专制者都曾经利用了青少年狂热，特别是毛泽东，是最善于利用“红小鬼”的，他的农民运动，长征，土改，文革等一系列“革命”都离不开“红小鬼”，用红小鬼的生命鲜血为他们打天下。但是，“红小鬼”们成年后就开始分化了，有心眼的就不再是“二”了，缺心眼的仍然还是“二”。你看有些老红军为什么当不了中央干部？就因为他们没文化，缺心眼，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那么今后治理国家，打现代化战争还能依靠“二”吗？不能！所以中共成立了军事学院，训练骄兵悍将们，让他们学会耍心眼玩权谋，不再是“二”。
但是，对于专制政权来说，“二”是永远需要的，都玩起心眼来谁还听话？所以专制者们最希望老百姓都是“二”，而老百姓也希望有“二”出头替大家争取利益，但是，当群众领袖并不是“二”，而是一个拒绝收买的真正英雄时，那就成了专制政权最危险的敌人，要认真对待了。过去，通常是安上个反革命集团首犯的罪名枪毙，现在通常是以“煽动颠覆国家”为罪名判重刑。文革中的群众造反派领袖就都是“二”，最精明的蒯大富聂元梓们也不过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真的以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大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政治野心家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
不只是老百姓，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少不了“二”，比如中国的公安队伍里就少不了打手，我有个当公安的亲属，年轻时绰号叫陆敢干，什么叫“敢干”？就是敢下黑手打人，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人权观念，他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了，认为凡是犯到公安手里的都是坏人，打他们没商量，而且是往死里打，所以民愤极大，后来年纪大了，中国的公安也讲点政策纪律了，家里人也常常告诫他，他才收敛了，不再干刑警去干后勤，结束了打手生涯。不然终有一天，即使不遭天报，也会成为一头替罪羊。我身边就有很多这类遭天谴现世恶报的例子，啥叫现世恶报呢？就是他一生总是整人害人，最后不得好死，没有善终。有人总说你这观点是迷信，现实中恰恰是好人不长寿，但我说你别着急，这辈子不报下辈子报，上帝是最公正的。中外历史上，酷吏替罪羊大有人在，周兴来俊臣商秧，雅哥达叶若夫贝利亚，江青罗瑞卿康生等等都是。
不幸的是，被一部分中国百姓所崇敬的打黑英雄王立军，恰恰就是个“二”替罪羊，电视剧《铁血警魂》的编剧周立军就是这样评价，说他“有点彪”，用赵本山的铁岭方言说就是“膘扯扯的”，“二逼朝天的”，“二虎叭叽的”。王立军是蒙古人，蒙古男人自小就会摔跤，到了普通汉人堆里，那就是会武术，受人敬畏。这类男人在中国社会一般是两条路：一条是涉黑直至成为黑道人物，一条是进入专政机器，成为白道人物，王立军参了军，被政治洗脑了，当然就入了白道，成了专政机器的打手。王立军“二”到什么程度呢？据周编剧说，在一次“扫黄大干”中，荷枪实弹的王捕头冲进一家发廊，一个恶虎扑食就把个手无寸铁的发廊小老板降服了，其实这种暴力手段完全没有必要，一是人家并没有“拒捕”，二是这家发廊根本就没有涉黄证据。但是王捕头的抓人理由，仅仅是因为那个小青年染了黄头发，他认为染黄头发的绝不是好东西。
象王立军这种执法犯法粗暴践踏人权的行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对中国公安来说，简直就不算个什么，谁有半点异议敢于对抗，除了加上一条拒捕罪，还有妨碍公务罪或者包庇罪。可以说，王立军的公安局长，就是这么一路打上来的。因为中国公安在“严打”中的扫黄打非“大干”和“大搂”，从来都是以宁可错抓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为原则，鱼过千层网，网网还有鱼，抓了一千人，难道其中没有一个坏人？只要有一个，那就抓对了，就立功了，甚至为了立功，为了满足上级下达的指标，狗熊也要打成兔子，先是根据嫌疑臆测有罪推定，然后按罪名落实，大刑侍候，很多冤假错案就是这么造成的。王立军的口碑是打黑英雄，而实际上，中国至中共建政后，黑社会一直就没成气候，所以王立军在铁岭的打黑业绩，其实就是打击了几个流氓团伙而已。在邓小平搞的八三严打中，这样的“流氓团伙”有千千万万。
说重庆的以黑打黑也不确切，就象贵族的定义一样，黑社会也有它的定义模式，中国皇权结束后，从此没有贵族，到今天只有权贵，你说太子党是贵族，鬼都要笑死。中国今天也没有黑手党青洪帮那样的黑社会，真正的黑社会，与政府完全是既互相制约又互相利用，甚至是是一种互生关系，一个正常的社会也离不开黑社会，它能起到稳定社会的和谐作用，比如吸毒和卖淫问题，民主社会的政府是无法妥善管理瘾君子和娼妓的，只能禁止贩毒，无法禁止吸毒，所以这个社会底层就由黑社会来控制了，政府睁只眼半只眼，出了人命再出面解决。中共的“新中国”号称彻底取缔了卖淫嫖娼，其实只是禁止了公开的娼业，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最后只好重新定义为“搞破鞋”。在今天的中国，什么叫黑社会呢？就是非官方的社会，比如私营企业，为了经营需要，它必然要有自己的行政管理系统，如果它不肯接受党的领导，那就是分庭抗礼，入了黑社会名单，和意大利香港等地的黑社会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而那些街头地赖码头恶霸，他们是不够黑社会级别的，充其不过是流氓团伙，即使受黑社会控制，也是边缘末梢。
黑道讲江湖义气，其实白道也讲这个，过去国民党军队里讲黄埔系，保定系，都是同学校友关系，在今天中国社会，白道江湖义气也是在党校团校这样的场所形成，毕业后在各级政府互相照应，互为马仔互为老大，比如铁岭的公安系统，那就是王立军的一统天下。但是白道的江湖义气远远不及黑道，黑道讲盟誓，剁手指头喝血什么的，他们是真的信神，所以很少有出卖和背叛行为，我看过一段墨西哥黑道用电锯处死敌手叔侄俩的视频，惊魂动魄，那爷俩才真叫视死如归。白道讲所谓的共产主义信仰，二三十年代的真正共产党人，为了信仰可能会视死如归，但在今天，我绝对不相信共产党人还有视死如归的，因为时代变了，现在的人没过去那么傻，过去大家都争当“二”饿得肚皮贴脊梁骨，只有老毛大快朵颐红烧肉偷偷的乐。现在就没这节目了，信仰都是假的，你当老大的在那边发大财，老婆孩子都送到外国去洗钱享福，我当马仔的这边就应该视死如归吗？所以你“飞鸟尽兮良弓藏”，我就要“曝大嚄兮日你娘”！
中国公安“二”们的最后下场，一般都是被兔死狗烹，比替罪羊还不如。在中国专政机器里，上级拿下级替罪的逻辑就是：我限期你破案没让你乱抓人，我限期你审案没让你逼供，我让你审讯没让你刑讯，我让你刑讯没让你把人打死，你个二，怎么破坏纪律呢？请君入瓮吧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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