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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6) 高华

29
   的意见,作为「第一次扩大会议的继续」。4 月17 日,由任弼时主持在宁都的青塘举
   行中央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项英等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关
   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进一步肯定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富田事变是AB 团
   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 团领导的与立

   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
   《决议》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调和路线」下成立的,指责项英为首的
   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的路线完全是错误的」:
   (项英)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
   田车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
   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
   由于推翻了项英对富田事变的分析和处理意见,中央代表团与毛泽东在思想一致
   的基础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1931 年5 月,重新恢复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
   建制,仍由毛泽东担任书记。8 月毛泽东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1931 年10 月11 日,苏
   区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通报由毛泽东正式取代项英,主持苏区中央局:
   项英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派别斗争,工作肱力不够领导。因
   此丧失信仰,中央局决定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①
   与重新确立毛泽东领导权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审讯响应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
   开会的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
   年长江局派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代表,随后与毛泽东结成密切关系)为首的审判委员
   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依次「公审」谢汉昌、李白芳、金
   万邦、周冕、丛允中等,也一并处死。事隔三十年后,当年参加「公审」的曾山回忆了
   这次公审,他说:
   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
   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②
   处决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人并不意味「肃AB 团」运动已告「胜利完成」,相反,
   它标志着更大的「打AB 团」风暴的袭来。1931 年7 月间,原在河西坚持游击战争的红
   二十军在政委曾炳春和继刘铁超之后任军长的萧大鹏的说服教育下,服从中央局决定,
   回到苏维埃中心区域的河东于都县,但是等待他们的并不是欢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
   大处决。苏区中央局命令解散红二十军,扣押军长萧大鹏、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长的
   全体干部,「士兵被分编到四军、三军团去」。被扣押的红二十军干部,大部分被当作
   「AB 团取消派」受到r 处置」(即枪决)。
   在地方,「赣西南地区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 团分子」,「有的被错误
   处置,有的被监禁或停止工作」。 ③继毛泽东在1930 年发动「打AB 团」运动后,江西
   ①〈苏区中央局致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1931 年10 月11 日),转引自《任弼时传》,页212。
   ②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1959 年6 月12 日),载陈毅、萧华等:《回忆中央苏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页21-23。
   ③〈萧克谈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载中国革命博物馆编:《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5 期。
   @@@
   
   30
   苏区的「肃AB 团」只因项英的坚决制止才停顿了四个月,又在1931 年4 月后如火如荼
   全面开展起来,并在五、六、七三个月达到最高潮。
   为了贯彻落实苏区中央局4 月17 日《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中提出的对「AB 团」
   分子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的精神,加紧了对所谓「AB 团」分子的刑讯逼供。「所
   有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对
   犯人普遍采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谓「软」,「就是用言语骗出犯人口供,……所
   谓硬的方法,通常着双手吊起,人向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
   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
   类无奇不有,有所谓炸刑(万泰),打地雷公,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
   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通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
   刑法计有一百廿种之多……」。①在运动中,被审人因经不住酷刑乱供乱咬,使「AB 团
   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 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 团有关系,有被扣留的可能」。
   而肃反机关则捕风捉影,「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之谬论」,
   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因之提拔干部,调动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
   意去……,在打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 团」。②
   当时在中央苏区的邓小平对此惨剧也有过评论。他说,「我对总前委之反AB 团的
   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
   ③
   然而,在「肃AB 团」的基础上,中央代表团和毛泽东结成的友好合作关系,仅维
   持了七个月左右,一经解决了毛泽东与项英在「肃AB 团」问题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
   团和毛之间又逐渐产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个人权力与中央代表团权限
   的不明确,也加剧了双方关系的紧张。至少在法理上,毛泽东是江西苏区党、军队、苏
   维埃政权的最高领袖,而中央代表团的地位则不甚明确。从中共中央授权讲,任弼时应
   是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但毛泽东已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因此,无论是从实
   力基础或是从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法理权限讲,毛已是苏区最有权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团
   虽具权威,但只是处在一个监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与六届四中
   全会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终于在1931 年11 月初宣告结束,从此双方开始了长达三年零两
   个月的对抗和冲突。
   三 周恩来与毛泽东在苏区肃反问题上的异同点
   长时期以来,关于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在中共党史编纂学中是一个被严
   重搞乱的问题。根据传统的解释,造成苏区「肃反」灾祸的所有罪责,皆在王明与王明
   ①〈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②〈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 年5 月),载《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477-78、480。
   ③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 年4 月29 日),载中共中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党的文献》1989 年第3 期。
   @@@
   
   31
   路线的身上,毛泽东与此毫无关联。不仅如此,毛还被描绘成是与王明「左倾」肃反路
   线斗争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实却与此相反,毛是苏区极端的肃反政策与实践的始作俑
   者。
   其实在肃反问题上,毛与中共中央并无原则上的分歧,双方都一致肯定肃反的必
   要性,但是随看周恩来等较深人地了解到苏区肃反的真相,中共中央开始调整肃反政策,
   并采取了一系列纠偏的措施。同时,原先对毛个人专权的怀疑也在逐渐增长,中共中央
   加强了对毛的防范,并果断中止了针对革命阵营内部的大规模的肉体消灭行动。
   1931 年3 月,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启程赴赣后,中共中央在继续强调富田
   事变「反革命性质」的同时,开始提及防止肃反「过火化」的问题。1931 年7 月下旬,
   随任弼时等同赴江西苏区的中央巡视员欧阳钦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苏区存在大量
   「AB 团」的论断,并将此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1931 年8 月30 日,周恩来在听取欧
   阳钦的汇报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苏
   区「反AB 团斗争是绝对正确的而必要」的同时,批评了在反「AB 团」斗争中存在的「简
   单化」和「扩大化」的错误,强调:「不是每一个地主残馀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AB 团」
   「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
   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AB 团」。①
   周恩来起草的这封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被略去周的名字,作为王明路线的代表
   作受到严厉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责。 ②
   周恩来的这封信之所以使毛泽东不能忘怀,盖因为这封信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
   表大会(即赣南会议)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任弼时等依据这封指示信中有关纠正「富
   农路线」的精神开始了对毛的不指名批评。
   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团长,在赣南会议上传达了周恩来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
   弼时已深深地卷人到「肃A13 团」运动,因此赣南会议把重点放在检讨土地政策方面,
   而没有深入检讨肃反工作。虽然在赣南会议的《政治决议案》和1931 年12 月5 日苏区
   中央局致各级党组织的指示信中,都传达了中共中央对苏区肃反「扩大化」的批评,并
   且提出了「坚决的反对极有害的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的口号,但中央苏区的乱打
   乱杀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苏区大规模的「肃AB 团」运动是在1931 年底周恩来进人江西苏区后才真正
   得以停止。由于苏区肃反与中共中央的「反右倾」路线及与苏区领导层内部的斗争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恩来不得不采取较为缜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与毛泽东发生直接的
   对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强了苏区中央局的权威,才将中央苏区从肃反大恐怖中解脱出来。
   周恩来具体了解肃反所造成的惨祸是他在1931 年12 月中旬从闽西进人到赣南的
   途中。此时闽西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一场与赣南「肃AB 团」平行的肃反运动——「肃社
   ①《周恩来年谱》,页212。
   ② 参见孔永松、林太乙、戴金生:《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页258-59。
   @@@
   
   32
   民党」,这场斗争的残酷性及对闽西苏区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
   对苏区肃反进行急刹车。
   发生在闽西的「肃社会民主党」事件起始于1931 年初,到了3 月,迅速走向高潮,
   在运动规模、肃反手段及残酷程度方面,都与赣南的「肃AB 团」难分伯仲。在近一年
   的时间里,大批红军干部、地方领导人及普通士兵、群众被扣之以「社党分子」的罪名
   被镇压,遇害者总数达6352 人。①由此引发了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傅伯翠脱离共产
   党,拥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与富田事变类同的1931 年5 月27 日的「坑口事变」。经
   这次肃反,闽西苏区元气大伤,党员人数由原先的八千人,减至五千人。 ②
   对于闽西的「肃社民党」事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中央代表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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