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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5) 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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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已经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强中央对苏区的领导
   和红军中党的领导。在9 月29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苏区工作。
   次日,周恩来又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在红军中党的领导要有最高权威。
   1930 年10 月3 日,六届三中全会后的全党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

   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组成,周恩来为实际负责人),初步决定由周恩来、
   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派项英先行前往江西。
   10 月17 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确定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苏区中央局,在周恩来未到达之
   前,由项英代理书记一职,以苏区中央局为苏区党、军、政最高领导机构。10 月29 日
   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红一、红三军团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泽东:「苏区中央局在项
   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代理书记,朱德为红一、红三军团总司令。目前一
   切政治军事领导统一集中到中央局。」①
   至1930 年10 月,中共中央为贯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措施已经落实就
   绪。为配合中共中央向苏区的转移,周恩来在9、10 月采取了更为细致的部署:
   在上海举办从苏联返国准备前往苏区的军事训练班,一批军政干部如张爱萍、黄
   火青等参加学习后被派往江西苏区。
   安排从苏联学习返国的刘伯承、叶剑英、傅锺、李卓然等把苏联红军步兵战斗条
   令和政治工作条例译成中文,并送往苏区。
   主持打通了比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苏区的秘密交通线,成立了以吴德
   峰为局长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积极筹备建立自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至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大功率秘密电台和
   上海中共中央机关至江西苏区的无线电联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苏区的通讯渠道即将
   全部打通。
   项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苏区最高负责人的身分,肩负加强中共中
   央对江西红军领导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线于1930 年底抵达江西苏区。
   项英是中共党内少数出身产业工人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 年在武汉加入中
   共后,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曾在1928 年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是1925 年中共四大后
   的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项英
   对从苏联学来的马列理论有着坚定的信仰,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感情」较深,个人性格
   和作风则比较拘谨和严肃。
   1930 年11 月下旬,项英从上海出发,当他刚一抵达江西苏区就闻知不久前在赣西
   南红军内部爆发了一场矛头直指红四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项英领导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处理富田事变。1931 年1 月16
   日,发出《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总
   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另一方面,又在相当程度上冲淡了毛泽东等对富
   ① 《周恩来年谱》,页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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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主张采取较为缓和的、有区别的政策,以缓和苏区内部的紧张关系,
   避免红军的分裂。
   《决议》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体现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上。项英认为「江
   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系AB 团要犯」,彼等发
   动「富田事变」是「分裂革命势力」「分裂红军」的「反党行为」并决定「将富田事变
   的首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与此同时,项英又声
   称富田事变不是AB 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而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并责令赣西南
   特委和红二十军党委,停止党内互相攻击,听候中央局调查处理。
   如果说,项英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认识上采取了折衷主义的立场,那么,项英针
   对「肃AB 团」扩大化的尖锐批评,几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了。《决议》重点批评
   了「过去反AB 团取消派斗争中的缺点和错误」,并列举其主要表现:「第一非群众路
   线,许多地方由红军或上级机关代打」,「第二是盲动,没有标准,一咬便打」。项英
   强调:今后「必须根据一定事实和情形,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也不能随便听人
   乱供乱咬加以逮捕」;「党在每个斗争中都应以教育方式来教育全党党员。这样才能使
   党走上布尔什维克的道路」。①
   项英的上述态度与他对毛泽东的复杂的观感密切相关。项英在大革命时期虽与毛
   泽东有过一些工作接触,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对江西苏区的认识全凭在上海中央机关
   所看到的来自苏区的零散的报告和周恩来的介绍。项英在性格上较为直露和坦率,与毛
   泽东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因此,一经发现富田事变的原委,项英很快就掩饰不住对毛
   的不满。但是,项英毕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十分了解毛在1927 年后对党与红军的贡
   献及毛在江西苏区所拥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苏区,深知不能公开指责毛泽
   东,所以在对富田事变性质的判断及处理方法上煞费苦心,既要考虑到维护毛泽东的威
   信,又要坚决地制止、纠正毛在「肃AB 团」问题上的错误。然而随着项英逐渐熟悉江
   西苏区的内情,他原先对富田事变性质的看法进一步发生变化,对毛泽东的批评也日趋
   尖锐。
   1931 年2 月4 日,项英以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发出《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飞函
   王怀、丛允中等同志及各党部派一人及有关系诸同志(如陈正人,红军学校等)来中央
   局讨论,将一切得到一个最后的解决。」项英在这封信中还明确表示那种认为「二全会」
   是「AB 团」会议的看法是错误的,②显示出与毛完全不同的态度。项英这封信表明他已
   看手准备富田事变的全部善后处理工作。1931 年2 月19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第十
   一号通告,事实上修正了1 月16 日《决议》关于富田事变是段良弼等人领导的「反党
   反革命」行动的看法:
   中央局根据过去赣西南党的斗争的历史和党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客观
   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
   ① 〈苏区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 1931 年1 月16 日),载《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4 册,页 639-42。
   ② 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强调:「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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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更不能有事实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
   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
   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①
   《通告》宣布开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党籍,对其它人,只要「证明未加入
   反动组织(AB 团),承认参加富田事变的错误,绝对服从党的决议的条件之下,应允
   许他们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来」。
   2 月19 日后,项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动员红二十军返回河东,毛泽东尽管感到项英
   的压力,却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时明显处于下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暂取观望之态,
   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挥和国民党「围剿」部队的作战中。
   项英首先责成富田事变时躲回家乡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红二十军中去
   作说服动员工作。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事变的领导人回苏区
   中央局开会,并委派干部去永阳解散由谢汉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
   是否去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是关系到领导事变负责人的人身安全的关键性问题,
   在这个节骨眼上,项英的个人威望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曾山回忆,谢汉昌等对项英抱很
   大希望,「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在这种预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 年4 月间,
   富田事变的主要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书记王怀,遵照项英和苏区
   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驻地参加会议,「向党承认错误,请党教育」,
   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汇报富田事变而未前往。红二十军的官兵也遵照苏区中央
   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歼灭各地地主武装,夺回被迫反水群众」,但是等
   待他们的命运却是他们和项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决了项英对富田事变性质的评
   价及其处理方法,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及红二十军、赣西南大批党员干部的出路只
   有一条:被枪毙!
   三、「肃AB 团」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团贬斥项英,支持毛泽东
   根据迄今披露的资料显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对富田事变作出反应。
   1930 年11 月至1931 年1 月,是中共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上海中央内部围绕
   「纠正立三路线错误」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返回,原先在中共
   党内地位较低的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改组
   在和「立三路线」斗争中「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以周恩来、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而以何孟雄和罗章龙分别为首的「江苏省委派」和「全总派」,在一度与陈绍禹等联络
   反中央后,又转而反对陈绍禹新提出的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主张。党内各派别的争
   论使中共濒于分裂,最后,在1930 年12 月中旬秘密抵达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亲
   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 年1 月7 日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强行统一了全党
   的认识。会议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陈绍禹在米夫的支持下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来、
   向忠发、张国焘组成中央常委会,仍由向忠发担任总书记一职,但从此中共中央实际由
   ① 转引自戴向青、余伯流、夏道汉、陈衍森:《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页3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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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绍禹、周恩来掌握。1 月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开除继续反对
   中央的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至此,开始了中共党史上被称之为「王明左倾路线统
   治时期」。在这次会议后,原有的党内纷争基本结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轨道。
   一经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危机,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处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讨论
   富田事变问题。
   1931 年2 月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富田事变。
   在这里,有若干问题仍存有疑点: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变发生消息的?1931 年l
   —2 月上海中央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还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开通了上海中央经香
   港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络。有资料显示,富田事变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报告
   富田事变真相,①毛是否对此作过反应?毛泽东在富田事变后,曾写有《总前委答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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