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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日记十七(弗拉基米洛夫作 明镜出版)

1945年6月—7月
   
    
   
   1945年6月1日

   
   朱德的军事报告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主席所作的政治报告的翻版,刘少奇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也同样是旧调重弹。他们两人的报告都重复了毛泽东的观点。
   
   关于选举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问题还是没有定下来。
   
   大会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它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第二种版本就是中共中央主席4月24日在大会上发表的《论联合政府》。这个报告按事物的本来面目谈论问题。毛态度明朗,坦率地提出他的看法和评价各项大事。他还分析了党的工作的缺点。
   
   第一种版本内容上没什么不同,但措词温和得多。根本没提蒋介石。关于党的工作的缺点只是一笔带过,说得十分笼统。
   
   第三种是为公众准备的正式版本。与前两份比较,这份报告措词甚至更加温和,所有问题都被敷衍搪塞过去。没有提到中央政府首脑。
   
   延安报刊上已发表了政治报告的最后一种版本。
   
   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三个报告是主要的报告。这三份报告要讨论,并为将要作出的主要决议提供依据。
   
   主席绷着脸,面色苍白,眼圈红肿。江青向安德烈·雅可夫列维奇诉苦说她的丈夫夜里不睡觉,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奥尔洛夫对我说:“他的失眠和其他一些症状是由植物神经失调引起的。但他身体很好,那只是一种机能性的失调而已。”
   
   美国租借物资无疑是有助于苏联反希特勒德国的斗争的,可是那些物资并不像一些外国记者宣扬的那样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在战争的危急年代,苏联实际上是单独地抵抗和击溃了德军主力,并没有从别的国家得到什么实质性的援助。可以说,租借法案对战争持续的时间是有影响的,多少使战争的过程缩短了一些,可是,法西斯德国的命运是由红军的斗争决定的。
   
    
   
   1945年6月2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主要结果是:
   
   1.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
   
   2.提出了对国民党的政策;
   
   3.促进了对全军的动员以打败日本;
     4.通过了扩大所属各地区和各根据地的政策,以及加强军队的政策;
     5.对把中共活动中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作出了部署;
     6.提出了由游击战术改为运动战战术的必要性;
     7.要党提防美帝国主义用武力消灭中共的可能性;
     8.表明了对苏联的态度——苏联是中共惟一的朋友和同盟者。
   
   代表大会最重要的收获是总结了党内斗争的成果。在大会上没有人就此问题发言,一切都已经在全会上得到解决——康生在全会上那个又流眼泪又骂自己的发言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大会解决了最重要的问题——它承认了中共中央主席在党内采取的路线是正确的。
   
   这次大会与全会的开法稍有不同,这一次他们只是作检讨,并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对党务以及解放区的文化、经济发展情况没作分析 ,大部分发言都只是一种肤浅的回顾,至于从六大至七大这段时间内党内发生的错误斗争的问题则只字未提。有的,只是检讨发言。
   
   主席在有关“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及“新民主主义”的见解中表现出来的政治路线现在已全面告捷。
   
   毛泽东——“中国革命的旗帜”,“公认的领袖”!所有的发言,甚至在大会第一天所作的几篇开场白,也都是以赞扬中共中央主席开头的。
   
   反对派已被彻底打败,它的领导人已公开承认了错误,承认得多少有点说服力。
   
   毛泽东对王稼祥写的书面检讨特别感到满意。
   
   中共中央主席有理由认为已经打下了团结的牢固基础。在所有问题上,在党的各级组织中,反对派实际上都已被击败。
   
   大会要求对每一个共产党员持续不断地灌输“毛泽东的思想”。
   
   然而,毛泽东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差得远,现在党的团结还是相对的。他告诫党说,要达到完全的团结还需要长期的斗争。
   
   中共中央主席说,每个部队、每个苏区(即使是组织得很好的大苏区)都表现得像是一个独立的单位,每个人都各行其是。看起来是一个有机体,但大家谋求自己单位的发展,感觉不出中央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说,要达到党的完全团结,斗争还在前头。
   
   江青经常来看我。总是带着警卫,几个战士留在外面,但有一个断然进入屋内,在他后面跟着苗条、娇弱、面带笑容的江青。
   
   江青不谈政治。她活泼,愉快,只有当她诉说她丈夫工作过于繁忙的时候才看出担心的样子。
   
   这种谈话方式奇特,警卫肃立在门口(江青经常不叫他出去),院子里站着几个黑黝黝、雄赳赳的身佩毛瑟枪的士兵,几匹瘦小的马在阳光下直流汗。
   
    
   
   1945年6月3日
   
   第二个重大问题是对国民党的态度。将来所要采取的办法是可以预见得到的,中共中央主席的思想是最终地、不可改变地构成将来与国民党关系的基础。
   
   大会谴责了所有主张与国民党联合的人,他们被说成是阻碍了全国的解放运动,妨碍了解放区的发展,他们深怕“吓跑了委员长”,只看到国民党的积极方面,讨好重庆,配合国民党来损害自己的力量,对国民党的反动特性没有展开坚持不懈的斗争。
   
   可是,“打倒中央政府!”“打倒国民党!”“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就目前来说是错误的,甚至是危险的。
   
   毛泽东说,共产党想把蒋介石脸上的污点洗掉。主席把这说成是延安要谋求改革的愿望。内战的危险是可能存在的,蒋介石正在各方面作打内战的准备 ,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与发动内战的一切企图作斗争。与重庆的谈判仍然是可能的,不应该忽视这种可能性。
   
   主要的要求(要为此尽一切努力)是成立中国的联合政府,主要的任务是阻挠、挫败和消除召开一次国民大会的任何可能性(要用一切办法和力量来达到这个目的)。
   
   中共中央主席在他的政治报告中说,共产党必须集中至少六分之五的政治手段(就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无情地批评国民党和对它展开坚决的斗争 ,六分之一的政治手段留作机动。
   
   大会的气氛是公开反蒋的,几乎所有的发言都指责国民党,对凡是咒骂蒋介石或国民党的话代表们都热烈鼓掌。
   
   对毛泽东的报告以及其他的报告和讲话作些分析,毫无疑问可以看出,大会的目的之一是要全面地为内战作有力的准备,也就是进行动员 ,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和不同意召开国民大会只是通向内战的两个步骤而已。
   
   国民党和蒋介石是不会同意成立联合政府的,延安对这种拒绝早有准备。如果事情真这样发展,那就立即宣布成立中共中央政府(解放区联合委员会) ,这样一来内战就会成为现实,因为双方的裂痕在抗日过程中还会不断扩大。
   
   实质上,中共的全部政策都是从及早打一场无法避免的内战这一事实出发的。这一点有下列情况为证:新四军第七和第二步兵师的战斗行动;在陕西的备战活动;从特区调出部队;一批军队和党的干部同时调离特区,往同一方向调动;共产党在湖南和河南两省的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在为内战作准备。
   
    
   
   1945年6月4日
   
   大会讨论了扩大共产党根据地的问题。代表们一致同意扩大的政策,大家都对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寄予巨大希望。任务是急剧发展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力量 ,大部分代表发言的要点都是扩军和建设新根据地的问题。
   
   大会也讨论了同日军作战的问题,但每一个发言者都无例外地一方面忘记了要抗日,一方面却对国民党进行诽谤,每个人的讲话都是以抗日开头,而以号召同国民党作斗争结束。
   
   日光直射我们的小矮屋子,屋子四面都挨晒,到中午的时候屋里非常热,天花板和墙都散发着热气。
   
   热浪涌进了整个山谷,太阳炙烤着稀稀拉拉的草。山坡上,灌木的叶子都枯萎了。河水也变浅了。
   
    
   
   1945年6月5日
   
   西方大国由于对克里米亚会议决议作出带有偏见的解释,在旧金山发生了争吵。
   
   丘吉尔在电台发表的竞选演说中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与极权主义思想和对国家的令人厌恶的崇拜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美国电台评论员无耻地说俄国一心想要征服世界。
   
   美国参议员B.K.惠勒在意大利发表了反苏讲话。
   
   美国商业部长亨利.A.华莱士说,蓄意破坏美苏关系的人是和平的敌人。
   
   日本驻中国派遣军由冈村宁次将军指挥。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成果之一是作出了关于加强党在城市工作的决议。毛泽东说,党的城市工作也得像农村工作一样取得成功。党在农村的地位是巩固的 ,认为我们是“土皇帝”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我们是中国农村的真正主人,农民是我们最坚定的和最忠实的支持者。可是,继续这么干下去是错误的 ,我们也应成为城市的主人。今后,我们就没有权利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农村了,这同马克思主义是相矛盾的。我们不会这样做。但是,党员不应陷入另一极端,忘记我们可靠的支持者——农民,从而忘记在农村的工作。
   
   彭真就此问题作了长篇发言,它可以看作是一个补充报告。
   
   从政治报告和彭真的补充报告中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走出农村,依靠工人。对中共来说,这些无疑是正确的和十分重要的结论。
   
   可是,同样饶有兴味的是,毛泽东承认党一直是个农民党,它依靠农民,力量来自农民。毛泽东企图小心地加以掩盖而共产国际则坚持不懈地与之作斗争的正是中共党内的这种农民意识。
   
   “农民处处表现出民族的、地方主义的狭隘性”,这是无可辩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列宁告诫我们,要防止把这种农民的狭隘性带到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中来的危险。他强调,俄国作为一个具有大量的农奴制和封建制残余的农民国家,清楚地表现出农民原始的、自发的革命性,它影响到与之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列宁写道:“这种革命感情无疑表现了一种一般的民主要求(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而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共领导人承认“我们是土皇帝”就说明了很多问题,同时也反映出中共历史上一些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实质以及日常政治活动的实质。
   
   中共中央主席还进一步说:“我们必须预见到,我党政治生活中的这个转折点将会使一部分党员产生误解,感到格格不入。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点,并为此作好准备。”
   
   毛泽东的这句话并非偶然,值得注意,因为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这点是不可能否认的。
   
   在大会上没有谈到党的社会构成,但是,在报告中谈党的性质那一节时毛泽东说:“我们党很大一部分党员出身于非无产阶级。这是否就能说我们党是非无产阶级的党呢?……不,绝不能这样说。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党,它的纲领就是证明。”(就我所知的中共事务而言,毛泽东提到的纲领在历次党代表大会上都没有讨论过,所以根本就不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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