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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极权专制暴政的滔天罪孽》之二

   郭国汀

   

   在中国党内谋杀的清洗很少,秘密警察相对谨慎。约6千万至1亿中国人直接因共产主义运动而死亡,其中包括数十万西藏人,10-20%的西藏人口因中共占领而死亡。此外数千万反革命在狱中渡过漫长岁月,或许两千万死于监狱。1959年至1961年的大跃进由于毛泽东的错误指导,拒绝认错的犯罪故意,拒绝采取措施以减轻灾难,导致2000万至4300万人饿死。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屠杀事件或许死亡1000余人,与中共屠杀总数比微不足道。朝鲜,越南,柬埔寨共产党皆受中共大力扶持,都是以军队起家,因而均以军事为后盾,中共军队起着苏联秘密警察的作用。

   

   整个汉朝,儒学回归,法律严厉,司法严酷,除了在叛乱外侵期间(遗憾的事时常发生),人命远比绝大多数古代其他国家安全;也比中世纪及现代欧洲安全。

   

   宋朝约300人被杀,但均原则上必须严格审判,并经皇帝本人签署同意;瘟疫,饥荒,扰乱交通后无益地至死刑增加。1913年,袁世凯命令枪决了数千人;1925年6月广州警察杀了52名参加罢工的工人。1926年5月北京警察枪杀了42名和平抗日的学生。1926年湖南西部一支由黑社会红帮领导的农民军,消灭了一支50000人的地方军阀的兵匪;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和其他城市的清共,蒋介石军队利用黑社会青红帮枪杀了1000多名共产党人。(南郭注:中共官方原称上海412事件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中共党员郑振铎1927年4月30日则证实“群众当场死亡约50-60人。此外原广西自治军第二路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陈雄回忆录披露:李宗仁白崇喜才是“四一二事件”的始作俑者,而蒋介石本人只求清除共产党而无意杀戮)[1]。

   

   中国在1900年,1920-1921年和1928-1930年在北方和西北地区均因旱灾分别导致50万人,200万人和300万人死亡,由于内战造成交通中断,加剧了悲剧。河南省1942年-1943年因饥荒约200万至300万人饿死,当时的重庆中央政府却仍然拒绝减税;1931年福建农民曾愤怒地消灭一支2500人的军队,因其抢劫财产,强奸妇女。1931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侵华致死中国人约3000万人,包括南京大屠杀至少20万人丧生;其中蒋介石国民政府军人战死沙场320余万人,包括将级军官210名;而中共军队到底死多少人迄今仍是秘密。1946-1949年,中共挑起三年内战国共双方战死沙场军人302万,其中国军死亡171万,共军死亡131万。

   

   中国古人与古代西方一样也充满着非常野蛮的杀戮。公元前262年秦将白起杀尽42万名赵国降卒;公元前207年楚王项羽坑杀秦降兵20万人;而1928年8月28日还发生过宗哲元将军下令杀尽5000名陕军俘虏的惨剧。宋哲元在亲自监斩了500人后限令各师团营于当夜将剩余的4500人全部一个不剩杀掉,唯有赵凤林师长于心不忍,让其部下灼情处理,结果约1000人死里逃生。[2]

   

   中国皇帝的野蛮残暴杀人不眨眼史不绝书。秦始皇除了活埋460名儒生外,烧书,杀或流放了近20000名贵族,建造长城过程中杀了几十万人,后宫姬妾凡未生儿子者,全部殉葬,修造秦始皇陵的20余万工匠役卒在殡葬礼完毕后被全部封在墓里培葬;南北朝的皇帝石虎公元345年一年中仅杀不情愿被征集的美女即达3000余人,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相互残杀,其长子石宣被石虎先拔掉头发,再拔掉舌头,继砍断手脚,续剜去眼睛,最后扔进柴堆烧死;隋炀帝杨广发动宫庭政变杀死父亲杨坚和哥哥杨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出生微贱,生性残暴,杀人不眨眼;夺权后杀尽功臣,命人杀了常遇春原配夫人,将她的肋骨砍成小块煮熟,朱元章亲自分发给常遇春及众大臣食用;朱还发明“剥皮揎草”酷刑,即将一个活人的皮剥下,再塞上草,在每个州县均设剥皮亭;朱死时用46个妃妾殉葬;其次朱棣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方孝孺一家灭十族,杀873人。

   

   中国农民起义杀人不眨眼更是登峰造极。农民暴动历来野蛮残暴致极,对人命和社会生产力均造成极严重的摧残,中共为了迎合马列主义歪理邪说,故意美化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汉末黄巢农民暴动杀人800万,杀活人充军粮;张献忠杀戮600万四川人,亦杀活人充军粮(另说张仅杀人14万)。清中叶白莲教农民暴动使中国人口从1786年的39110万降为1805年的27566万人;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造成2000万至一亿人丧生;人口从1850年的四亿一千万,降至1873年的三亿五百万。仅约一百万可归因于叛乱相关而被杀。1900年义和团暴乱则滥杀成千上万天主教信徒和外国传教士。

   

   外族的征服杀戮最为惨烈。我在1984年即对列宁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之论提出批评并指出国家乃“民族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亡国奴由于处于任人宰割,生命毫无保障的境地,故每当外敌入侵全民族必定共同一致对外。蒙古忽必烈杀汉人1800万人,蒙古帝国在中国实行种族灭绝和种族歧视政策,共杀7000多万人。视北宋汉人为三等贱民,南宋汉人则为四等贱民。四川原有1300万人,屠杀后仅剩80万。满清征服汉族同样实施屠城政策,先杀辽东300万汉人,从“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到济南、南昌、大同、金华、厦门、潮州、广州、赣州、苏州、江阴、昆山、嘉兴、海南、沅江、舟山、湘潭、南雄、汾州、太谷大屠杀。再到四川“全城屠尽”。模式一样:根据清军头领发布的屠城令,实施残忍的群体屠杀,进行群体强暴,还将女性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中国人口从明末51655458人下降到10633326人。

   

   中国当权者的酷刑杀人手段之狠毒残忍堪称世界第一。[3]人类发展总趋势总是不断从野蛮走向文明,但有时难免出现历史的倒退复辟。中共暴政正是将中国从文明拉向野蛮的大倒退。中国古代有割鼻、宫刑(阉割男幽闭女)、砍头、砍脚、膑刑(剔膝盖骨)、割耳、烹刑(煮杀)、炮烙、车裂、凌迟(千刀万剐)、五马分尸、腰斩、戮尸、活人殉葬、株连九族。

   

   中共在酷刑残忍野蛮上有许多发明创造。在瑞金苏维埃时[4]:毛泽东指使李韶九施用"打地雷公烧香火" 等多种刑法,被打者 "皆体无完肤"、"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在延安时期[5]例如对党内"托派"的处死方式有集体被刺刀捅死、马刀劈死、活活打死、集体枪杀、集体活埋、任凭狗咬,以及用木榔头把脑壳砸烂等等。令人发指的还有,延安和平医院竟将三个活生生的" 反革命分子"做医学解剖!

   

   在土改镇反时,中共发明了切西瓜(用铡刀切脑袋)、烤红薯(将人悬空在烈火上烘烤致死)、点天灯(油浸棉花用铅丝紧扎头颅,点火烧至焦头烂额)、拜城隍(逼人赤身裸体在碎玻璃上爬行,至遍体鳞伤而死)、栽大蒜(将人倒捆头埋泥中,缚在木椿上,使之风吹雨淋慢慢窒息而死)、牵黄牛(用铁钩钩住舌头,一边鞭打一边逼供)、拖地雷(将人反捆吊在马后,火烧马尾赶马乱奔,将人活活拖死)、贴广告(将女人强行剥光,钉在墙上示众,直至痛死)等六十余种酷刑。

   

   在文革中杀害民众的手段除了传统的枪决、砍头、沉溺、丢岩洞、活埋、棍棒打死、绳勒、火烧、摔死外,创下了割喉管、用竹筒插入喉咙、电击乳头、火箸插阴道、机枪扫射、榴弹炮轰平整座村庄、挖死者心肝炒了下酒、割人肉烘烤聚餐、活体取肾等灭绝人性的兽行;

   

   到镇压法轮功和人权活动家时,《中共统治下的百种酷刑一览》披露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采用了上百种酷刑。又创造了强制长期洗脑、强行用精神病药物摧残人的大脑、强行将拖把插入阴道、用牙刷刷阴道、将女性学员集体剥光强行投入男性牢房、用高压电棍电击头面乳房阴道阴茎及插入肛门电击、党政军医公检法司紧密配合大规模活体割除盗卖心肝肾眼角膜等人体器官等丧尽天良的畜牲不如的野蛮兽行。

   

   中共体制内学者公开承认:中共专制暴政下至少存在 13种酷刑:一是暴打或重殴。除了拳脚相加外,还经常配以警棍,亦有踢得孕妇流产。二是吊打,即把人捆绑后悬吊起来施以殴打,多次发生致死事件。三是反铐或背铐。最痛苦的是指铐,而且一只手过肩往下,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将两手铐在一起。曾导致人心力衰竭而死。四是火烙。本为古代酷刑,竟被现代沿用。五是烟头烧烫。此法被常常用来加害于女性受害人身体。六是电击。除了用磁石电棒电击致人死亡的案例外,还发现用强紫外线电击器、电击枪电击,并同时施以殴打而致死人的案例。七是用强力灯光近距离照射眼睛。常常致使人视力严重衰退。八是蹲马步或站马桩,也称 "开摩托车"。此种中国武术的基本功,竟用于惩罚同胞。九是利用驯犬撕咬。十是利用假枪毙刑讯逼供。十一是利用下流手段进行刑讯逼供。主要表现脱裤拷打,拳打脚踢男女隐私处,或用警棍乱捅或电击男女隐私处。十二是强喂或强吃脏东西,如人粪、尿之类。亦曾导致人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十三是实施侮辱性的讯问或惩罚。与用下流手法造成身体痛苦不同,此更侧重于侮辱人格的一面。[6]

   

   [1]《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2]张宣武,《宋哲元杀戮陕军五千名俘虏目击记》,转摘自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129-131页。

   

   [3]郑义编著《窝里斗的民族》(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5月)第7-8页。

   

   [4]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AB团的历史考察》

   

   [5]《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延安整风运动来龙去脉》以翔实丰富的史料和众多的典型个案将延安 "抢救运动"的酷刑和惨状及整风运动的活生生图景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受害者有些人不但受到肉体创伤,甚至被秘密杀害。

   

   [6]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教授陈云生《走向人权与法治--反酷刑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012/02/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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