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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反人民的疯狂暴力镇压与人民反中共的暴力革命


   【一】。某领导在中央政法维稳工作会议上的内部讲话(仅供参考)
   (博讯北京时间2012年1月23日 来稿)
   
   当前维稳形势的严峻性不容掉以轻心,维稳就是保卫政权,保卫党,保卫我们三十年到手的改革成果,保卫我们自己,我们的家人和后代。

   现在每年几万起群体事件,主要发生在农村乡镇和边远地区,起因集中在经济层面,便于我们孤立瓦解和各个击破,如果蔓延到沿海城市,演变成政治诉求,后果不堪设想。
   今年二月,突尼斯埃及事变,有些人蠢蠢欲动,想在中国上演**花革命,中央及时布置在全国范围重手出击,将一场可能的动乱扼杀在萌芽里。有些同志缺乏危机感,觉得我们反应过度,中央明确指示宁可过之,不可不及,现在回过头看看埃及利比亚的结局,后果触目惊心,如果让他们得逞,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家人后代,都要上断头台。
   国内比较活跃的敌对分子有两百来人,我们对他们的举动了如指掌,逃亡海外的有五十多人,我们对他们与国内的联系情况,对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了如指掌,其中一些人在海外的起居行踪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不要以为逃居海外与祖国对抗可以毫发无损。一旦出现动乱,我们同这些人将进入战争状态,我们会予以果断,全面,彻底的打击。
   当然,我们不会坐等到那个时候,要利用所有的政治经济法律和其它手段让这些人彻底死心,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明白与政府作对是没有出路的,在这个社会你将寸步难行,对于其中的一部分识时务者,如果愿意听从配合,守住我们划分的界限,我们可以区别对待,把他们当作笼子里的鸟养着。
   我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历经千辛万苦夺得政权,在非常时期动用非常手段,粉碎内部和外部的敌人,无论是对付叛徒还是渗透到敌人内部,我们老一代的革命家为我们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虽然今天我们的敌人不同了,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了,这些经验仍然有用,不能放弃。
   最近的乌坎事件,有的同志以为中央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中央,全党在维护党的基本利益上是高度团结高度一致的,党的各级干部可以在任何方面犯错误,决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动摇出错,六四是个教训,凡是对动乱分子姑息放纵同情的干部,不论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都要下台,都要受党纪处置。乌坎事件远没结束,还在发展,为首分子一定会被绳之以法,挑战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可以逍遥法外?这个头决不能开,谁也不敢开。
   现在的国际大环境比起六四时候,对我们有利的多,那个时候我们挺了过来,没有像苏联东欧那样陷入不劫,现在我们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都强大了,国际上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在我们这一边。
   零八年西藏拉萨平暴,我们探测了一下所谓西方舆论,结果是大获全胜,十几年来我们在侨界,留学生中细致深微的工作开花结实有了成效。我们在西方的学界商界和政界下了很多功夫,争取了不少人,今天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我们可以调用的资源已经完全不同于二十年前。
   今后我们对新疆西藏的分裂活动的打击,只会更加严厉,绝不会姑息手软,只要内地稳定,那些地方就乱不起来,北京稳定,全国乱不起来,你们在北京和沿海城市工作的同志责任重大,不要缩手缩脚,不要畏前顾后,不要怕西方说三道四,要有危机感,要有你死我活的思想意识,责任由中央来负。 指望我们拱手相让政权是痴心妄想。保住枪杆子,保住政权,我们就是胜利者,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二】。"遇罗文: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 作者:遇罗文
   
   今年元旦,我看到王有才先生组建中华革命党的报道,感到十分振奋。这标志2012年,人们的认识又有了一个极大的提高,距离中国民主化的目标又接近了一 步。组建这种有针对方向的党派非常必要,最起码可以起到对暴力革命研究和指导的作用,让中国的民主进程少走弯路。 我认为,暴力革命是中国民主化的前夜,是无法绕开的必然一步。按照目前中国的现状,实现台湾那样的民主恐怕遥遥无期,经过一场暴力革命,去掉了中共这个最 大的绊脚石,新上台的政府要想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只能缩短民主化的进程,不可能再延长了。 这不等于说我喜欢暴力革命。了解中共历史史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暴力革命的血腥、残暴、没有人性的一面;谁都喜欢像台湾、东欧以及茉莉花革命当中温和的那 几国,和平着进入了民主社会。但是中国大陆无法实现这种模式,下面我还要详细讨论。 这也不等于说我们要促成暴力革命。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如果大家都想生活安定,有人突然号召暴力革命,只能被大家看成疯子。暴力革命是诸多因素拼凑的结 果,是水到渠成的大势所趋,它也是中国人的天性使然。如果找人为促成的因素,那也是中共几十年的言传身教和倒行逆施的结果,这也是大陆有别于台湾的原因。 实现暴力革命的必然因素有以下六点。 一,中华民族自有的特性。 1、“民不患寡而患不公”。 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过大。不可否认,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都可以归纳或转化为经济利益的矛盾。当前中国的权贵集团,随便拉出一个都会有数亿元 的非法所得,他们与广大的草根民众早已形成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矛盾。除了既得利益集团幻想着这个社会保持稳定以外,底层民众已经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恨不得 赶快来场暴力革命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千万不要以为向往革命的只是最底层的穷人,很多比较富裕的人士也照样受少数权贵的欺榨。每年新年我都参加一些民运 圈以外人士的聚会,最爱听他们介绍大陆现状。今年与往年最大的变化是开始有人议论造反了。 2、中国人的自欺心理及其反弹。 鲁迅早有过精辟的论述,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当奴隶而不成的时代。要知道,鲁迅时代的中国人,要比中共建政以来的中国人有自由、有尊严 得多。毛泽东就是利用各种运动整人,借一部分人想当奴隶而不成,让另一部分人珍惜自己的奴隶地位。不仅如此,中共还刻意培养奴才意识,比如争取入党入团、 检举揭发别人、向党交心表忠心。经过这样的洗脑,有人就真受骗了,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党把我从苦海里救出来,给了我吃和穿”等等。只要言论开放,这种糊 涂人很快就会明白,党也不出产粮食布匹,怎么能给你吃穿?你的吃穿还是你自己的劳动所得。即使给了,那也是从地主资本家那里抢来的非法所得,用得并不光 彩。 在没明白的时候,以为自己成了新中国的主人翁,有这么一点精神力量支撑着就能忍,粮食困难时期饿死几千万农民也不造反,工人几十年不涨工资也不闹事,一旦 他们看清自己上当受骗的窘境,他们满腔的怒火要比一直都明白的人要旺盛得多。 3、崇尚暴民情结。 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人自古以来对暴民褒多于贬。例如《水浒》中的绿林好汉们,许多也是滥杀无辜的高手。李逵是其中的典型,人们都注意他忠 厚、孝顺的优点,很少有人谴责他抡开板斧不问青红皂白逢人便砍的行径。暴民意识源于社会的不公和法制不健全;弱势群体在腐败横行、不讲法治的国家生存,往 往又以暴民意识作为对抗强权的精神支柱。暴民不一定是暴力革命的主体,起码是促成暴力革命的主要力量。 4、仇富和唯恐天下不乱心态。 当初中共暴力革命所以能够成功,利用的正是国人的这种心态。早期中共武装所需军饷,全靠对富人打家劫舍和绑票索取,人们并没有对这种土匪行为有所警觉,即 使是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中共建政前夕,许多人放弃逃离大陆去香港台湾,宁可迎接中共的统治,结果绝大部分都遭了殃。穷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土改时斗起地 主来格外凶狠,全然不管人家的地是不是合法所得。“为富不仁”成了定律,很少有人质疑它的合理性。 如今中国暴富的人更多了,他们比起49年以前的富人来说,非法所得的比重要大得多。仅仅这一个诱因,加上唯恐天下不乱的因素,拥护暴力革命的恐怕就会占大 多数了。 二,中共长期教育的结果。 中共是靠暴力革命起家,所以对暴力革命情有独钟,在教育课本、影视作品、文学艺术等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阵地,都对暴力革命极尽美化之能事。它不仅美化自己 的恐怖暴力行为,也大肆赞扬美化李自成、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些劣迹斑斑的暴民运动。这样宣传教育的结果,其实是教会了人民采取以暴制暴这种极端的反抗方 式,让人们更容易接受暴力革命。从中共的立场来看,这种宣传教育是非常愚蠢的,难怪近几年一些御用学者不断提醒当权者,要转变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思维,但 是为时已晚,况且也不好自圆其说。 三,和平改良道路的失败。 在80年代,中共高层开明人士占了一定的位置,让人感到似乎中国有和平过渡到民主社会的可能,其实这是幻想。因为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逆向淘汰,它的大部分成 员是死板保守投机自私的;体制也依然是专制独裁的。那时候确实是中共唯一的一次改弦易辙的机会。尽管开明派占据着舆论和正义的优势,还是敌不过极左势力的 权势,例如取缔民主墙、不能否定反右运动、给民运人士魏京生徐文立判刑、搞“批判精神污染”运动等等。直到“六四”大屠杀,中共党内开明派彻底没了位置, 从此中国离民主化相去甚远。开始人们还寄希望于独裁者邓小平死了以后,或许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改变现状,毕竟这是一厢情愿的思维方式,往往会落空。 随着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假如现在中国变成民主法治国家,该集团的成员的罪恶足以个个判处死刑。可以想象,此时要想和平地让权 贵们交出他们手中的权力,这怎么有可能呢?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死把住权力不放,决不能给民主一点儿松动。因此与达赖喇嘛不可能谈判出结果;“零八宪章”的 代表人物刘晓波必须判刑;民主呼声高的大陆人士一定被关押。很容易大家就都明白了与虎谋皮是行不通的,消极等待是遥遥无期的,唯一的希望也就剩下暴力革命 这一条路了。 四,新仇旧恨的积累。 中共建政以来,不夸张地说,是罪孽深重、血债累累。几天前的一份中文报纸上有篇文章说,毛泽东是人类有史以来杀人最多的暴君。前面提到,80年代是中共改 弦易辙的唯一机会,也是在罪恶史上与前任毛泽东划清界限的机会,容易得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原谅。但是由于中共多数成员素质太低,加上独裁者邓小平本人的前 科,放弃了这个机会。直到今天,毛政权的继承人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次,为过去的罪孽认认真真地道过歉,更不用说经济赔偿了。地主富农被没收的财产没有 一点退赔、房产主被没收的房产绝大部分没有返还,就连历次运动扣押被迫害人的工资都没有如数发还。无数被杀死和酷刑致死的无辜者,得到的仅仅一纸平反通 知,那些土改时被打死的地主、文革时期被打死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就连这张纸也得不到! 今天,一脉相承的当权者们,自己享受着豪华别墅特供食品,让草根民众吃有毒有害的食物,让他们的孩子砸死在劣质楼里变成了结石宝宝,当权者用不作为的方式 在继续着间接杀人! 那些死难者的亲人、那些还活着的受过中共迫害的、那些有冤无处伸的上访者,对权贵们生吃活剥的心都有,难道他们不盼着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力革命吗? 顺便说一句有关和谐的问题。当权者近几年提出建设和谐的社会,这是荒唐可笑的,也是无法实现的。刚才说过,当权者对人民是有血债的,在没有得到被害人谅解 以前,他是没有资格要求被害者与他保持和谐的,即同意和谐与否的主动权在被害者一方,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 五,榜样的作用。 中国人很难做到“敢为天下先”,所以有这样的歇后语:“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这是没出息的一面。但是中国人的模仿能力又特别强,它弥补了前面 的不足。毛时代常说的一句话“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来有点道理。 杨佳、郑玉娇就是榜样,在网上好评如潮。我更欣赏杨佳,他有点荆轲视死如归的风格。当然也有貌似公允的人同情被杀的警察,说他是滥杀无辜,甚至把杨佳比做 恐怖分子,这就错了。杨佳是向腐败的专政机器宣战,任何穿警服的都是他的敌人。更该同情的应该是杨佳,他是无辜受害,而警察在选择这个职业的那天起就应该 知道有风险,而且参加了这个组织,既可以享受同伴的荣耀,也应该分担同伴的过失和耻辱。一个杨佳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轰动,他的影响力超过了所有自焚的人。 据朋友说,杨佳事件公布以后一段时间,北京的警察对市民的态度立刻谦和多了。我想上海的警察一定更有变化。美中不足的是他们二位都是为个人的原因行使正当 的暴力,假如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行使暴力甚至献身,那就更值得尊敬了。我相信不用很久,这种英雄人物就会出现,因为一切条件已经具备了。 六,设想的暴力革命起因。 按当前中国人的观念来看,办一件事一定要考虑它的效益,无论是经济的还是道义的。同时也要计算投入和产出比。在所有行业比较,抢劫贪官的财物是一本万利而 且风险很小,不需要太多的知识和智慧,盈利最佳的行业。所需人员最少三名即可,投资万元(人民币,下同)以下,主要用于是购置简单的武器和一些消耗性材 料。每次它们的折旧和损耗假设100元,每次行动收获假设100万元,不算人工成本利润是一万倍。马克思说得好,百分之百的利润就能让人铤而走险了,更何 况百分之一百万呢? 再说风险,可以视其为零。原因是贪官绝少敢于报案的,万一有人报了案,只需引爆警察来路的一颗遥控炸弹,相信绝对没有警察再敢前进一步,因为凡是为腐败政 权效力的。全是利益的驱使,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计算利益的得失,当遇到风险的时候,首先选择的是保护自己。 以上所说的物质条件,国内应有尽有,正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对于急于盈利的人来说,这些都不是障碍。况且在当今信息发达的时代,仅仅在互联网上,就可以找 到所需要的一切,包括武器弹药的制作方法。 如果绿林好汉们(或称“打腐队”)做事明智,抢来的财物拿出相当比例捐给公益事业,还可以有道义收获,换取民众的支持。 几个案件过后,所有警力都变成了权贵的私家卫队,从此再没有多余的警力去干维稳的勾当,于是暴力革命应运而生。 我再次声明,我不喜欢暴力革命。它就像拔牙前的打麻药,这个疼是免不了的。你能说你喜欢往牙床上打针吗?我也不认为抢劫贪官是十全十美的好事,它最大的好 处是消耗了腐败政权的警力,或许在经费上对革命有所帮助,坏处是给民主化的中国追讨赃款带来一些困难。利弊孰大孰小,取决于民主化进程的快慢。暴力革命容 易助长暴民意识,我相信随着普世价值的普及和各个追求民主的党派的努力,会尽量减少它的副作用。于2012年1月24日 以上是2012年1月24日在纽约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民主讲座”的一次发言。会后“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和一些个人向我提出一些问题, 概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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