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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域血红自由火

雪域血红自由火
   
   http://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3989
   
   

   作者:夏明
   
   在过去三年里(从2009年2月至2012年2月4日),中国境内已发生了20起藏人自焚事件。在2012年的前五个星期之内,就集中发生了7起。他们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僧尼或前僧人。最近在甘孜色达县自焚的三人中据说也有牧民。在我们的记忆里,恐怕还找不到一个可比的例子,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教派在短短的时间里发生了如此密集的自焚事件。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自焚事件背后的诉求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及时回应和满意的解决。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们的终极根源也已消弭。所以,面对如此性命关天的大事件,我们必须紧急关注,并努力找到解决办法。而不幸的是,当西方主要国家都深陷全球经济危机之中时,西藏自焚事件未能得到足够的关注。这种忽略让中国政府可以完全逃避国际舆论的监督,从而漠视自焚者、死亡者和他们生活其中并为之代言的社区的诉求,使得人间悲剧继续发生。
   
   十二年前,现任藏人行政中央的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博士曾对笔者讲到:我们藏区没有石油,连空气都稀薄,我们只有喇嘛。所以,西方世界对我们漠不关心。今天,一个又一个的男女僧侣在雪域高原燃烧,他们应当给我们带来震撼。在人性的根本层面,这种震撼产生的关注应该远远高于紧吸全球人类眼球的石油,因为,石油的燃烧驱动的是我们的轿车、我们的经济;而生命的燃烧,尤其是那些“生如秋叶之静美,死如夏花之绚烂”的僧尼的燃烧,烧灼的当是我们的良心、驱动的应该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此,我想讨论和阐明下列几个议题:藏人自焚的国际、国内大背景是什么?藏人自焚传达的诉求和讯息是什么?是什么复杂的原因造成了藏人,尤其是僧侣的频繁自焚?在佛教和藏传佛教里,暴力、自杀和自焚与佛法教导有何关系?最后,解决自焚的关键在哪里?
   
   西藏和藏人的危机
   
   西藏雪域高原,藏人的鲜血在燃烧!藏人的生命在抗争!这是因为,西藏,这块土地养育的人民,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文化、宗教、民族特性和生活方式都面临着灭顶之灾。
   
   西藏高原恶劣而独特的地缘、气候和农牧环境造就了藏人的独特生活方式。以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尤其是虔诚的佛教信仰,藏人成为世界屋脊的最好守望者。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全球的大多数国家和民族都获得了历史发展的新机遇时,早已皈依佛教、放弃武功的藏人却被迫去面对世界上最大的毁佛政党和无神论武装起来的军事暴力机器。据达赖喇嘛在回忆录中的描述,1955年毛泽东见了达赖喇嘛,说:“宗教是毒药。首先僧尼守戒不结婚,它减少人口。第二,它忽视物质进步。” 独立学者李江琳的研究揭示,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期,中共军队一直不停地对藏区(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等地的藏人居住区)进行“秘密战争”。而后,所谓“平叛”的军事长官变成了当地的行政领导,从西藏建制初期就实行了“军区”和“工委”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模式。六十年来中国政府在藏区实行着“军政府”控制的历史。官方有意掩盖或淡化文革中藏区遭受到劫难。与官方的历史叙述恰恰相反,在《杀劫》一书中,藏人泽仁多杰和唯色父女用图片和文字记录再现了“文革”中西藏文化和人民遭遇的浩劫。唯色写道:“一九五〇年,毛泽东派遣军队进入西藏,从此军队成为掌控西藏的唯一力量。即使在中共总结的‘十年浩劫’时期,军队仍然牢牢地掌控着整个西藏。”对西藏的“军事管制”“从未有过任何放松,”存在至今。 过去的五年,“军管”还得到了更加系统的强化,甚至广泛深入到了藏区乡村,直接控制寺庙和抓捕僧侣。
   
   在1979年中共实施“改革开放”战略后,次年三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五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书记处书记、副总理万里率领中央工作组到西藏各地考察和指导工作。随着平反大量的“冤假错案”、调整极左的政策、中央加大对西藏的财政支助和经济投入、重建宗教寺庙和恢复宗教生活、开始与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代表接触和允许部分流亡藏人返乡探亲,西藏在八十年代初进入了较为平稳的发展阶段。期间,在寻求西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做出了某种让步,因此,进步向上是主流。藏区的形势也反映了中国改革的整个大趋势。但在八十年代末期,尤其从1987到1989年,中国政治的自由化显露出局限性,它和中国民众(包括藏民族)的上升期盼(尤其是在民权和自由领域里的)发生冲突。从内地沿海(例如合肥、北京和上海的学潮)到雪域高原都出现了和平游行示威。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加剧,改革派(或叫自由派)逐渐失势于强硬派(或叫保守派)。中共的政策逐渐趋于强硬和保守。在加强控制、打压异议人士的总方针下,北京对汉人相对要耐心和克制一点;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对“国外敌对势力”的臆想、大汉族主义的影响都使得中共领导层更轻易地把少数民族问题上升到“领土和主权完整”、“国家安全”的层面,针对藏人动辄使用军队、武警来暴力弹压。所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开枪镇压和平示威、造成流血事件首先在1987年和1989年发生于西藏。1989年三月的拉萨军事戒严(长达14个月)是由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直接决策实施的。以后在1994年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对藏工作继续强调控制和镇压。中共统战部在1996年发布通告,禁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到2008年西藏再度出现大规模游行示威。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中共都采取了军事暴力和广泛镇压来处理藏区冒出来的抗议事件。但军事镇压的效果愈来愈差,治理藏区的成本愈来愈高,藏民的不满和反抗都在加速产生。以至在过去的五年中,藏区抗议活动从未停息,甚至很快地蔓延到汉藏交界区、内地城市(例如西安和成都)。而且,危机还在不断升级。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它陷入了“以暴维稳、越压越乱”的恶性循环。
   
   有必要指出,藏人面临的灾难源头集中表现在以“械心”闻名的“技术官僚治国”的治理体系。其中尤以后来从西藏回到北京、再升任总书记的胡锦涛,和从四川省委书记升任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工作的周永康为典型代表。胡锦涛头戴钢盔在拉萨街头亲自坐镇并参与89镇压的报道在海外已经流传甚广。他对宗教、文化事务的僵化和铁腕控制已无需多写。但周永康需要提一笔。作家茉莉写道:“在四川藏区迫害西藏人,周永康也是‘有口皆碑’的。2001年夏天,四川省色达五明佛学院的几千名藏人和华人僧尼遭到镇压,他们的住宅被强行坼除,在被驱逐之前,当局要求喇嘛在声讨达赖喇嘛的声明上签字。穿着破烂袈裟的喇嘛和尼姑被迫到处流浪,这成了周永康的‘治藏政绩’之一。”她还写道:2000年3月,刚上任两个月的周永康在和四川农民人大代表见面时说,“他视察了四川藏区甘孜地区,不明白四川藏民为何不顾今生只顾来世。他反对西藏人捐献给寺庙“,还说,“西方也有宗教信仰,但他们哪有把钱都送到教堂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精神层面的满足对藏人如此重要,将藏人和佛教三宝(佛、法、寺)割裂开来,也就在文化意义和生命本质上消灭了藏人。如果“以食为天”、“信奉吃教”的汉人能够反思一下,某一天,突然成吉思汗的一位后人(大多数该是穆斯林)又重新入主中原,新的统治者将猪肉从汉人生活中剥夺,汉人的文化认同又将在何处存在?我们必须明白,“三宝”提供的精神层面上的价值是任何宝贵的美味都无法替代的。显然,对藏人来说,让他们忘记来世、只顾今生,就必然剥夺他们的根本,完全在无神论和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现代化就会成为“西藏的肿瘤”。 如果藏人没有掌控和决定自己民族命运的自治权和自决权,西藏继续缺乏内生性的、有机的发展动力,就难以摆脱被“天葬”的命运。胡锦涛和周永康表现出对宗教和精神信仰的彻底无知,以此想要来为西藏危机找到出路,必然是没有希望的。而如果以军事暴力机器去推行这样的“大现代化”,它引起的就不仅仅是宗教不自由、人权没尊重的问题,而是整个西藏和全体藏民族的危机。
   
   达赖喇嘛领导的流亡藏人
   
   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是中共试图在西藏推行第一次“一国两制”的失败,也是产生以后西藏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达赖喇嘛不只是带走了自己的家人,而且藏区的四大教派和苯教的高僧领袖也全部逃离,带走了西藏的灵魂。从此,喜马拉雅山两麓的藏人过上了“灵”与“土”分离的生活:逃离家园、暂居佛土的藏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家园,但却失去了祖国故土;留守家园的藏民却难以在精神上自由归家。王力雄观察到:“当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把‘经济发展’当作民族政策时,尽管生存指标和经济指标取得了相当进步,面对的却是更多不满。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对藏人来说,心的家园在西藏以外,“达赖喇嘛如同父母,甚至高于父母。”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藏人在藏区境内自焚,境外的藏人也有自焚(例如在新德里和尼泊尔),因为山麓两边的藏人渴望在藏土重归一家已经近六十年了。
   不仅藏传佛教的最高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海外,而且中共认定和培养了十几年的大宝法王十七世也在千禧年之夜逃离西藏,居留在达兰萨拉。可以说,今天中共控制下的藏区除了有大片的土地和六百外藏人外,藏民族真正的“软实力”是在海外。首先,达赖喇嘛是藏文化的品牌和名片。在全球国际舞台上,达赖喇嘛的被识别率恐怕是和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分高低的。而他的受欢迎程度在西方甚至超过他们自己的天主教教皇。王力雄曾写道:“由于达赖喇嘛是西藏流亡者几乎独一无二的象征,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西藏问题的国际化,实际上就是达赖喇嘛的国际化程度。”
   
   其次,随着佛法在汉地遭到大规模毁坏和污染,流亡藏人和他们飘散在全球各地的僧团成了那烂陀佛教传承的守护者和纯洁性的捍卫者。在流亡政府的所在地达兰萨拉和南印度等地建立了佛教的研究、译经和辩经中心,全球各地都建有弘扬佛教中心。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向神秘主义的回归同藏传佛教的全球化相互拥抱、融合。中共逼走达赖喇嘛,万万不曾料到佛教透过达赖喇嘛在西方日常生活层面产生如此广泛深刻的影响,这也是不幸事件中的万幸。未来也会证明,当中国汉地要重新回归正教,摆脱社会道德沦丧,清除现今内地佛门庸俗之风,未受污染而还在佛陀故乡不断升华的藏传佛教又会成为中华道德复兴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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