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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气和灵气——从《亚细亚的孤儿》谈起

                    才气和灵气                   ——从《亚细亚的孤儿》谈起

      文/东方安澜

   我执拗地认为,才气和灵气是不同的。才气弄弄笔头的人,大多数或多或少具备一些,但有灵气的笔头,却少之又少。前晚夜里,在大年夜的炮仗声里,我再一次读完台湾小说家吴浊流的代表作《亚细亚的孤儿》,这个感觉尤其强烈。本来不知道怎么来说说才气和灵气,这下子找到了突破口。

   在评说《亚细亚的孤儿》之前,我要为自己的作品留条后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作品如果看起来能超越前人,无不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因为有了前人的比较,才有后人的评述。希望东方安澜的《吴家泾》,也能成为后人的铺垫。特别是近来看了残雪的一些文学观点,和我心有戚戚,解开了我很多的困惑。但是她对前人(例如《红楼梦》)的否定,或者是类似否定的语态,有失之偏颇和草率之处,我不认同。尽管我很理解残雪不被国内文学圈接纳的某种怨妇心结。

   还是从《红楼梦》说起吧。小说的起源,不外乎是从评话——柳荫底下拍惊堂木编故事开始,仍后始有《金瓶梅》集章回小说之大成,然后从《金瓶梅》下来,到《红楼梦》,一根垂直线。这根线,代表了中国小说的主干。以讲故事为主,在故事中寓意世道人心、人情物理。一个故事,讲得人哭,讲得人怒,我有一个偶像,叫老村,他写了一本书,叫《骚土》,他的故事可以讲得人哭里笑,眼泪含在眼眶里,读着接下去的情节,“扑哧”一下忍不住笑出来,故事能讲到哭里笑,我认为是顶尖高手了,再写,你也写到哭里笑,基本封顶了。

   在我看来,小说的推演方式,不外乎五个方面:一是外部环境,由时代背景、世态人情所展开的人间情状的描摹;二是描写人与人间情状的互动、人与人间情状的对映紧张以及冲突;三是人,不同的人之间的不同,人物个性的差异性,评论的套话所谓“人物丰满、个性鲜明”;四是人的精神,人的内省审视恐惧焦虑等等的精神特征;五是对小说中林林总总的现象小说家自己的评论,这在章回体小说中尤其多见,至于小说家应不应该现身出来,介入小说的叙事演进,对不起,这个我也不懂。

   中国文学的主干对一二三五,做得比较到位。从《金瓶梅》算起明清两代到现在五百多年,一茬一茬的作家把这个主干巩固的比较粗壮,而作为第四点,在中国文学中明显缺位,所以这个枝桠看起来则明显瘦弱。当我和文学相互都很陌生的时候,就耳闻马原《冈底斯的诱惑》具有先锋性。但后来我认真读后,觉得这个先锋性有点名不副实,就是和马建《空空荡荡》比,它也缺少勇气。我们暂时不要说精神性乃至灵魂性,一部好小说,至少需要勇气和真诚,勇气和真诚好比是蒸菜的打底,没有打底,蒸菜做不成碗面,小说没有打底,整部小说形同虚设,完全为小说而小说的小说,就像毕飞宇的《青衣》,一个九塌糊涂的作家写的一塌糊涂的小说,蒙骗十塌糊涂的读者。

   残雪说《红楼梦》带有某些幼稚的痕迹(大意),我是不同意的。但我千不同意万不同意,哪怕为《红楼梦》说一卡车的好话,也无法否认,《红楼梦》是对《金瓶梅》的简单模仿,只不过更精致而已,承袭了《金瓶梅》的文本解构,在涉及个体灵魂的层面,没有突破。文学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的作家肩膀踩着肩膀,五百年来才把粗糙做成了精致,使作为叙事体评话小说这支中国文学的主干日益粗壮。五百年来,少有旁枝逸出者。

   说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有一个主流的声音,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以西方的评判标准来界定作品的。这句话很对。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如果说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能纳入中国文学叙事体体例的话,那么,莎士比亚的悲剧、歌德《浮士德》、笛福《摩尔•弗兰德斯》、欧•亨利《麦琪的礼物》、茨威格《一个女士一生的二十四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类,属于我上面提到的第四例,写出了灵魂的极致,有别于叙事体评话小说。这里,也要略表提一下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品钦,他们的作品,又有别于其上诸人。在我看来,西方文学没有一树独大的主干,而是不分主次,各个树干顶端都有响当当的代表作品。残雪说:“中国式的思维不是自强不息的,从人性矛盾出发运动不止的,而是退缩的,虚无主义的,这样的思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自我意识,也不能抵达记忆的源头”。所以,从作品的灵魂高度来审视,较之西方文学,中国作品确实无法企及。我和残雪持同样的观点,正是中国文学的单一性比较西方文学的多样性人性的丰富性,中国文学无法企及又缺乏自省,造成了对诺奖的怨妇心态。这种怨妇心态,就是中国文学缺乏自我净化功能的表证。

   写了1700字,还没有扯到正题,现在言归正传。看《亚细亚的孤儿》,我强烈感觉到,作家受时代的局限真的很大,如果说有莎士比亚兰陵笑笑生,真的像上帝在人间播下的仙种,赋予文学先知引领人间文学的任务。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巴金《家春秋》,路遥《平凡的世界》,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还有陈映真黄春明,都是擅写光明牌文学的作家(注意,这里我没有任何贬义)。每每想到这里,都暗自庆幸,庆幸自己遇上了网络时代。网络打开了视域,快速提高了我鉴赏文学的能力。

   《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写日治时期的台湾,着墨写胡太明,从童年爷爷送他进书院,到去新式学校,到做教员到去日本到去大陆到中日战争去做日军翻译,胡太明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历史背景下的彷徨一生。这部小说同样的毛病是人物的单一性。这是光明牌作家的通病。胡太明被动地裹挟在时代洪流中不能自拔,不能自拔却又处处巧遇,在人物情节草蛇灰线的布伏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既拙且陋又愚,明显能感觉出作者的笔力支撑不了文本的重量,最后只能草草收尾,笔锋急转直下,把胡太明写疯了,写失踪了了事,而不管前面的某种铺垫和暗示。写了以上这些批评,之所以还要把霍达,巴金,路遥等举例出来陪斗,下面是赞扬的话,这些光明牌作家一个共同的好,就是共同拥有勇气和真诚。有底色的作品,都算文学作品,都能在文学的行列里聊备一格。至于那些《金光大道》,见谅,我就不浪费唾沫了。

   人性是网状的,二三流的作家常常把人性以直线型的方式推演下去。《亚细亚的孤儿》我之所以说它是一部有才气的作品,就是吴浊流把胡太明这个人物,在他有限的认知范围内,描写出了胡太明人性的温度。把胡太明在狡诈势利残酷的俗世情态下,不愿同流合污的那种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共同性,最大限度地展现开来。吴浊流笔力不可企及之处,就是无法把这种个体无可奈何的悲剧根源,提升到人类的无限普遍的高度上。我这么说,似乎强人所难,但这样的认识,正是文学的文学性、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如果作家不能辨别人类生存的各种悲剧根源的面貌,没有自我精神更新的能力,那么作家就只能停留在光明牌作家这个层面上,霍达这样,路遥这样,巴金同样如此。

   文学是作者和读者彼此感悟和启迪的过程。“从飞机上往下看,长江像一条明亮的彩带,缠绕着祖国的腰肢”,把看到的景物比喻得既形象又贴切,把外部情状提炼成意象,乃至还很生动,这个,在我看来,还仅仅是才气,不是灵气。写作者对外在世界的纤细和敏感,才能从生活的退潮中挑拣出金色的沙砾;写作者对内心世界的聪慧和颖悟,才能使阅读者感受到作者思维的无限性和精神资源的丰富性。“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一个优秀的作家,就是能吸收生活的哲理,把从外部情状提炼出来的意象,还原成生活的本质,在人性和外部情状的本质之间,呈现出饶有意味的真,这个真吃进嘴里,有滋有味,有说并不出的好,这才是灵性。使阅读者找到了润心润肺的契合感,犹如聆听到天国福音的真谛。在我给出的这个标准下,《亚细亚的孤儿》只能算一部有才气的作品,《穆斯林的葬礼》也是如此,《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家春秋》稍高一着。

   把小说写成菜谱,把菜谱写成散文,把散文写成一锅乱炖,这是驾驭文学的一个境界。菜谱写出来,是明确的,文学写出来,是不明确的,是用文字来构建不可言说的东西。艺术的本质是某种偶然的触发,如果文学作品不能营造想象的空间,那基本是失败的。我有时候想,中国文学在描摹世态上,基本被《金瓶梅》和《红楼梦》包圆了,后人再多的作品,大概都只能在这两株柳荫下跳舞,在我目力范围内,能给人醒目一亮的,不是马原,残雪是一大个,王小波公认是《黄金时代》,但《青铜时代》和《黑铁时代》更具有某种先锋和实验性质,当然,我所敬仰的陆文先生《一个坟坑腾出一间房》《梦莲》等作品同样具备先锋和实验元素。当作品的精神元素拉远了和世俗的距离,人类精神深处潜意识的自我审视,内在的醒悟,就凸显出来。有些时候,文本会出现痛苦和分裂的迹象,这就是作者的自我意识抬高后,灵魂霸占主导状态下造成的,所以有时候没经过改动粗糙的文本反而更能清晰地看到作者灵魂的觉醒。尽管这类粗糙的文本普通读者会觉得凌乱没有条理甚至有荒诞的不适感。

   灵魂的开发程度跟灵性的丰富成正比,灵性丰富,灵魂开发程度就高,为什么有的人的文字味同嚼蜡,有的人的文字摇曳多姿,道理就在这里。灵魂站立起来,文字就活泛了。灵性是灵魂的开端,是文学的入口。当我们面对这个刻板而枯燥的世界时,用文学之火,把这个世界煮烂,让世界重新换一番口味。而只有具备灵性的写作者,才会有煮烂这个世界的意趣和才情;只有具备灵性的写作者,才会去探索人性的隐蔽处,才会发现世间的残缺,才会去主动追求人生中容易忽略的东西。

                                 2012/1/24                              年初二

(2012/02/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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