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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賜麟政經論文(86)--由四書五經談古中國之治國方略(二)
論語為政篇中一再闡述以仁愛之心教化民眾的教化政治。以教育立國是儒家學派的施政重點。這是中國人在做人處事時,把情理法三項利器如此順序排列的由來.西方則是法理情。
在古中國民智未開的蠻荒年代,若是天下已太平,人民修養生息已足,透過教育手段提昇民眾的知識水準,自然是最好的治國方略。
這是漢自高祖平天下至武帝即位後,執政重點由儒家學說接棒之主因。
其實執政手法在不同環境下皆有其著重點。
在春秋戰國各諸侯國混戰外加夷狄異族侵擾的年代,秦國對內的嚴刑峻罰與對外的統一戰爭,才是施政的兩大重點。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後,修養生息與重農工商等產業政策才是第二階段的施政重點。爾後才是漢武帝時期的教化政策。
但中國歷朝各代的執政者不了解這種執政竅門,使各種執政手法在不同時代裡用錯了地方,而造成假道學與殺戮戰場不斷循環的興衰史。
儒學所提供的治國方略,一方面提升了古中國人民的素質,一方面又經常成為假道學的代名詞。其間問題的來龍去脈,就是執政手法的不當使用而已。(待續)
筆者:陳賜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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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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