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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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反对派以和平手段进行长期抗争最终确立主导地位,统治者在大势已去后被迫和平移交权力。(波兰模式)
   
   第三,统治集团改革派选择的路径:
   1、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并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成功地主导民主化进程。(苏联模式)
   
   2、残暴统治逼反全国人民,原统治集团以自己砍掉头脑的方式自赎,与此同时承认原制度失败,认可宪政民主制,与此同时至少暂时掌握权力并安排过渡。(罗马尼亚模式)
   
   第四,激进反对派选择的路径:
   统治者的残酷镇压把国家推向内战,稳健反对派失去了用武之地,激进反对派在崩溃局面中壮大,通过使用暴力武装推翻现行专制政权。(利比亚模式)
   
   此外,中国还可能面临军阀黑恶势力选择的失败之路。如前所述,中国和索马里的区别只在于还有一个暴虐的国家机器维持运转。由于社会一无正气二无道德三无法制,一旦天下大乱,国家权力崩溃后,因为整个社会正气黯然,道德堕落,法制紊乱,黑社会势力极端猖獗,警匪勾结问题严重,中基层政府黑社会化,军队腐败导致军阀割据,与此同时,由于专制政权的打压,政治反对派没法成长,或者因为过于弱小而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这种情况下,一旦中央政权崩溃,国家就会陷入无政府状况,无法形成一个健康的国家所需要的合理机制。
   
   六条路径的前景分析
   
   通观以上六条民主化路径和失败国家之路,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
   
   第一,由于私利作祟和反淘汰效应,官方主动选择民主化路径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况且这只能由官方决定,官方又几乎已经错失良机,所以,中国大陆重走台湾民主化道路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第二,官方被动选择的民主化路径和稳健反对派可以选择的第一条路径其实是同一条路径,稳健反对派在高压中成长并领导民间力量展开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官方适时认可宪政诉求,一定时期内继续执掌权力,承认反对派合法,开始向公平竞争过渡。
   
   应该说,从当前来看这是最有可能实现的模式,或者说这是最有可能走通的道路,它使朝野双方和全国人民所得较多而所失较少,是社会政治转型中代价比较小的道路。它依靠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目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良性互动只有在反对派已经强大到足以站稳脚跟,当局不能不对其加以尊重时才能正式开始,相应的,在此之前当局必然会加以严打,但这种情况并不表明良性互动绝不可能。
   还要指出,这正是我本人主张的道路,也就是东亚道路。
   
   第三,波兰模式的反对派压倒统治者的道路当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中国并没有能令反对派强大到那种程度的社会历史条件,虽然若果中国的民主进程再拖上几十年的话那也是可能的,但在未来二十年内我们看不到这种前景。
   
   第四,像苏联一样,反对派的主要领袖从统治集团中产生,成功的发动了人民的力量并主导民主化进程,这一情况目前只是不能排除的可能性,但概率非常小,不是我们能指望的。
   
   第五,像罗马尼亚一样,面对全民起义统治集团自我了断,处决最高统治者,由其他领导人或者军方出面认可宪政民主,这一情况纯属历史的偶然,概率更小。
   
   第六,像利比亚一样,当局的残酷统治达到临界点,以暴易暴的局面陡然形成,激进反对派大显神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当局并在那以后建立宪政民主制。
   
   但是,暴力革命从来是双刃剑,它并不绝对带来民主,也可能带来新的专制,带来军人统治,还可能带来大动荡,以及带来大混乱从而使中国成为索马里。当然,我不想说一概地反对“以暴易暴”,历史有时候会成为脱缰的野马,一旦社会走到那一步,任何人想反也反不了,就像梁启超正确的主张开明专制许多年,最后只好说:“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与谁语。”这一千古奇才尚对国家走向失序战乱倒退无可奈何,而况我辈?不过,从目前看我们还没有必要悲观,要相信体制内的活力还没有消散殆尽,要相信中国社会的正气还能压倒邪气,更要相信历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上文已经证明,东亚模式,即“民间施压/官方让步”,一开始由官方推出对官方有利的宪政草案并加以实施的方式,是唯一官民均可认同/社会代价最小/落实起来阻力最易于克服的和平解决民主化转型的方式。
   
   在我们把全部心血和精力都贡献给民主人权事业之前,我们决不能放弃和当局的“对话/妥协”这一寻求历史出路的方针,不能不大力争取走“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的民主化道路。
   
(秦永敏:中国民主化的路径探讨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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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2/03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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