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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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迟到的声音-全国1428名各界人士再次要求加快新闻立法


   [日期:2012-03-01]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字体:大 中 小]
   
   
   

   
   
   (参与2012年3月1日讯)我是个因言获罪的作家与记者,在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仅为一篇公开发表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而划为“极右份子”,无辜被关押整整23年。1980年“平反”回到原单位,仍从事记者、编辑工作。此后“下海”来到北京,一直从事不似媒体的媒体人。30多年来我总是为新闻和出版的立法,以及人民应有的言论自由呼喊奔走,不惜再次坐监杀头。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新闻法,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记者,仅仅是个权力与金钱的奴仆,根本不能说实话,更不能用手中的笔,去鞭挞社会的黑暗与揭示官场的腐朽,也不能监督权力者的为非作歹和欺压人民的犯罪行为。
   
   
   
   今日中国为何有如此诸多怪象?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中共再不开放言禁、再不制定“新闻法”、“出版法”,必将国不国、党不党,永远沉陷在不可自拔的泥塘里。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年了,至今也不制定“新闻法”、“出版法“,至今也不给予人民群众言论自由,这是极不正常的。只有一个解释:执政的中共不是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党,仍坚持没有约束、没有法治的专政极权主义的统治,是不能立足世界民主之林的,也永远得不到老百姓出自内心的真诚的拥护和爱戴。虽有“万岁”之声,那是在警察刺刀下发出的。
   
   为了国家的兴旺,民族的昌盛,中共的长治久安,我们吁请全国第十一届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应将新闻与出版立法大事,纳入议事日程。不孚众望,以安国本。
   
   
   
   我们这份1500人的公开信签名信,议于2010年秋,成稿于是年冬末,由“渭南书案”引发。事起《中国检察报》记者谢朝平,因揭露陕西省谓南市官员们的贪腐行为愤笔直书,写了30余万字的报告文学《大迁徙》。结果被渭南市权贵利益集团的“护院家丁”—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不经国家检察机关批准,绕过北京市公安局,千里奔袭,竟敢在首善之区的“天子脚下”抓走了谢朝平。他们是何等的篾视党纪国法?是何等的无法无天?更可悲的是,竟无一部门站出来为谢朝平说句公道话。媒体无语,网络销声。终于激怒了首都一批有良知的老干部、老作家、老记者,诸如李锐、李普(现已故)、胡绩伟、江平、钟沛璋、穆广仁、陆超祺、高锋、杜光、杨继绳等,纷纷站了出来呐喊呼吁,逼使渭南警方无罪开释了谢朝平。在此基础上,由辛子陵、戴晴、铁流等共议,发起了致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尽快出台“新闻法”、《出版法》的签名活动。
   
   
   
   第一稿是498人,第二稿(即现在发布的版本)是1458人。此版本由我负责在2011年“两会”召开前夕的2月23日上网公布,谁知在2月20日出现了“茉莉花”事件。2月22日清晨,我把17份给全国人大委员长、副委员、秘书长的文本带上,正欲乘车去邮局寄发,突然连同太太、司机被有关部门“绑架”。后经过理性的和平交流,对方希望此事勿与“茉莉花事件”交织在一起,提出暂不要在网上公布。同时还提出,在“两会”期间,要求我不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个人也封笔暂不要写文章。有关部门负责人也承诺,在“两会”后为我们老人搭建一个沟通对话的交流平台。出于对方的诚恳和我的信诺,相互握手言欢均表示理解,六个小时后放归。但不久辛子陵先生被圈禁了。
   
   
   
   此后,我谨遵承诺,严守言行底线,半年后获得出入境解禁,与相对的自由行动。想不到2月15日,通州区国保大队无视人的尊严和人格,竟然会同区文化委员执法大队收去我自费编印的赠友资料“五七动态”和“潮汛”1800余册。我多次提出,希望和平发还,可他们蛮横不讲理。方知原因仍是国家无新闻与出版法,这些号称为人民服务的公干人员,何有尊重人民的权利?何有重视人民的言论自由?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颠复国家的“犯罪行为”。真使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我除向高层周永康书记写信告状外,值此两会召开前夕,特将封存冻结达一年之久的文本—“全国1428名离退休干部、老一代新闻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再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加快新闻立法。切实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认真兑现言论出版自由!”公开发表出来。
   
   
   
   我十分愧对1428位签名人,为了个人的身家安全,竟然埋葬了时代的呼声,举国大事,借此向大家谢罪。
   
   
   
   这封“全国1428名离退休干部、老一代新闻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再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加快新闻立法。切实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认真兑现言论出版自由!”公开信发表后,可能会给我和我的亲人,带来极大的不利:一是再次限制出入境自由;二是抓捕拘狱;三是从人间蒸发。
   
   
   
   我是快80的老人了,管不到这样多,只能听天由命,祸福全在他人。正如温家宝总理引用先贤林则徐的话:“苟为国家生死予,岂为名利趋避之”。为了争取到一点点人民的言论自由,铁流死而无憾!
   
   2012年2月29日于北京通州润园
   
   
   
   附录:
   
   
   
   全国1428名离退休干部、老一代新闻工作者以及各界人士再次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加快新闻立法。
   
   
   
   切实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
   
   认真兑现言论出版自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庄严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宪法将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列为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之首,宣示了其极端重要性。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中强调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2003年2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與民主黨派人士舉行的民主協商會上,胡锦涛主席明确宣告: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温家宝总理接受美国有线电视台主持人专访的谈话节目全文播出。温总理答记者问时决断地说:
   
   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的规定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讲话的精神,并鉴于当前实际情况,兑现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实为当务之急,特陈情如下:
   
   
   
   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权利未能切实兑现,由来已久。违反宪法此项规定的不良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事实俱在,不容忽视。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上制定的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中即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及示威游行的自由权。”1954年9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从1949年9 月宣告建国起,61年过去了。从1954年9 月正式制定宪法起,56年过去了。从1982年制定新宪法起,又28年过去了。至今,本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各项自由权利,仍然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虽然现在出版单位和出版物从数量上看是空前地增多了,但是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是否得到了切实的保障,并不在于出版物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对出版物的内容有没有非法的无理的限制,更在于大多数公民对于自己有多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亲身感受。
   
   大量存在的事实是;宪法对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庄严规定,常常受到某些党政机关另行制定的种种执行细则所否定,不少党政官员甚至可以不根据任何法规,“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肆意践踏公民的各项法定自由权利。不但随意禁止触犯了他们的私利和面子的或者他们不喜欢的报刊书籍的出版发行,甚至动用公安部门的力量,侵入公民的住宅,搜查和没收电脑、出版物、原稿,抓捕记者、作家等等。对一些曾经发表较多民主言论的人士,则采取“分层管理”的措施,严加约束。最有利于发扬民主、表达民意的互联网,也遭到莫名其妙的蹂躏,时常有一些网站被封闭,大量正常表达意见的帖子被删除,其内容既不“黄”也不“黑”,只不过与所谓“主流”不甚一致,或者有些词语被认为“敏感”。对尊严的宪法条文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甚至“无法无天”的做法,既阻碍和破坏了公民以国家主人的身份参与和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在世界上极其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国家的形象,削弱了我们国家的软实力。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作主”61年,但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例如,现在有些内地公民的作品,还要拿到香港才能发表和出版,这不是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的福荫,而是沿袭殖民地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未免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也同样没有言论出版自由。竟有如此指令:凡是某人的作品,一律不得公开发表。甚至过去已经在党报上发表过的文章也不许再转载。例如: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在湖南新近出版的《周小舟纪念文集》中却被抽掉了,只因为“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这样的通知,真是荒唐至极!李锐大声疾呼:“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新闻出版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国家总理也不例外!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所发通稿竟然把讲话中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2010年9月22日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的讲话,也谈及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道这些活动时,又把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是查不到具体人的。显然,背后有见不得人的看不见的手在操纵。他们自知违宪非法,不留文字痕迹,通常只是以电话通知出版单位: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又严令必须执行。这种发号施令者竟然凌驾于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之上。他们从哪里来的这样大的权力,如此胆大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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