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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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建军:反满与革命——戊戌前后的梁启超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2/23/2012
   
   
   作者: 黎建军
   

   梁启超所希望的中国革命,当然是一场不流血的变革。如果真是那样,他便会馨香而祝。但是如果不得不进行有血之破坏,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无血之破坏),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有血之破坏),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我也不是一定要和什么一姓的人做对头,只是据政治学的公理,这政权总是归在多数人的手里,那国家才能安宁的。你想天下哪有四万万的主人被五百万的客族管制的道理吗?但凡人类的天性,总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先,别人的利益为后。所以主权若是在少数人,一定是少数的有利,多数的有害;主权若是在客族,一定是客族有利,主族有害。”上面这段话是梁启超所写寓言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两个人物的一段对话。在这段文字里,梁启超的反满情绪表露无遗。
   
   中国读书人有激进的思想,应该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甲午之后,报纸兴起,在当时的中国,倡导民权甚至反满革命最早者当为《时务报》与《清议报》,而这两张报纸的灵魂人物就是梁启超。虽然1901年后,梁启超极力鼓吹君主立宪,同盟会成立后,梁启超还与激进的革命党人发生了长时间的笔战,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清未知识分子的反满革命言论,实自梁启超始。《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陈天华无不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陈天华在其绝命书中,还一再表示自己所追求的是温和的政治革命。这也足以说明,清末革命党人包括中国同盟会的反满革命理论,其渊源无疑来自于梁启超。
   
   梁启超曾在致康有为的信中表明了自己反对满清的民族主义立场,也正是从那时起,梁启超在政治上开始与自己的老师康有为分道扬镳。梁启超认为,在当时只有以反满相号召,才是最符合时代精神的政治主张: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光绪二十八年四月致夫子书》)
   
   梁启超的反满文字、民权思想、革命言论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传播手段很快风靡一时。中国稍具思想的开明知识分子无不受到他的影响。这些开明知识分子早就不满现状,但因畏惧专制政权,敢怒而不敢言。经梁启超登高一呼,他们精神为之一振,一唱百和,挺身而起,不惜以生命的代价,结成力量,要求变革。1896年《时务报》创立,而不到一年时间,销量就达到一万二千余份。这在现在看来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中国,却已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了。梁启超后来回忆起《时务报》风靡一时的情形时曾说,甲午挫后,《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量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52页)
   
   此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核心内容就是“反满”。在《论不变法之害》一文中,梁启超写道: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析,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时务报》第2册第1页)梁启超认为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早已腐朽不堪,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就是中国的专制制度。而目前这一极权体制的罪恶代表就是清王朝: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自己之私产而设。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民贼夺得其公产以为己物者也,故其所最患者,在原主人一旦起而复还之。原主人者谁?即国民是也。国民如何然后能复还其公产?必有气焉而后可,必有智焉而后可,必有力焉而后可,必有群焉而后可,必有运焉而后可。但能挫其气,窒其智,消其力,散其群,制其动,则原主人永远不能复起。(《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第28页)
   
   梁启超认为,即使清政府动辄割地赔款,羸弱不堪,但清王朝搜刮民财整军备武却不是为了抵御外侮,而是专门用来“防家贼”。盖“防家贼”三字,实为满洲全部之心事,彼一切新策,皆从此三字演出也。故刚毅常语人云:我家之产业,宁可以赠之朋友,而必不畀诸家奴。朋友谓俄国,家奴谓汉人也。(《清议报》第3号)而在《富国强兵》一文里,梁启超说道:中国之地不贫而国贫,中国之民不弱而兵弱,是世界一怪现象。然则其贫之弱之者,必有一魔鬼实作梗作弄于其间,吾国民但当求得魔鬼所在而拔除之。梁启超文中所指魔鬼,正是满清王朝。
   
   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中国竟然被蕞尔小国日本打败,这实在归因于清王朝执政当局贪腐误国:以中国之大,而何以败于日本,岂非西后与满洲逆党实执其咎哉?糜海军巨万之款以筑颐和园,一旦军兴,有国不顾,有民不谋,擅以我同胞公共产业之土地割让他人,擅取我同胞辛勤血汗之资财献与他国,不惜掷四万万人之生命财产,以易颐和咫尺之地。
   
   梁启超指出,此时的清王朝已是枯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其以顽固为体,以虚诈为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也。即使能兴举一二事,而本原不变,积弊不改,则多兴一事多增一蠹,终归于糜烂也。
   
   因此,梁启超认为腐朽的满清王朝是中国贫弱不堪的病根所在: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后党之政府是也。我辈同志,与西后政府为仇敌,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为我中国人之公共仇敌,又为万国之公共仇敌,故人辈迫于公义,誓不与之两立,盖必将此病根拔去,然后我国得安,万国得安也。
   
   在梁启超眼里,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执政者是大可不必要存在的。他在《上陈中丞书》一文中,公然劝湖南巡抚陈宝箴使湖南自立: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而要想自立自保:则必使六十余州县之风气,同时并开,民智同时并启,人才同时并成,如万毫齐力,万马齐鸣,三年之间,议论悉变,庶几有济。(《梁启超年谱长编》60页)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大兴民权,民权一兴,专制必亡。也正是这种民权思想,导致梁启超与康有为渐行渐远,他以“天下将亡矣,人宁待汝邪”的时代急迫感积极寻求救国之道,很快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他在回复严复的一封信中曾说过: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岗岩之下的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为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倡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他还认为:凡赋税于民者,苟为民做事,虽多不怨,今西国是也。苟不为民做事,虽轻亦怨矣。
   
   梁启超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中国民权意识尚未普及,中国人很难领悟到主权在民这样的道理,所以他除了大力倡办报纸,也积极参与开启民智的具体行动。梁启超倡导民权最力的时期当是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之时。狄楚青在其《任公先生事略》中曾记载梁启超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的宗旨: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时务学堂,时与同人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梁启超在其《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里也曾说:时吾侪方醉心民权革命论,日夕以此相鼓吹,札记及批语中盖屡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哗,群起掎之。新旧之哄,起于湘而动于京师。御史某刺录札记全稿中触犯清廷忌讳者百余条,进呈严劾,戊戌党祸之构成,此实一重要原因也。而在纪念他的学生蔡锷逝世十周年的演讲中,梁启超还情不自禁的提起与蔡锷他们在时务学堂时的往事: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不知不觉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像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向外宣传。梁启超在时务学堂的学生共四十人,而为了追求他们得到的这种新信仰,有三十多人付出了自己年轻的一生。
   
   早在1898年夏天离开湖南时务学堂回上海治病时,在招商局轮船上,梁启超就与同行的同志相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辈从此相约,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意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败,仍须尽力进行。然此时方为吾辈最艰苦之时,今日不能不先为筹划及之,人人当预备有此一日,万一到此时,不仍以为苦方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是何等的激进,也能料想到为什么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的梁启超马上以革命相号召谋求推翻清王朝。
   
   《清议报》开篇序言就说:盖夫烈士谭君嗣同之言也,曰:世界万国之变法,无不经流血而成,中国自古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呜呼!吾闻谭君之言,始焉而哀,终焉而喜,盖我支那数十年以来,正如严冬寒冱,冰泽腹坚,及有今日之事,乃所谓一声春雷,破蛰启户,自此以往,其必有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以扶国家之危于累卵者。
   
   梁启超曾说过中国万事不进步,防民独有术,而满清王朝防民之术相较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梁启超认为清廷只知防范国人,以杀戮国人为能事。在他看来,当时的满清王朝的军队实质上是“民贼之兵”:今中国之有兵也,所以钳制其民也。夺民之性命财产,私为己有,惧民之知之而复之也,于是乎有兵。故政府之视民也如盗贼,民之视政府亦如盗贼;兵之待民也如草芥,民之待兵也亦如草芥。
   
   经过戊戌变法失败的痛楚之后,血气方刚的梁启超举起了革命的大旗。在此后的文章中,他的言辞越来越激烈。在《自由书——破坏主义》一文中,他说: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
   
   而破坏又分为二种,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梁启超所希望的中国革命,当然是一场不流血的变革。如果真是那样,他便会馨香而祝。但是如果不得不进行有血之破坏,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呜呼!吾中国而果能行第一义也(无血之破坏),则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则吾所谓第二义者(有血之破坏),遂终不可免。呜呼!吾又安忍言哉!呜呼!吾又安忍不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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