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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前瞻:中南海寡头共治基础加速削弱

    2012年前瞻:中南海寡头共治基础加速削弱
    (郭国汀天易网首发)
   
    龙年伊始,胡锦涛在《求是》党刊上公布了其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未能写入《决议》的部分章节,其中有“国际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图谋”、“深刻认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等典型毛共辅导员用语,读之大有重回1965年之感。
    新年伊始,胡锦涛一反其刻意保持模糊面目的装孙子风格,突然抛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亲自狂喊“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映出中南海寡头共治基础在加速削弱。


   
    邓小平死后,没有了强势元老的中共高层,演变为一种以总书记为主导、众常委共治的格局,这是一种寡头集体专权的专制形式,也可称之为寡头共治。在江泽民退位后,又形成一种半吊子“太上皇”垂帘的寡头共治局面,这种奇特专制堪称举世无双。在此前寡头共治期,总书记的理念已不一定能写进宪法,但总书记的主张,鲜有不能写入中央全会决议的,在邓小平以后,即使总书记有某些主张不能够见诸中央全会决议,为了对外显示“党的团结”,也从没有另辟发表渠道的先例。
    因此,胡锦涛甩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网等党宣媒体,公开发表被中央全会拒用的部分讲话章节,反映出胡锦涛和其他常委之间的“团结”出了问题。以胡锦涛对统治集团内部一贯谨小慎微的作风来考量,这次的出的问题颇为严重,如果不是威胁到了胡锦涛的权力,他是不会有那样大的动作的。胡锦涛如此急不可耐地要发出与《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同的声音,明显是要维护自己的路线,这就从一个侧面上反映出:外界盛传的胡锦涛管理社会学习朝鲜、古巴的极权倒退路线,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遭到其他常委集体质疑,断不是空穴来风。
    中共政权的党专制设计,天然地有利于总书记独裁。因此,虽有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胡锦涛利用其政权枢纽的职权优势,通过其所主持的日常工作便利进行反击是轻车熟路。
    与胡锦涛大力强调意识形态斗争同时发生的是:当局对维权抗争的镇压,于乌坎村事件之后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加强、新一轮言论收紧、对民运异议人士的镇压则进一步升级:高智晟撤销缓刑重新判刑、陈西重判十年、朱虞夫撤销“保外”...国内各地民主党的负责人基本上抓光了。
   
    但是效果如何?“越维稳越不稳”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中共当局的年“维稳”经费,前年就已超过了军费,达六千亿美元,现在继续连年加速递增。清醒的人都知道:这样下去就是“亡党亡国”。现在强拆征地的“土地财政”已走到尽头;毛时代的人口红利也已用尽——国家缺少年轻人,劳动力成本高涨;出口导向经济又遭逢低迷不振的西方经济和越南、印尼、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拉美等劳动力充裕国家的激烈竞争...清醒的人都知道:这样下去就是共产党的加速垮台。
    胡锦涛眼见朝鲜饿死两百万人不出“六四”事件,就以为中南海红朝可以凭借高压,而象金家王朝那样垂而不死,于是乎现在不要经济发展而重新“抓纲治国”。殊不知,朝鲜与中国国情大不一样:
    一,朝鲜仍然是一个斯大林牌的铁幕社会,但胡锦涛却没有能力把中国拖回铁幕社会;
    二,朝鲜是小国,经济崩了,也可以倚靠胡锦涛每年给的二十亿美元等巨额援助维稳;中共国经济垮了,谁能援助?
   
    有人说胡锦涛是中共权贵集团的代表,今天的恶果是权贵集团酿成的,不是胡锦涛的责任。这话只对了一半,胡锦涛只是中共权贵集团中极权专政派的代表(与毛左派类似),今天的恶果固然根在体制,也有胡某人的个人主导责任,不然,我们凭什么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的功绩呢(难道这也可以说是体制造成的)?
    本来,在维持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上,胡锦涛与新老左派一样,与江泽民、温家宝、吴邦国、李长春、薄熙来等等有着充分的共识。但现在在如何延续一党专制上,明显是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胡锦涛、令计划及其党政军中的极权顽固派,迷信“管理社会学朝鲜”——镇压万能;
    薄熙来等朝野毛左派,认为光靠高压维稳不行了,要“唱红兴左”、再次“均贫富”;
    温家宝等开明官僚,主张重走赵紫阳道路,搞开明专制,一旦时机成熟,把共产党改造为社会民主党;
    更多的高层官僚,则心仪江泽民、曾庆红等人崇尚的新加坡道路,重奉儒家,建设官僚资本独裁新国家。
   
    虽有这些分歧,若没有大的社会危机,胡锦涛和众寡头还能维持“一碗水端平”的局面,但现在社会抗争愈演愈烈:强拆,搞得士兵都持枪出走;特警维稳,竟镇压到了维权“城管”的头上。现状是维持不下去了,党的出路的问题,越来越紧迫,可以预见的是:寡头共治必然破裂,游戏规则必遭修改。
    游戏规则修改之时,也就是共产党垮台之日。
   
   曾节明 写于2012年元月七日于纽约州家中
(2012/01/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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